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
十九大后应转向经济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必须避开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现在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实际上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降到了不足50%。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是否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很多老百姓觉得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虽然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的生意更难做了。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悬在上面，很难落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时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它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它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一直对它们开放市场，因此它们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上升时期，也恰逢西方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
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各方面的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
发展内部多元主义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主要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期制、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这些制度建设，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
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太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出发，要友善对待，毕竟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古国，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多年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和执政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
19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但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讨论中，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也不是。
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不开放的话，如果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
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重提“核心”的概念用意何在
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问题。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
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1989年后邓小平将核心的概念解释得很清楚。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的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是邓小平，第三代是江泽民。这里，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对此，我们要进行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大部分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
如何安抚中产阶级的焦虑
为何要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
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
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已经40多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使用。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
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中国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
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
为何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
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就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40多平米住房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租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
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跟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
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又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总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他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谢谢！
注：2017年4月17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此处节选内容为本次演讲稿的最后两部分。转自IPP评论，供读者诸君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