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影响我国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以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为核心，并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指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有害政治思潮。[1]在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近几年评选的“影响我国的十大社会思潮”中连续几年均可见其榜上有名，其影响力并有上升趋势（2015年排名第2，得分9.06分；2014年排名第7，得分6.7分；2013年排名第2，得分8.5分①）。对我国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其有极大的消解作用。现有研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特征、危害等方面研究较多，一般都是从其对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出发，对其进行分析。本文以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进而分析其理论源起、现实困境、传播工具和克服路径。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源起：后现代主义
虚无主义一词最初是德国哲学家雅各比在1799年《给费希特的信》中使用，他用其来指责康德哲学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后来尼采把否定历史传统和历史道德的现象称为“虚无主义”，指的是对高尚之崇高价值的一种否定，后来随着物化现象的泛滥，其含义发展为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否定，也就是虚无主义实为对历史意义和道德意义的虚无。
虚无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其理论涉及多个学科范围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观点是以批判和颠覆“现代性”为核心，否定传统和宏大叙事，颠覆整体和中心，注重边缘，主张碎片化、平面化和非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强调多元性和差异性，解构“单一”的主流价值形态，提倡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否定核心价值观，其理论实质是“去中心化”。也就是“虚无主义是和西方现代性终结紧密相连的，将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没落，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观的颓废，泛化为整个世界存在意义和人类基本价值的消弭和否定，是西方虚无主义的基本逻辑”。[2]
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它的理论立场源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史学不以主流的“宏大叙事”为研究主体，而以非主流的个别人物、典型事件等为研究中心，持历史相对主义的态度，视历史文本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用语言组织起来的话语系统和人们主观的建构物，以怀疑论为立场强调对历史文本研究的非中心化和碎片化，认为历史与文学一样，是表达人们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这对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是一种彻底的颠覆。
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否定，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性、真理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全面质疑。其基本逻辑是从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的基本否定出发，建构另一种虚无的历史，目的在于对人的精神及价值进行蚕食和消解，从而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解构，降低人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感，消解人的主体性，使人们理想信念瓦解、价值理念迷失，乃至民族思想混乱、民族精神消融，最终导致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消除、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削弱。所以，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解必须以其价值逻辑为着力点。
我国新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进行消解，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就是20世纪以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3]在这些主张中，以“告别革命”论为其集中表现，他们竭力贬损、诋毁和嘲讽近代以来我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否认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们认为，革命只起到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并且质疑、恶搞历史英雄和革命领袖，抹黑历史英雄人物的革命行为，把革命领袖描绘成专制者和独裁者。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做翻案文章，丑化、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美化和肯定反面人物；他们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自由主义，倡导普世价值，力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总之，历史虚无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歪曲、篡改和捏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开始沉渣泛起。这与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渐多元化、社会意识的多样化密切相关。并且它与后现代主义紧密交织融合在一起，在社会各个领域和思想文化层面迅速传播，至今仍可见它的泛滥性，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之广，其作用至今仍不可轻视；另外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各色各样，并常常与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交融在一起，借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之力，扩大自己的传播范围；同时借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的力量，根据当今人们的浅阅读习惯和碎片化接收知识和信息的特点，用声音、图像、视频等各种更为大众的形式扩大自己的传播力度。
当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以更加隐蔽性的、迷惑性的、欺骗性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消解和解构，他们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号，对传统历史观肆意进行解构。为了迎合大众的文化口味，“恶搞”“戏说”“拼贴”“无厘头”等成为虚无主义历史观的主要演绎方式，使其历史知识和历史作品陷入庸俗化、媚俗化、低俗化的泥潭，更有甚者恶搞英雄、亵渎神圣，掩盖了真正的历史真相，解构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代表的固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意义和社会价值规范，极易导致人们价值观的迷茫、信仰的迷失，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降低。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困境：资本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它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出发点，持一种历史选择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对历史现象进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的“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现实的人的存在前提是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总要发生必然的联系。
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逻辑的物化过程导致劳动异化和资本异化，异化导致人的精神的虚无，而人的精神的虚无产生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是对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否定，这是虚无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并不是在劳动中使自身的本质获得了解放和发展，而是在劳动中被异化，对象化劳动沦为异化劳动，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劳动者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本应该对其具有支配权和使用权，但是却反过来被劳动产品所控制和奴役，也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P51）。人的劳动本应该是一种自愿参加的活动，人们在劳动中本应该获得自由并体现自身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P54～55）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归纳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的劳动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自由自觉”的，不是能够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而是强迫性的、非自由的，劳动沦为人谋生的手段，这就使人与自身的本质相脱离。马克思认为前三个规定性的结果就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相异化，并且这种异化表现为工人在劳动中并不能获得劳动产品，其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情占有，这就造成了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人与人的异化。也就是人与人本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却是一种不平等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资本使人的劳动变成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劳动本身也由一种体现人本质的活动变为资本要素的构成，资本逻辑成为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思维方式，这就使人本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被完全虚无。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消费，而是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人们不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自己的本质，而是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虚假关系所掩盖，人的自我价值不是自由自觉的，而是需要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依赖于商品的符号化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5]（P88～89）也就是人自身的价值被物化所虚无，而资本社会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物本身，这就造成了虚无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蔓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会导致商品、货币、资本全部成为虚幻的对象，导致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一切价值都被淡化为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一切崇高价值被解构和摧毁，而价值却只能用金钱来衡量，最终导致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被金钱关系所替代。商品、货币并不是受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所支配和管理，而是变为凌驾于人之上的外在物品，从而淹没了人的本性和本质，人被异化成单向度的人，社会被异化为单向度的社会。也就是在资本逻辑下，人的精神世界被全面虚无化，“虚无”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价值准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已成为控制人并奴役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虚无主义也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6]
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在人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集中表现。当代中国虚无主义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思潮，具体表现为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形成各个具体领域的虚无主义，如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7]当前社会各种问题，诸如拜金主义、娱乐至上、诚信缺失等道德困境和价值危机均是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现代性表现。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虚无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变种”，更多体现于当前各色各样的大众文化作品和文化产业产品中。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借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外衣，以更加隐蔽的、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扩大自己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消费主义的思潮开始涌入我国文化和社会领域，大众文化逐渐被商业化、市场化所融合。各种大众文化产品根据市场需要、力图迎合大众趣味，吸引大众眼球，歪曲历史、戏说历史，将历史变成商业化的消费品，从而谋取商业利益。
大众文化是在大众社会中，资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现代文化产业依照大众需求批量性和规模性生产，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传播载体和手段，旨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大众的各种文化消费需求的商业性文化[8]（P165～166）。以科技化、产业化的运作形式进行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这就形成了文化产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文化产业市场化、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其必然要求和趋势。文化商品与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人们对文化的消费不是仅限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而是用来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要。“文化关注的是意义、快感、身份认同，而不是功效”[9]（P5），由此，文化商品消费实际上也是对文化符码和文化意义的消费，这样大众文化就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性是指大众文化具有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和文化消费主体表达自己思想、观念、价值观的文化生活方式，它具有同化、抵制甚至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能力。[10]（P284～289）也就是大众文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某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对大众起着一定的思想导向和行为导向作用。这恰恰符合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其价值取向的要求。
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商业化性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导向下获取最大商业利益，所以大众文化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为出发点，一方面以娱乐性、休闲性的文化商品使人们获得愉悦感和舒适感，缓解人们的紧张、压抑，改善大众生活质量，消解人们的压力和疲惫，有利于平衡社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技术的普遍使用，大众文化生产趋于标准化、齐一化和模式化，致使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使大众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批判和深入思考，使人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大众文化以各种风格符码和意义象征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为，并使大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转变。历史虚无主义恰恰借助于大众文化作品，如电影、电视剧等各类影视作品或微视频等，以无厘头、恶搞、反讽、拼贴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戏谑性、颠覆性的精神，剪贴、拼凑出一些虚无的视觉图片和影像，对历史问题进行解构或重构，呈现一种“去历史化”现象。历史虚无主义主导的大众影视剧作喊着“人性化”的口号，崇尚所谓“价值中立”的叙事模式，强调以所谓“客观公正”的面貌反映历史，按照“人性”原则随心所欲地虚构和改编历史，以一种断裂式的、碎片式的、平面化的思维方式展示历史，既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又对艺术的权威性和崇高性肆意曲解，呈现出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外貌。[11]（P166）许多抗日“神剧”、历史“穿越”剧不顾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一味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对历史各种“戏说”“大话”成为时尚，对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进行丑化和去英雄化，对历史经典和历史史实进行歪曲和去革命化，对历史进行恶搞和亵渎，对支撑我们民族文化价值和规范的民族共识进行了虚无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巨大冲击和吞噬，致使大众失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如《红色娘子军》被改编为青春偶像剧，《闪闪的红星》的潘冬子被塑造成一个怀揣“明星梦”和“获奖梦”的“富家子弟”，《沙家浜》被篡改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一些历史经典和英雄人物都被大众文化赋予“商业化”“娱乐化”和“游戏人生”的色彩，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历史观，冲击了主流价值观。
大众文化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利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以争夺话语权的方式进行博弈和斗争。其张扬主体性、个性化、创新性的主张与大众，尤其是当代青年的政治诉求和心理诉求不谋而合，当代青年借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来彰显自身的“风格”和“标签”，与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划清界限，建构自我群体风格，显示其存在价值，从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争取话语空间、确认身份认同。他们极力标榜个性和自由，追求感官享受，这都与青年主体不甘被传统束缚的特性相契合：大众群体本身没有太多的兴趣去思考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考虑人生的崇高追求和价值旨归，他们对于切近世俗和实际的内容更感兴趣。[12]大众文化中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极易导致当代青年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犬儒主义，使当代青年缺乏远大理想，沉湎于追求享乐。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为青年群体自我愿望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提供了安全便利的场所，使当代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呈愈演愈烈之势。在大众文化影响下青年不再关注严肃、神圣的主题，而是沉湎于个人的感官愉悦中，从而必然逐步导致价值和文化的人文精神失落。一些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调的大众文化通过去革命化、去英雄化的方式污蔑、否认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实质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否定，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以严重冲击，抵触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
四、历史虚无主义的克服路径：三个统一
（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加强唯物史观教育，尊重历史，还原真相，分清主流和支流，反对刻意的恶搞和亵渎，及时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神秘面纱，揭露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和理论陷阱。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史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重要历史英雄和革命领袖，做到立场鲜明，充分肯定；对蓄意篡改、编造历史谎言和恶搞、调侃英雄领袖的言行，及时给予澄清，依法惩处；使民众能够了解和清楚国史、党史，对其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提高公民的历史素养。同时，积极运用微视频、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新兴媒体开展大众日常化的历史教育，以更为贴近当今时代和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楷模人物的事迹，以大众更为喜闻乐见的传播话语，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从宏大叙事转为关注广大民众生活的本真，以更为贴近和符合时代的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和党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历史、认识英雄。
改变以往宣传实效性差、内容展示力不够、传播力不足等方面的局限，为大众提供获取更多真实历史材料的渠道，使讨论历史问题的空间更加自由开放，搜索和接收历史信息更加便捷和迅速。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各种主张和论词，在传播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传播手段上更加注重新媒体，传播内容上更加注重碎片化，传播形式上更加注重隐蔽化。[13]所以历史学研究者在加强历史事实研究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宣传，将国史、党史媒体化、信息化，可以利用人们接收信息的特点，拍摄相关历史的微视频，利用主流媒体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进行广泛传播，使历史知识既有文化积淀又具时代特色，能够吸引青年人的眼球，博得大众的关注，从而使广大民众能够真正了解历史。
（二）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传统的历史观教育大多采取的是精英化的模式，一般限于在主流媒体和课堂教学传播，这样的传播话语和传播方式往往给人刻板、严肃和索然无味的感受，缺少一定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到来，各种新媒体以其互动性、多元性、虚拟性、隐匿性的传播特点，改变了信息传统自上而下传播的线性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平面化的传播体系，“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和传播载体，并且自媒体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接受和使用。据Curiosity China 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微信注册用户数量突破9.27亿，其中每月活跃用户达5.49亿，各品牌微信公众号数量超过800万，微信用户平均年龄为26岁，近80%的微信用户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获取资讯、方便生活和学习知识，可见新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所以我们在注重传统的课堂教育同时，也要占据网络阵地，培育一些有丰富历史知识、敢于承担责任的网络“大V”和网络意见领袖，使其担当党和国家的传声器，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真实地传播和展现给我们的大众，使其成为网络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防火墙”。把各种新媒体作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宣传中华历史和中国优秀文化的网络战场和有效武器，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也要加强网络监管和舆情监督，对网络传播信息的质量、内容和方向严格把关，对微博、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等涉及国史、党史、军史的内容进行严格和系统的过滤、监控和清理，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传播的空间。加强对新媒体的正确引导，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言论及时发现，主动还击，增强舆论影响力；加强新媒体管理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责任使命；增强大众的媒介素养，提升民众的理性批判能力和信息识辨能力。建立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渠道和表达机制，拓宽大众参与历史话题讨论和历史问题建构的平台，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话语和形象更具亲和力和亲切感，能够以大众的视角对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发表言论。
（三）传统性与特色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旗帜，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方向。所以当前对大众的历史观教育既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弘扬当今时代文化的特色。
必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14]（P196）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理论学说以及优秀文化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仰和珍惜，对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与魅力有两种充满依赖感的尊奉、坚守和虔诚。[15]也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到历史中去的“文化复古主义”的道路，也要坚决抵制否定历史文化和文化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这都是文化不自觉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华文化要提高自身的文化反思和自我觉悟的程度，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提高中华文化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提高大众的接受力和认同力。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历史观教育的同时，要时刻注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的价值走向，规定其内容和发展方向，使大众文化产品能够体现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现实，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弘扬中国精神和中国品格。注重“以文化人”“以情感人”“以理动人”，增强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加强仪式教育，增强大众对革命英雄和历史文化的价值体认以及对中国精神的认同感、归属感。
注释：
①人民论坛调查问卷中心，2015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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