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的历史体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仅只是一次通过集体政策的调整便可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机。
我将我们所处的历史体系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它的具体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6世纪形成于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洲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地理区域之中。到19世纪末，这个体系内部持续地理扩张的动力，导致其将整个世界纳入进来，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全球体系。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定义性特征不是雇佣劳动，或者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或企业家，这些特征在历史上广泛存在，而是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特征——为获得更多资本而进行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一些机制存在于体系之中，并严厉惩罚那些试图按照其他价值观念进行操作的行为主体，这些不循规蹈矩的行为主体，迟早将被踢出体系之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众多制度，都是为了促进这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就英文中所谓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言(实质理性是对韦伯所提出的materielleＲationalitat概念的误导性翻译)，为获得更多资本而进行的资本积累是相当不理性的。当然，就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而言，作为一个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良好运转的体系，资本积累又是相当理性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持续了大约500年，并且在其为无休止资本积累所提供的指导原则方面这一体系无比成功。然而，这一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持续运转，现在却走向了终结，资本主义甚至在形式上也开始变得不理性。
资本主义体系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呢?所有体系都是存在波动的 也就是说它们将持续地偏离其均衡点。但是，在所有体系内部都有将这些体系推回(移动)均衡状态的机制，只要这种回归均衡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大于任何偏离均衡的力量，该体系就可以被认为是正常和成功的运转。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类似的机制有很多，但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这两个周期有效地维持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均衡，并使该体系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一些生产商获得了准垄断地位，这使得他们能够按照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一特征使得在该周期的第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资本积累。当产品的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后，购买者总是能够找到愿意低价甚至亏本出售的产品，因此，真实利润的获取需要对自由市场加以限制。
建立准垄断地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产品必须有满足需求的创新之处，必须是真实或社会创造的，必须有大量的意愿购买者。第二，准垄断地位需要维护者。至少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运用国家实力和权力限制其他生产商进入世界市场。依据定义，如果准垄断状况形成，市场将无法摆脱国家的干预而获得自由。准垄断性的产品是“主导性产品”(leading products)，即它们通常涉及了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包括其上游和下游的生产链。准垄断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通常会带来较高的全球就业。
当然，世界体系中的一些地区和一些集团，要比其他地区和集团做得更好。但是，大多数人和集团会在这一增长时期因“水涨而船高”并因此将这一时期视为“繁荣”的时期。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充当维护者的角色。国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确保垄断地位，也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其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专利权的授予。此外，国家可以为研发直接提供资金补助，可以自己成为主要的购买者并通常按较高价格进行采购。更有甚者，国家可以通过其地缘政治实力，保护类似的准垄断生产商免受其他国家生产商的冲击。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一个循环周期。准垄断状况不可能永久持续，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准垄断状况都会自我终结。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准垄断的利润丰厚，因此其他生产商力图进入此世界市场以便分享利润。它们试图进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它们可能会试图窃取技术机密或模仿技术，可能会试图使用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来对抗这个准垄断的维护国，还可能会动员维护国国内的反垄断力量。
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产品的高需求罢工将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准垄断地位的拥有者，随时会考虑对其雇员做出工资上的让步，并将其视为一个至少在短期内相对损失更少的办法。然而，长期而言，这些让步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并以此压缩了利润空间。
其他潜在的生产商迟早会成功地破坏这种准垄断状态，这个时间通常是25—30年。随着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这对购买者是个利好，但对商家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前拥有准垄断地位的生产商该如何应对呢?一种应对之法，是将主要生产产地从“核心”区迁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历来相对较低的区域。这种方法，是用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和更低生产成本的优势进行交换。在那些被迁入的区域，这一经济活动被视为国家的“发展”。事实上，所迁入的只是那些不再拥有巨大利润的工业生产———这对迁入地区是个利好，但不是一个超级利好。
前准垄断生产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依然可以在核心区域生产一些产品的零部件——那些更不容易被仿造或复制的零部件，他们可以用进一步的产业转移和随之而来的失业迫使工人就范，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他们还可以将投资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今天，我们将这种迁移称为“金融化”，这使之听起来更像一个近期的创新，而不像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阶段中出现且已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指出，真正成功的商人不是那些在生产、贸易或金融领域内有一技之长者，而是那些能够在周期转换的过程中抓住机会的全才。
在金融领域进行积累的主要方式，是获得利息补偿的资金借出。贷款者从那些债务缠身且因此只能每年偿还利息而非本金的借款者那里获利最多。这种债务会因此持续增加直至借款者破产。类似的贷款机制本质上只是将现有资本再次分配，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资本。由于破产速度快，通过金融贷款进行积累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借款者。
虽然这些贷款对资金借出者利润丰厚，但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而言，它们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些贷款使得借款者大部分的收入，必须被用于偿还债务而非购买产品，并因此大量地减少了对生产的有效需求。金融贷款越多，有效需求被减少量就越大，体系重回均衡的困难就越大。
熊彼特(Schumpeter)解释了恢复均衡(以及随后的增长)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在利润周期的某个低点，某一“发明”转化成了“创新”，并因此创造出一种被准垄断化的新主导性产品，这为新一轮世界经济扩张创造了基础。只有当资本家被置于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即囊括不同国家的结构)之中时，企业家才能成功地实现资本的无穷积累。正是企业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解释了被称之为霸权周期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作用。
国家间体系中的霸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这一体系中，一个国家能够将有利于世界体系秩序的系统层面规则施加给其他国家。无论是国家间战争或内战、黑手党组织勒索保护费、大面积的腐败或者肆意蔓延的作奸犯科，混乱的无序状况无疑都将给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带来巨额收入。但是，它们同样也是资本积累最大化的一个障碍，主要因为其对基础设施的破坏。霸权给特定的霸权国家、企业家和平民百姓带来了重要利益，且霸权所带来好处的绝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所享有的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企业家和百姓被排除在此利益之外。这解释了维持地缘政治权力的准垄断状态的困难之处。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都是循环周期，而且是存在瑕疵的周期。在每个周期循环结束时，体系并没有回到起点。我们不能将周期第一阶段体系真实价值的增长、地理范围的扩张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加简单地抹去。那些从这些变化中受益者将极力阻止任何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所得利益的减少，且仅仅是部分减少，体系停滞不前但不会倒退。我们将这个过程视为螺旋式上升，即前进两步退后一步。体系最终确实回到了均衡，但这个均衡已经沿着主曲线向前发展，并表现出了若干种长期的趋势。在一个以某种现象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的坐标图中，这些曲线缓慢地趋近于渐近线。当曲线越趋近渐近线时，体系就离均衡越近但是曲线永远无法和渐近线交叉。一旦这些曲线达到约80%点时，体系就开始大幅波动，并陷入混乱之中，最终曲线出现分叉。此时便是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时刻。结构性危机是一种使现有体系无法再回到均衡并因此使其无法继续运转的危机。此刻便需要在两种具有替代性的(且彼此对立的)新体系间进行一次集体“选择”。
本质上而言，预测这种集体选择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且这一选择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体系的发展趋势会朝着某一新体系倾斜。
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现在这一时间点上、现代世界体系如此偏离均衡以致达到了分叉点?这归因于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运作方式。其中，基本的方式是通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家－生产商获得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间的利差。
生产商如何最小化三种主要的生产成本——人力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人力成本在不同水平的劳动力中存在差异，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监管工人、高层经理。就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而言，工会组织所推动的成本上升已经通过工厂迁移等手段得到解决，即在周期第二阶段生产过程，迁移到“历史上”工资水平更低的区域。这些地方工资水平历来较低的原因，是工人主要来自于农村，在农村地区，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比所迁入的生产过程提供的工资更低，因此这似乎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双赢局面。
然而，一旦所迁入工厂里的工人适应了他们新的生活状况，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对比本地)而言是很低的，他们便开始通过组织工会寻求更好的条件。因此，成本迟早会变得过高，并导致新一轮的生产迁移。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棘轮效应，迁入目的地总比迁出地区多，或者至少不会比其少。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500年里，这种“迁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耗尽了新的迁入目的地，这一点从过去50年里世界体系中成果丰硕的去农村化便可见一斑。
同时，管理人员的成本也出于两个原因不断上升。第一，空前规模的生产车间要求更多的中级管理人员。第二，对抗低技术工种工人所组成的工会组织，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类似的管理人员，不仅是高层经理在工作场合的盟友，而且还充当着积极进取以获得晋升的标兵，并因此抵御非熟练工人的政治动员。高层经理整体收入的增加同样十分显著，尤其在最近一段时期。企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被用以解释这一收入增加的合理性，但是，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高层经理将公司收入转化成个人收入成为可能，并因此减少了公司股东的收入。
投入成本也同样在增加。资本家尽其所能将成本外部化，换句话说，他们力求只为生产中的部分投入承担成本。尤其显著的是，他们(尽其所能)将生产中所使用或产生的有毒废物的处置成本、原材料的再生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的(再)建设成本外部化。直到最近，类似的成本外部化还被认为是正常行为且几乎并未成为权威机构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这种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我们为气候变化而争论，并要求“绿色”和“有机”产品。成本外部化是一个正常行为的现象已然成为历史。关于有毒废物处置争论起源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公共领域都几乎堆满了废物，这些废物对公共健康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声势浩大的新社会运动呼吁环境净化。
此外，世界人口的大幅增加，引起了一个关于自然资源耗竭或短缺的忧虑，这些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森林、鱼类和肉类等。我们争夺这些资源的分配权并为这些资源再生成本的分配争论不休。
最后，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需要交通和通讯，当今的交通和通讯已变得更加高效和迅捷。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也大幅增加，所以我们争论谁应该为之买单———那些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生产商或者普通大众?在此背景下，政府被要求在消除有毒废物、资源再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如若这么做，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为了控制这些政府行为的成本，政府坚持要求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但是，无论增加税收还是要求成本内部化，都会显著地缩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作为政府规模扩大和职能增加的结果，税收水平上升。每个人都想看到政府的这种变化但都不愿分担其成本。私人“征税”也同样增加，如腐败和犯罪组织的勒索。更多的人参与行贿，黑手党组织收取保护费的行为也更加猖獗。
然而，税收增加的最主要根源，是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广受欢迎的社会运动，敦促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和终生收入保障——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述福利的服务水平要求不断升高，提出这些福利要求的地区也不断增多。1968年的世界革命——中庸的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终结——导致了一场文化变革，并因此进一步挤压了全球利润空间。1968年世界革命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革命参与者反抗所谓的“老左派”(Old Left)——本质上就是两种世界社会运动即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另外再加上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前半叶缓慢地发展起来，但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声弱势微。在1945年至1968年间，奉行所谓两步走战略的“老左派”运动——先获取国家政权，再改变世界——突然之间在世界体系的大多数地区极为迅猛地发展起来。
增长往往发生在非比寻常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以及美国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偶然。正如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阶段资本家向工人妥协以便避免罢工一样，霸权国家认为对“老左派”的让步有助于维护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偏好通过谈判的方式开展去殖民化进程。
所谓的第三世界和泛欧洲世界里的去殖民化，有望鼓励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治结构的产生，事实上，这些去殖民化运动，也确实短暂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左派”运动似乎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实现了获取国家政权的第一个历史性目标(也就是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共产主义政党统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区，这些共产主义地区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党派统治着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区———泛欧洲世界。到1968年，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兴盛，民族主义者开始执掌政权。
然而，许多这些运动在获取政权后，都似乎变得“温和”了。受这些运动的影响，一种必胜的信念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盛行。这些运动的主导者，大声宣称未来是他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权者，害怕这些预言变成现实。1968年世界革命中的参与者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并不将“老左派”的当权视为一种胜利，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背叛。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可能获取了政权(第一步)，但却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第二步)。如果只专注于1968年世界革命参与者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而忽略地方的具体情况，那么相关的分析似乎主要围绕着以下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美国霸权。美国过去并不被视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而是被视为帝国主义霸主，但却是一个过度扩张且已变得脆弱的霸主。越南战争发生在这一霸主的鼎盛时期，1968年2月的“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被认为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丧钟。更有甚者，革命者指责苏联成了美国霸权的合谋者。他们认为冷战只是掩人耳目的假象反映事实现状的雅尔塔协议，就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现实。这种深度怀疑，至少从1956年以来逐渐加深。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回收和匈牙利革命两大事件中，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按照其冷战中冠冕堂皇的承诺来采取行动。1956年还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报告的年份，这份报告否定了斯大林的许多言论和政策。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反映苏联权贵阶层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地的昔日拥趸幻想破灭。
第二个主题是和那些“被遗忘”的人们有关——那些由于种族、性别(sex)、民族、性态(sexuality)而受到压迫的人，即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另类人。在这一点上，“老左派”被认为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当权者一样负有罪责。一个事实是“老左派”运动，全都是存在等级结构的运动，上述现象就是此事实的必然结果。“老左派”运动坚定地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运动是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给予某一特定阶级的斗争以优先地位——在工业化国家(北方国家)里是阶级斗争，在世界其他地区(南方国家)里是民族斗争。“老左派”一直以来的立场是:任何采用自治战略的团体都会破坏革命斗争。类似的团体，只有在党的结构体系下、被组织起来并服从自上而下的策略决策才是合法的。
在1968年，激进者坚称所有这些团体的需求，不能再迟迟得不到满足，并给予所谓的主要斗争以优先地位。这些团体过去一直在反抗的压迫和其他团体所面临的压迫一样迫在眉睫。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主要包括妇女、社会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种族、民族和宗教)、不同性取向者以及对生态斗争或和平斗争感兴趣的人这些运动许多都变得更加激进。美国的黑豹党，当时就是一个显著且被广泛讨论的例子。1968年的世界革命(实际上是在1966年到1970年之间)，并没有导致世界体系的政治转型。相反，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一运动被有效地镇压。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运动许多参与者年轻时的激情已逐渐逝去。但是，它确实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地缘文化遗产。中庸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方法是唯一合法的，但是，它们坚持这一主张的能力，却在这一革命运动过程中被摧毁。之前沉默的正统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发声，并再次追求一个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政治存在。
中庸的自由主义现在不再被当作世界体系的主要治理意识形态。它的地位已经退化为三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老左派”运动，作为一切形式的革命性变革的动员者而遭到破坏。起初的结果是右派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攻击，这些右派被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这其中涉及了这样一个呼声，即恢复底层和弱小国家在1945年到1970年期间所获得的利益。除高层经理外的人力成本被降低，投入成本的内部化压力减轻，税收被大幅减少。“福利国家”福利需求的支出如果没有被完全取消，也已经被大幅削减。政府官僚机构被精简，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较弱的国家也不再拥护“唯发展主义”和“进口替代”而是为出口而生产。所有这些规则都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盟友来执行的。关于这一治理变革的口号是撒切尔夫人所提出“别无选择”。
右派的这一运动，在大约15—20年的时间里非常成功———直到其动力渐失。在全世界范围内，转向市场成为唯一的指导原则，这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断两极化。政治天平开始朝着不利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倾斜。此次政治转变有三个转折点: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起义、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示威和抗议活动、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
在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之一的恰帕斯州所爆发的起义含有两个信息这也是恰帕斯州事件引起我们深思之处。第一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并没有试图篡夺墨西哥的国家政权，而是捍卫土著人的权利并要求获得一定的自治权。第二个信息是萨帕塔组织与全世界(各种形式的)受压迫群体取得联系并建立他们所谓的“星际间的”团结。
西雅图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在效果。(主要来自美国的)工会会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组成的联盟，并成功地阻止了一次重要的政府间会议的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这次会议，原本是要制定一些具有高约束力的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但在西雅图没有制定出来，而且此后所有的尝试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雷格里港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不同社会运动所组成的一个世界性联盟，在水平主义原则(horizontalist principles)的基础上，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且这一会议此后一直定期举行。他们选择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名字，来表明对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机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反对。
关于这相互对立的两极谁将会更加盛行的争论，构成了一场十分活跃的世界政治斗争。摆在这两边面前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应该如何改革，而是用什么取代这一体系。按照2011年出现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既关乎1%少数人，也关乎99%多数人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理解的。的确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正常运转。这并不是错误的。但是，在当前状况下，继续使用旧规则事实上加剧了这次结构性危机。对于那些清楚这一斗争本质的争论双方而言，这一问题变成了采用什么战略才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关于这一问题，两大阵营存在分歧。
诚如复杂性研究所主张，可以确定的是结果是根本无法预测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却可以被粗略地勾勒出来。一种选择是这样一个体系，它能够按照非资本主义方式，重新塑造当前体系的三大定义性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另一种选择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体系，这种体系相对民主和平等。我将这两种可能的选择称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两大阵营内部关于最理想和最有效战略的争论。
“达沃斯精神”阵营内部是高度分化的。一群成员支持严厉镇压战略，并正在毫不迟疑地组织武装执法者网络以压制反对派。但是另一群成员并不相信镇压战略的长期效果。他们支持一种迪·兰佩杜萨(di Lampedusa)战略，这种战略认为若想保持现状便要做出改变。他们谈论精英管理、绿色资本主义、更多的公平、多样性以及对反叛者的更多包容，并因此试图建立一个相对更加民主和公平的体系。
“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也同样存在内部分歧。“水平主义者”认为过渡战略至关重要。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进行辩论，并寻求所有人关于如何建立他们所认为的“更好的世界”的相对共识。他们强调所谓的“文明危机”，并拒绝将增长视为首要目标。相反，他们更加青睐实现社会目标的理性均衡。
但是，这一阵营内部的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不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赢得政治战争的，而有组织的力量的形成要求建立某种“垂直”组织。此外，这种声音还强调在南方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这为利益的再分配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资源。
因此，所形成的局面不是简单的两方争斗，而是由四方力量博弈所构成的政治格局。这当然令所有人都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既是知识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又是政治层面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道德选择。对于类似的问题没有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纯技术性的答案存在，甚至连一个纯知识性的答案都不存在。我们开始转向已被我们内化的价值观。最后，我们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动。
我们可以说的是“历史”并不偏向任何一方。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没有选择到最好的政治策略来实现我们的价值观。当未来回首时，我们可能会对如何从政治的角度而采取行动的错误感到遗憾。由于结果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充其量有50%的机会建立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体系这既构成了乐观主义的理由，也成了悲观主义的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