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文论在理论研究与深化中确实需要“中国经验”的有力支撑与话语描述，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及其构建过程还缺乏恰当有效的“中国经验”。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中国经验的提炼与表达，同时，中国经验的提炼与表达的内容与方向又决定性地影响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瓶颈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境遇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综合来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如何有效面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理论旅行与影响问题；
4. 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如何进一步展现出时代化、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5. 文学理论研究如何与批评实践有效契合；
6. 传统文学理论研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如何更纯洁地保持自身学科自律问题。
在理论与批评的层面上，这些问题相互联结错综交融，这种理论格局造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处于一种体系不明、学理不清、话语拥挤和交流不畅的状态，文论话语的多重理论资源与现实批评应用、理论研究传统与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阐释间隔，“在文学理念、思维形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等方面面临着时代与自身理论生命力的双重挑战，由此出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危机与焦虑”，导致学理分析与经验阐释的差距不断扩大，因而，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研究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纵观以往关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国经验”的讨论，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在“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批评领域的声音明显多于理论研究的声音，体现出了“中国经验”研究中“批评先于理论”现象；其次，在“中国经验”的定位上，一般会将中国文论话语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纳入广义上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宏大叙事之中，认为，中国经验“本身就是一个流变着的事实”，其“核心主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于这两个特点，前者给我们提供的启发非常重要，值得进一步借鉴，后者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
先讨论“中国经验”研究中“批评先于理论”的现象。在当代批评领域，“中国经验”的问题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在“中国经验”研究中，批评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这不仅正常，而且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一种需要重视的路径方向，或者说，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研究应该就是更多地回到批评上来。只有在批评中，中国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经验才能够给“中国经验”的讨论提供直接的参照及批评言说的动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才会落到实处。从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实“中国经验”的问题古已有之。从先秦时代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王国维时期，这个“中国经验”就是文学研究如何切实有效地回答文本创造的历史及其所展现出的规律，“中国经验”是从“文本学”与“批评论”的层面上升到美学理论的提炼和话语方式的表达。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文评”，就是一种综合的批评评判，既包含文学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又包含广义的文学文化、审美政治、人文思想内涵的引申和发展，它的一个基本路径，就是从文本出发的充分的批评阐释，“最突出的意思是‘品评’、‘品说’、‘赏鉴’、‘赏析’、‘玩味’、‘玩索’”，这种批评阐释既是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基本逻辑理路，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践得以发生发展的方法论依据。
这里面的“中国经验”就是在“都倾向于‘无’，倾向于‘形而上’”，在文本批评中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论如此，中国近现代文论中的“中国经验”也是如此。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近现代文论是一种作家和思想家的文论。从“五四”时代到三、四十年代，鲁迅、胡适、周作人、胡风、朱光潜、宗白华、李健吾等人的文论，基本上是作家经验的总结和批评实践的考察，这里面的“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当代人以自己的话语评价中国自己的文学作品，文论话语仍然是从批评实践层面上着眼与发展的。即使是中国近代文论中受西方理论影响较大的王国维，他的《人间词话》之所以能够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批评经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间词话》中有“中国经验”，就是因为他没有忽略具体的批评实践之于理论体系构建的要义。所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应该重在“批评”，“批评先于理论”是“中国经验”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其次，为什么不能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与那种普泛化、均等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相提并论？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看，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其实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有很多优秀作品都直接展现了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各种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体、内容和风格都是“中国”的，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生活方式、人情世态及当代精神的凝聚和表现。
比如莫言的小说《蛙》，描写了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民众生活经验的影响；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中国偏远农村“受活庄”为场景，展现了一群残疾人在中国社会特殊角落中荒诞离奇又激情澎湃的故事；王安忆的小说《匿名》，以一个失踪者的离奇遭遇为线索，展现了一个失去现代文明庇护与污染的卑微个体的顽强生命及生存悲哀；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则描写了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承担莫须有冤名的妇女的故事，将一个普通的家庭离婚案引向对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生存困境的反思。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典型，这里面的“中国经验”既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文化现实发展与困境的批判，也有现代文明发展与人的精神危机的思考，还有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底层生活的艰辛导致生死难题的书写。
但我们说，这种“中国经验”是“文学”的，它区别于那种广义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地方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体现人的内在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现实的困顿与无奈，指向的是本真人性的丧失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文化剧变及道德伦理变迁的关系，这种“中国经验”相比那种普泛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更具反思性与批判性，它的当代性价值也更为明显。从文学表现方式上来看，这种“中国经验”也有着特殊的手段，既有现实主义，又有现代寓言，还有后现代精神反讽。正是这种来自精神、情感与心理层面的“中国经验”的书写，让当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变得复杂与多元，也更突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语境的复杂性以及精神属性上的特殊性。当代文论话语如果想要深入把握这种“中国经验”，就需要在更深层次上面对这种多重叠加的语境特点。
这也提示我们，无论是“中国经验”研究中的“批评先于理论”，还是“中国经验”中的多重叠加的语境，所谓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首先必须是面向中国文学与批评现实，特别是当代语境中复杂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与文学书写。当代中国多重叠加语境下人们的生存经验，无论文学符号层面上的能指话语如何滑动与漂浮，都是当代文学书写中的最终所指，也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的最终旨归。其次，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的“中国经验”，还是基于当代文学经验书写与理论概括的批评总结与美学提升。通俗地说，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必须是“文学”的，它不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虽然文学话语表达不可避免地会涵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凝练与体系构建不能离开文学肌理的塑造以及文学经验的本真阐释，只有在具体文学经验的本真阐释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才具有探讨的空间与可能。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为什么要面向“当代”？这涉及文学理论研究当下有效性的考虑，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问题只有在当下有效性的层面展开才具有学理探讨与实践研究的价值。“当代”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面向“当代”的中国文论话语，指的是面向当代的问题，面向当代的经验。那么，当代的问题与经验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层面上的考虑：
首先，“当代”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内涵指向，那就是中国文论话语所置身的中国当代社会的属性特征与语境特征，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指的是“中国”的当代，区别于西方的“当代”和作为“文化他者”意义上的“当代”；其次，“当代”的问题应该有一种历史意识和发展眼光。当代中国文论的“中国经验”与传统的中国文论相比，它具有不同的问题域，也与中国近现代文论话语具有不同的意义指涉，“当代”的问题更多地指的是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性”；最后，“当代”的问题还与中国文论话语的经验有效性问题密切相关。我们讨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最终还是要用这个“中国经验”去说明当代的问题，阐释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以及文论话语建构中的具体经验。所以，“中国经验”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纯理论性的建构，更不能走向一种纯粹的中国经验理论研究，“中国经验”研究的目标是回归具体文学经验，呼应批评现实，使文学理论研究更加有效，更加“接地气”，更加具有“在地化”立场的问题，“理论不能建筑在语录之上，而应该建筑在现实的实践之上”。
之所以存在当代文论有效性问题，首先在于当代文论话语在理论应用的自觉性与自洽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应用的自觉是一种面对理论的态度与方式，理论应用的自洽则指的是理论研究的有效证实与证伪的特性。当代文论话语的危机以及理论本身的反思批判都在不同层面上试图走向文学理论的“证实性”，而缺乏理论的证伪意识。证实性的研究强调的是“应该怎样”，证伪性强调的则是“为什么不能这样”“除此之外，还会怎样”。就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来看，我们需要的是后者，这也是中国文论话语面向“当代”的基本缘由。
就当代文论话语的有效性而言，其“证伪性”的理论诉求显然不是理论本身的演绎和归纳，或者说，不是理论本身去证“伪”，而是一种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层面上的参照和验证意识。也就是说，只有走向具体的文论话语应用及话语实践的维度，才有可能在“证伪性”的维度上深化当代文论话语的反思研究。在理论“证伪性”的参照中，我们不能忽视当代文论话语的基本知识现状，这种知识现状不是来自于各种层面的“研究”，而是具体的实践应用的效果。比如，无论各种文学理论研究如何热火朝天，在具体的文论话语所置身的学科现实中，其实际的情形却是文学理论的教学，文论话语的知识传播与接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困境，这是影响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有效性的首要困难。
我们努力建构一套文论话语，但这种文论话语在文学知识生产与接受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文论话语的建构是人为地创造出一套理论体系，让它作为一种知识论在起作用，还是作为基本的实践应用方式融入话语表达与知识经验之中？很显然，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很遗憾，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目前这个困难都比较明显。西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保罗·德曼提出的《对理论的抵抗》，并广为人知，德曼考察了当时美国文学教学和文学理论传授的深层次关系，提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证明的文学理论一直正确地证明了它与文学教学的和谐共存，但是，随着它内部不断出现的危机、争议和辩论，希望凭借合理论说而演进的文学理论却在文学和语言教学长期复杂的历史中显露出深刻的危机征兆，从而展现出理论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手段之间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成为了学术的因而也是教学的障碍。
在德曼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往往使文学的“理论”成了某种概念性的普遍性系统，“在理论学科的严肃游戏中成了某种百搭牌的东西”。保罗·德曼提出这个观点当然有他的依据，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研究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出现，西方文学理论逐渐摆脱了德曼当初的困惑，文化研究的出场促使文学理论学科在深度变革中摆脱了理论研究的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对传统文论那种纯粹思辨理论的颠覆与变革，文学理论研究日益走向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研究；二是文学理论话语逐渐走出那种体系性构建的宏大叙事，不断回归基本的文本阐释学和文学经验研究视角。当然，文化研究的这种成绩今天是否依然如故，这值得研究，但西方文化研究促使西方文论话语发生重要话语转型，进而影响文论话语构建方向和效果，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无疑还处于德曼当初所担忧与抵抗的理论状况之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理论与思想的原创性缺失，也是促使文论话语必须认真面对“当代”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当下，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不同层面上均体现出理论课程体系高度复杂，理论内容极度深奥抽象的现象。一线教师在教学中怨声载道，学生在学习理解中苦不堪言，这已是普遍现象。无论是综合性大学的人文学院，还是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文学基本理论的课程难教、学生难学、试难考已经成为广大一线教师的共识。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文艺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深层次理论拓展。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学，哪一所研究机构，哪一个学科内部，对纷繁复杂的理论额手相庆，而更多的是不满和对理论的厌烦。所以，要说到理论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恐怕在于这种知识传播和接受的困难，这其中，学院派的研究是一回事，而现实上对理论的接受与理解则是另一回事。无论书斋里的文艺学研究如何如火如荼，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影响与知识传授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形下，何谈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有效建构？
在以往，关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曾有两种典型的路径倾向，一是主张回到古典，二是学步西方。现在看来，这两种理论路向都存在非常大的难题。回到古典是回不去了，美国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有一个观点曾引发讨论，他提出：“要解决未来的问题，必须由我们开始，因为问题非常大，所以必然需要很多时间才能解决，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产生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有自身传统中转化得来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包括新问题与过去遗留到现在的老问题）。”这种理论观点说来容易，道理也正确，但真正落实起来恐怕不轻松。就文论话语的建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要想真正成为理论建构的基点和原点，面临的难题是所有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的，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说明了这一点。
学步西方现在看来更是不靠谱，中国社科院张江近年来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学界得到高度评价，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强制阐释论”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其实就是提出了中国当代文论在接受西方文论话语时缺乏原创立场与思想坚守的重大问题，“指出了当代西方文论在现实接受与实践融合过程中的某种‘不完全着陆’的格局与态势，也从深层次上体现了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建设上的迫切需求。”“强制阐释”的做法，其实已经在中国文论话语中根深蒂固了，甚至是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依据，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当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自觉阐释”之时，这说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在理论原创性上失去了基本的创造力。无论是中国文论中的“中国经验”，还是当代文论话语的体系建构，如果没有原创思想，那“中国经验”是一种什么经验？理论建构要建构什么？
那么，具体而言，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要面向“当代”，它要“面向”什么？直接地说，就是要面向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具体文学现实与经验的难题，面向理论与批评的断裂的残酷现实，其目的就是要走向具体的批评实践，用文学批评“打捞”“中国经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不能是空洞的理论概念演绎，不是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是“关于词语的词语的词语”。“中国经验”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学经验，但如何“打捞”出文学经验，就需要显示文学批评的效力和品格。这是其一。此外，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光有文本批评还不行，批评还需要理论，这就意味着，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中，理论与批评是同生共在的，“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是浑契一体的。“批评的理论”意味着文学批评中不能仅仅围着文本打圈圈，走向感觉式的经验主义批评，更要警惕那种“文本诺斯替主义”（Textual Gnosticism），还需要理论的创造与发展以及文学思想的深化拓展，力争在多个层面打造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文论话语、西方文论话语都对我们有所启发。像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巴赫金、毛姆、茨威格的批评理论，既是文学批评的典范，又是一种批评的理论。“理论的批评”区别于“批评的理论”，则在于理论的研究中包含批评精神与批判维度，这方面，中国当代文论话语比较薄弱。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理论的批评反思，如“文艺学的前苏联体系问题”“反本质主义”“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等，争论声音此起彼伏，但都局限在理论话语层面上，深层次触及批评实践的内容还不够，这是缺乏批判精神的理论反思，也是理论与批评断裂的表现。这些问题的出现无论是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而言，都是不正常的，自然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难以奏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研究要面向“当代”，面向“当代”就是面向问题，面向批评的实在。
在当代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当代文论研究也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失落的情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理论”会“失落”吗？在当代整体文学精神萎靡的境况下，传统人文学科的形而上特性与文艺学研究的学理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但如果从这种社会整体思想格局的变化引申出所谓理论的危机，不但找错了方向，更会失去理论建构的重心。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有效把握“中国经验”，恰当表达“中国经验”，合理言说“中国经验”，仍然是当代文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诸多困境面前，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究竟如何构建？是否可能？具体而言，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文论话语构建的方向与理论资源的整合原则问题。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如何构建？构建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问题尽管不断被讨论，但仍然悬而未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论话语的构建确实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文论话语的构建是一个虚实结合的过程，之所以说虚实结合，是因为文论话语的构建既不是某种主导性话语占主流的结果，包括主流话语的自上而下的构建形式，也不是文论界和理论界一厢情愿的事情，这里面涉及文论传统、文论资源的继承与整合，也存在文论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实践有效性问题。
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言说文学经验与事实，理论言说是否与具体文学经验、文学实践相契合，这是一个新的理念与经验、整体与过程、本质与现象、体验与读解的二律背反；如何避免文论话语构建不重蹈当代文论话语的弊端，是决定文论话语构建方向与方式的核心要点。在这个过程中，文论传统与话语资源的整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传统资源和思想参照甚至是制约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中国近现代文论资源、西方古典文论资源、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资源、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可以说既缺一不可同时又不能面面俱到，“守正创新” “现代转换”“合理再造”等等说法其实都难免挂一漏万。在面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时候，以往总是以那种“口号式”“列举式”“陈述式”“旅行式”的理论引用与转述来“做”理论，这就是缺乏整合与创造的表现，更难以将有效的话语资源落实到具体理论研究的问题之中，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文论话语隔断了传统，阻断了历史，即使是有某种话语体系，但这个话语体系也是一个空的理论架子，装了中西文论的很多概念、范畴以及各种“名人名言”，完整系统意义上的批评观念还是缺乏的。
“口号式”“列举式”“陈述式”“旅行式”的“做”理论的方式，最终展现出的是理论推演的凌空蹈虚与话语操练的不断重复，这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的突出问题。为避免这种状况，迫切需要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现实处境来看，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与方向应该是强化文论研究呼应现实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责任，通俗一点儿说，其实就是文论话语的构建要落实到具体文学经验与文学阐释的过程之中，文论话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在这个过程中，难点是理论层面上的言说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情形即“中国经验”相契合。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要构建的以及现有的文论话语体系与当代文论话语格局会存在一定的“理论共生性”。如果说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触及的是理论话语在功用范畴上的有效性的话，“理论共生性”则关涉理论研究的时代性。无论是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好，还是中国当代文论的未来发展也好，都有一个“理论的共生性”问题。从文论话语演变的历时性发展而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古典文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文论话语中的定位、功用及其实践应用就是一个理论的共生性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所以遇到困境与瓶颈，就是难以解决由于文化传统的阻断、语言与文学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发展所带来的理论的共生性，“守正”与“创新”难以落到实处，继承与发展失去基本的文论话语依托，导致中国传统文论的概念如形神、言意、神思、意境等与当代文学经验与审美感受融通出现困难。
文论话语构建中的“古典与现代”的阐释间隔尚且如此，“自我与他者”“中国与西方”的间隔就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新的理论构建的共生性维度，这个维度涉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论面前究竟是一个什么位置，是否需要对话，如何对话等等。那种“口号式”“列举式”“陈述式”“旅行式”的文论话语体系构建方式很显然与这种“理论共生性”背道而驰。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中国经验”阐释清楚了，路径合理有效了，古典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中国与西方的阐释困境才能找到有效融通的方式，理论的共生性难题才能得到解决。在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与话语建构中，学者们往往谈到中西理论研究对话的种种不畅，现在看来，这种不畅是否是语言造成的、传统造成的、国情造成的，还是理论话语本身造成的？恐怕这些因素都存在，但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理论共生”的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没有在话语的一致性上展开，理论对话不是在一个理论共生性的层面展开的，中西文论各说各话，何来理论的对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理论对话不仅需要勇气，更要看自身的实力。增强理论的共生性既要考虑文论发展中的古典与现代问题，更要考虑中国与西方的问题，在这方面，需要在凸显“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强化当代中国的文化表征与当代文学生产范式的研究，特别是深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经济时代的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消费文化语境的凸显，当代审美风尚的感性化、娱乐化、消费化趋势不断增强。
科学技术改变了世界，日益发达的传媒改变了社会现实，也影响了审美交流的方式，影响了审美体验的过程，文学研究也迎来了全面的审美泛化与泛滥的时代。这些问题应该纳入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应该思考在当代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论话语的构建如何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进行定位？如何对社会文化的定性？当代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的不仅仅是文学审美体验方式的变化，更主要的，它是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文学土壤和思想地基，更是理论对话以及“理论共生性”的基本决定要素，是当代语境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最后，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还需要用文学批评“打捞”“中国经验”，重塑文学批评的理论品格与美学精神。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是说我们用一套理论、一堆概念、一批著作、大量论文构建一个所谓的体系，放在那里就可以了，更关键的是这个话语体系构建之后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在这样的问题层面上，方向与目标、过程与方式、话语内容与实践考量应该是同一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理论研究有效把握文学经验的宗旨上来，而要实现这一点，理论研究恰当地融合文学批评是不可忽视的。
这个文学批评不是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一部分的文学批评，也不是形形色色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能够对具体文学作品发问、对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展现出充分理论阐释能力的文学的批评。这就要强调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与效果，不是为了构建而构建。文学批评“打捞”“中国经验”之所以在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既是一种实践过程，又具备实践检验的能力和标杆作用。因此，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本身既是目标也是过程，话语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用文学批评“打捞”“中国经验”，走向包含着具体化、经验性、问题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的批评实践，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不可忽略的环节。可以说，这个过程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