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诗词大会的持续热播，古典作品的字符、音韵、节奏展示其不可替代之魅。后者似乎消失已久，如今突然迸发、弥散、辐射，启动文化的嘉年华。其实，它从未缺席，只是曾被忽略乃至遮蔽，现在则呈复兴之势。
对古代文化的复兴不够全面
在这个活的场景中，一个预言时常回荡于我的耳畔：“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此语出自季羡林，一个研究印度学的学者，但其所说的东方显然包括中国。他表述的不是天命，而是一个决定或筹划。后者属于历史悠久的谱系，代表了一种持续的努力。早在接受现代性方案之际，知识分子就已经筹划中国文艺复兴的远景。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曾借丁尼生之诗表自己之志：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现在看来，他所发表的是一个文化誓言：古人发其端，后人应竟其绪；祖先拟其大，吾辈需议其精；将传统文化置于进化之洪流中，接受挑战，奋发进取，终抵“仙乡”。
这种开放的复兴方案延续下来，经胡适等人推动，最终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们，在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称，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年来的运动，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演讲，提起这个四十多年前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词。Renaissance这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
胡适之所以这样总结这段历史，是由于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既复活了以往流传于民间的“活的语言”（白话），又催生了符合现代性理念的新汉语。也就是说，它推动中国文化走上了现代转型之旅。然而，复杂的因缘际会使得胡适言说的转型至今尚未完成：白话文固然被复活了，但汉语之精华却未被完全发扬光大。对此，梁漱溟的评论不无道理：
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将新文化运动归结为“西洋化”，固然并无偏颇之处，但却道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对于古代文化的复兴不够全面，对所谓“上层的文学”和“文言”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这等于将历史上的大多数语言文本排斥到“再生”的范围之外。
胡适等人或许不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始于对古典文化的全面再生立场：“在欧洲其它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典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在意大利则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过去的象征。”事实上，即使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也绝不仅仅限于民间语言和下层文学，而更多地是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洛提诺等伟大人物的精神血脉的再生。由此反观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就会看到其立场的偏狭，同时明白为什么“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迄今尚未造就出真正伟大的文本。
体验汉语的魅力
在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之后，梁漱溟提出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具体来说，就是：既借鉴西方现代文化所内蕴的现代性，又光大中国文化强调“调和、持中”的特质。这是最合理的“文艺复兴”方案。它是对新文化运动欠缺的弥补，是对以往现代性方案的矫正，倘若它获得实现，那么，胡适等人的欠缺就会获得弥补，季羡林先生的愿望将最终化为现实。
这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筹划：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自己人生态度”已经积淀于语言之中，“文艺复兴”必然落实为“语言复兴”。语言是存在的家，言说语言的人也被语言言说，汉语知识分子注定要生活在历史赐给我们的家中。离开了汉语，我们就会沦落为本土的异乡人。汉语的灵性就是我们的灵性，汉语的残缺就是我们的残缺。历经各种革命之后，终抵“仙乡”的我们必须重新显现汉语之魅。
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恰当地估价诗词大会的意义：它吸引我们潜入中国文化幽深的源流中，全面体验汉语之魅。与哲学不同，诗词呈现人的审美体验：一种活泼泼的在场意识，一类眺望远方的动姿。在古代诗词中，“中国自己人生态度”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展示：重直觉，尚体验，喜诗意。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更可以直接演绎语言之美。
这是一个多样性的精神空间：自先秦时期起，汉语诗歌就属于一个辽阔而富有张力的空间，对应着丰盈的天文学与地理志，集合了质朴、深邃、诡谲、瑰丽、婉约、奔放等各种特质。这是诗词大会吸引众多粉丝的根本原因。
复活的文化资源
不过，这并不意味我们要沉浸于赞美声中：在诗词大会这类节目中，被遴选出来的作品都属于精华之作，它们表达普遍的人类情感，展示语言之魅，但它们仅仅是一个文化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不能代表传统的全貌。传统诗词毕竟属于前现代文化，积淀着必须扬弃的等级制观念。譬如，李白曾写过《自代内赠》：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
此类表述凸显女性之卑微，所演绎的绝非平等之爱。它牵连出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内蕴等级主义的文化图式，强调高低、贵贱、尊卑之别。正因为如此，中国文艺复兴绝不能等同于“古文复兴”，不能归结为“竟其绪”和“议其精”。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我们要不断回到它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过去已经永远过去，活在当下的人们只能走向未来。
在这方面，西方的文艺复兴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由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立场所推动：一方面，复活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化成为持久的风气，另一方面，对于古代权威的批评日益成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主题。这两种立场实际上并不矛盾：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古代文化是不可能复活的，“我”在试图复活古代文化时所造就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而 “我”作为复兴行动的主体完全有理由批判性地对待古代文化，所以，复活古代文化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将古代复活为当下文化创造的资源。
对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布克哈特总结得非常清晰：“文艺复兴不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与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一样，中国文艺复兴也必须超越单纯的继承态度，以批判、选择、整合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完成中国文化从前现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汉语的字、词、文本都必须经历必要的革新，消解积淀于其中等级意识，发扬它原本具有的热爱诗意、和谐持中、尊重自然的观念，最终创造一种立足于个体良知而又泛爱众生的全新汉语文化。
在此过程中，目前支配汉语知识分子的继承（传统）/借鉴（西方）的二分法将被超越，中国知识分子应以统摄一切文化资源（传统的、西方的、印度的、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的态势成为原创文化的承载者和主体。
现在，21世纪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经过众多传人的努力，中国文化的确呈上升之势，其国际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即使未来世界不会出现单一文化独占鳌头的局面，它也将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中国文化的复兴之势日益明晰之时，我们应该处理好继承与革新、返魅与反思、回归与开放的关系。只有这样，严复和梁漱溟等人的愿望才会化为现实，我们才能迎接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