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走势不明，以亚太、中亚地区为代表的世界各地政治军事局势呈现返潮紧张之势，中国作为日渐崛起的世界大国备受世人关注，其中关键看点之一就在于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增进与传统大国的沟通，提升全球话语权。进一步说，要想真正提升中国的全球话语权，就需要认识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重要性、必然性与收益，要积极主动投身到这个历史大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高端对话、全球峰会、重大公约签署等外交场合将成为必不可少的标志性节点，本文拟从北京市的城市功能与特征角度入手，探讨中国在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为何要加强参与国际规则构建，以及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将如何为这一战略大目标服务。
国际规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它是那些能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享用的东西。国际公共产品当然包括许多种，譬如说国际组织和机构掌管并使用的基金、储备、股权、债务或期权，或者是以粮食、石油和各种物质形态表现的国际援助。但是就作用与影响力而言国际规则类公共产品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意义更大。
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为了稳定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 安全秩序，或者是环保秩序、救助秩序、交往秩序等)，促进共同发展或提高交往效率等目的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性安排或规范。由于国际间缺乏统一的政府和法律，也因为大家都感受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严重性，各国约定了国际协调和合作的各种方式，并以“国际规则”的形态将这些约定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共同遵守的东西。譬如，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有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及北约或东盟的形式，有核禁试条约、非核区协定、禁雷公约的形式，有对某个或某些国家实行制裁、限制特定产品或原料向某些方向出口的形式，等等；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有各式各样的贸易组织和国际协议，有便于各国各地区经济上沟通往来的各种规定，有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条约、国际期货安排，等等；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利用南极协定》，有防止油轮在公海泄漏、对付国际海盗行径、预防走私和贩毒活动的各种安排，等等；在外交和民间往来方面，有使节特权和礼仪的各种规定，有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的各种安排，等等；连各种工业设备的制式、邮政信件的式样和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尺码，为了方便国际间的交流，也都有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这些制度性安排或规范可以是成文的、以国际法形式出现的规章制度，也可以是不成文的、非正式的默契与合作；可以是国际组织和大国会晤的决议及其他产物，也可以是私下国家利益交换的结果。国际规则可以是条约、协定等软性文本存在，也可以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等实态存在，它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公用性、可靠性和持久性，国际规则得到多数成员国的认可、接受、采用和推广，有益于国际危机的缓和、国际和平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事业的壮大，总之有助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基本福祉和需要。
在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基本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弱国无外交，但是20世纪后叶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国际规则的作用在呈现加强的趋势，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的网络向着更广的范围、更深的领域加速扩展。就理论来说，非安全与军事性质的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经济安全比军事安全具有更加上升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国际社会因此更加注重国际规则，规则可以起到保障合作、防止背叛、实现各边共赢的功能。在现实层面，在国际经贸领域WTO包括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在起作用；在其余一些社会事务性领域，最新的进展就是在气候、环保、生态领域，从《京都议定书》到《禁雷公约》再到巴黎气候峰会谈判预示着未来国际社会在气候、生态、环境各领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约束各个国家、各种行为体、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为甚至在文化、公民权利、社会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日益增多的规范、要求、国际法的准则。在冷战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国际规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面对国际规则，当然不能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潮流和国内进步，中国人对待国际规则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开始尝试适应和学会使用国际规则，例如，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申诉方或第三方的角色应对和解决涉及WTO的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应制订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建立了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履约工作协调组；全面参与了海牙国际私法公约的制定工作，并于1991年和1997年分别加入《海牙送达公约》和《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3](P58)诸如此类的表现都证明，中国已经逐步全面接受了承认、尊重、使用国际规则以维护世界和平与本国合理权益的做法。然而，随着时间流转，我们逐步发现，除了尊重、参与、使用国际规则之外，中国不断崛起的新形势、外交新局面在敦促我们要进一步迈开步伐，参与到构建国际规则的进程中来。
制订和修改规则，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人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国际协调”，说到底，就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按照一定的想法制定出规则和程序，然后推而广之，令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一方面不管是谁构建了国际规则，只要它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全世界当然都可以通过遵守它、利用它而为自己、为国际社会获益；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谁构建了这个国际规则，谁就最有可能在一开始就预设一些最有利于本国政府、公司或公民的条款。譬如说，美国长期以来是国际规则最重要的制定者，由于它拥有最强大的核力量，因此在主导制定有关核不扩散的国际公约时，美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便宜用事，制定出对本国核武库影响最小的国际核不扩散公约。因此我们可以通俗地说，主动构建国际规则，是一件“既不损人又能利己”的好事情。
就中国当前具体的情况而言，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影响力在全球迅速扩展，随之而来的则是国际责任的加重与本国、本民族利益相关面的增加，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时代背景，也是中国需要加强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根本原因。
有两方面的力量在要求中国参与国际规则构建：一个是外部的、在敦促中国政府更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拖曳力；另一个则是内部的希望中国政府有所作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推动力；如果将参与构建国际规则比喻为一座门栏，国际社会与中国内部一者将中国向外拉，一者将中国向外推，参与国际规则构建已经成为中国必须承担的历史重则。
就外部拖曳力而言，美国对中国的若干批评性言论集中反映了国际规则的传统构建者渴望中国进一步为国际规则的维护、构建贡献力量的心情。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提出“中国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说法2014年8月，奥巴马则明确提出中国扮演了“搭便车者”(free rider)的角色。尽管这些说法都一度引发了中国的不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依托自己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为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制度层面的贡献。对理论研究者们而言，考虑到全球变革的剧烈性，他们强调“大国协调机制”的重要性，期待中国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以帮助解决一些世界性的共同问题。
就内部的推动力而言，它还可以细化分为来自商业社会与政府内部的力量。对中国的商业机构投资者们而言，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厂、矿山、外劳、研发中心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商业与社会利益都在往一个全球化的方向扩展，各种利益都不能缺失国际规则的保护；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在构建国际规则方面却依然是一个“小学生”，在多数场合里，中国投资机构只是扮演了现有国际规则的尊重者与服从者的角色，中国庞大的海外投资力量并没有获得同等比例的国际规则发言权。以海洋权益为例，中国的商船、油船遍布五大洋，然而海洋领域中有关的国际规则，不管是技术层面的，还是管理层面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国起草制定的。国际规则构建权的缺失为中国商业投资机构带来了相当繁多与棘手的额外负担，投资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去应对某些事实上仍存有较大争议的国际规则；中国的国际商业利益要求中国必须加强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就中国政府来说，其自身也渴望对现行国际规则实施更多的影响力，甚至也包括退出现行规则并“另起炉灶”，罗伯特·基欧汉将其称之为“竞争性的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7](P21)简单来说，随着实力的增加，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发现以往所追随的一些国际规则并不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利益，甚至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会促使中国政府思考对这些规则予以改造，甚至完全退出，转而构建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国际规则。总的来说，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与内外因素都在敦促中国及其政府积极地加入构建国际规则的历史进程中。
传统上人们每每提及国际规则构建，首先映入脑海的都是国家领导人、国家战略、大国博弈等人物或事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要素，即地理与场合。任何国际规则的构建，不能单靠元首间电话、外交部的电文去实现，它离不开国际政治各种主体力量一起参与的会议。召开构建国际规则的会议，需要实体环境予以承载，这也就意味着城市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成为国际规则构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因素。
当今时代，各种性质和领域的国际会议数不胜数，但是涉及构建国际规则的会议却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性会议，因为它的召开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可能会对国际规则予以修改、废止或创新，这类会议的成功与否很可能会决定整个国际社会在某些问题上的未来政策与态度，继而影响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因此，选择在何地召开商讨国际规则的会议，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按照国际社会的传统来看只有世界大国、强国的首都，才能承担起这么重大的国际交往职能，这是一种资格，更是一种能力担当。
总的来说，把参与构建国际规则的活动安排在大国首都，在技术层面是外交礼仪的问题，但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是涉及会谈能否举行、可否成功、国际规则修改或创新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大国首都一般都应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功能与特征：
其一，大国首都是依托强大的国家实力，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城市；当今世界中，经济、贸易与社会合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特别是成立新的贸易合作组织、构建新的贸易合作条款，是当前整个国际规则搭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如果举办城市属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或者是某大国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小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几乎并不占有任何抢眼的地位，那么很难相信在这个城市举办的国际规则构建会谈能够真正引起外界的关注或参与兴趣。反过来说，首都之所以能够参与国际关系活动，承办国际规则构建会议，是因为获得了本国中央政府的授权；而任何一个综合国力虚弱的小国，都不大可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与实力，也更不可能大力支持本国的首都去完成这样的战略性任务。
其二，首都是国家首脑、中央政府、各种部委与各国外交代表的驻节地，大国首都还可能会驻有各种重要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现代外交活动牵涉利益面极广，尤其是涉及国际规则构建问题，本国众多政府部门、各国使馆、国际组织都可能要参与其中，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沟通与博弈，在某些关键节点还需要最高级官员亲自出面过问。从现实的地理与交通情况来说，这个过程的推进场域只能是首都，如果地点选在首都以外的地方，那意味着政府首脑、官员与外交使节们将不得不频繁穿梭于两地之间，既要照顾首都以内本职机构的工作，又要出差到异地从事外交谈判，这对于他们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极大的挑战。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些外交场合讨论的是国际规则构建的问题，那就必须得是大国首都。因为单就外交驻在机构而言，出于公务支出的考虑，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只能确保首先向大国首都派遣外交代表，当整个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商讨国际规则问题时，最为省时省力的地点就是大国首都，因为当地云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外交代表，在交通与日程安排上是最便利的选择。
其三，大国首都由于其经济实力雄厚，因而拥有发达的交通、酒店、餐饮、礼宾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条件。构建国际规则，可能是开启一项和平谈判进程也可能是打算构建一个新的地区或全球自由贸易区，前来参会的当然是各国各地区的权势或名流人物，仅仅从外交礼仪的角度来说，也需要予以高规格的招待；而且，在国际政治中，摩根索一直强调帝国要善于使用外交礼仪，这对于感染并说服其他国际参与者，可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现代国际社会，当然已经没有了帝国的概念，但是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威严与感召力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软权力；大国在首都召开国际会议，是彰显、巩固与提升这种软权力的最佳场合。
其四，考虑到许多国际规则构建涉及停火谈判或和平重建进程，因此会谈的地点必须是国家首都，以此彰显这类会议浓重的政治意味，并且最好需要是大国的首都；因为大国的首都不仅具有国内层面的政治象征意味，还具有国际政治意义。大国代表着权威与实力，它对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来说，意味着较高的威信与公信力，这能够让坐下来谈判的冲突各方感到信服，有利于和谈的顺利进行。譬如说，埃及与以色列冲突和解进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78年戴维营和谈，之所以选择在此地，是因为这里是美国总统的专属度假营，就在华盛顿郊外。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首都郊区举办这样一场和平谈判，它象征着美国愿意以自己的实力作保，为冲突两方的和谈提供一个具有威信的保证。
其五，大国首都通常都是各行业精英集聚之地，具有强大的软实力，特别是在智力与学术层面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改革任何旧有的国际规则，或者构建新的规则都涉及极为复杂的国际法、国际商务、跨国公司法务、外交、国际关系、语言翻译等各种各样的学科难题，如果没有足够的高级人才与智力支持，很难想象可以做成什么事情；正如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指出的那样，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最强国，巴黎被认为是欧洲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语成为一切外交活动与国家间合约的唯一合规语言。只有拥有充足大学、研究所、智库的大型城市才有可能承担起这样的知识重任而这正是大国首都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举凡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与北京等世界大国的首都，无一例外都是名校云集，各类公立或私营智库数量众多，人才智力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
从以上这几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华盛顿、巴黎、伦敦等大国首都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进行国际合作谈判、国际组织开展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们有着若干共同的特征：历史悠久而又设施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馆与国际组织云集当地；长期以来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开放程度高；民众与当地政府心态自由开放；所在国都是经济发达、政局稳定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学术研究与智力服务机构。
四、北京的可能贡献
在过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无数有关建立、改革国际规则的国际会议都在巴黎、伦敦、华盛顿这些西方大国的首都召开，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规章制度及其所规定形成的国际交往行事规则，都是历经久远，在这些大国首都中通过一次次的国际会议谈判而成的。那么，是不是说当下的世界已经有了足够的国际规则，所有的国际事务都已经被安排得完美无缺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社会的活动范围与活动内容一直在不断扩展，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增多，需要新的规章制度来解决新问题；同时许多老问题也发生了新变化，旧的国际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就需要改革。因此，大国首都将继续承担为构建国际规则提供地理场域支持的重要功能。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消极因素在侵蚀着西方世界主导国际社会规则的传统，主要体现在：其一，美国在全球各地疲于应付其他地缘政治大国或国际极端主义势力所带来的挑战，国内政治党争色彩明显，美国作为国际传统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已经开始褪色；其二，欧洲始终没能从经济衰退中走出，西南欧等国深受债务危机折磨，难民潮涌入又构成了全新的政治与社会挑战，欧洲已经很难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改革付出更多的精力；其三，受上述两方面大环境因素的影响，西方世界许多传统上知名的国际化大城市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主义”思想，它们更关注本地的发展，而不愿意为全球事务做出更多的贡献，典型的案例包括波士顿政府及居民高调反对本地参与申办奥运会，一些东欧国家坚持拒绝参与欧洲难民工作协调会议。
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急需更多的国际规则修改与创新工作，另一方面是传统上主导规则构建的西方国家及其国际化大都市无力或无意愿承担这些责任，那么毫无疑问，中国与北京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国家与国家首都，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将会极大促进中国参与构建国际规则的步伐与成果，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与国际社会利益。总的来说，北京的优势与可期待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京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基础设施、服务资源与财富实力，有条件、有能力为中国政府计划的任何大型国际会议或外交活动提供最优质的后勤保障服务。以国际交通水平来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全球规模最大、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之一，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航站楼，每天有超过近百家家航空公司的上千个航班将北京与世界各地紧密连接，它是全亚洲旅客吞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并已经跻身世界最繁忙机场前列。在财富实力方面，2015年度，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2968.6亿元人民币，按常住人口与年平均汇率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尤其引人注目的因素在于服务行业产出比重已经达到79.9％，这也意味着北京拥有大量的服务业资源，可以为其参与国际活动提供足够的服务保障。同时，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北京是全世界拥有全球500强跨国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这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国际化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北京拥有大量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资源，当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任何有关全球经贸合作的国际规则类会议时，北京都有能力动员最多的资源予以襄助。
第二，北京的教育、科研与国际传媒资源是中国最为丰富与优质的。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市共有58所普通高校和80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这其中包括中国数量最多的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10]北京拥有强大的学术资源，既可以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构建提供理论研究、政策规划、实地调研、信息搜集等一系列基础服务，也能够为具体的会议活动提供外事接待、商务服务、外文翻译、会务筹办等一系列技术性保障措施。另外，由于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北京也因此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内外媒体进驻城市，中国本地最强大的传媒集团无一例外起源于北京，这已经不需赘言。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的最新报告，至2014年9月，该协会共计有243名记者会员，来自31个国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历史悠久会员几乎全部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媒体；这既是北京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侧面体现，也意味着如果世界各国在北京召开有关国际规则构建的会议，北京有足够的传媒资源进行不间断的深度报道。
第三，北京作为首都，具有中国任何一座其他城市都不可比拟的政府管理人才资源的优势。单就政府部门的涉外人才培养来说，按照中央政府的传统，除去外交部例行向外国派驻外交官以外，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与军队总参二部也都会参与驻外人员派驻工作，并且这些部门一直实行海外与国内轮岗服务制度；同时还有大量的央企也会不间断地向海外派驻员工，这就意味着在京各中央部委、国有企业总部拥有一大批外语流利、熟悉外交礼仪与国际社会准则的优秀管理型人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政坛与媒体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管理人才群体充满称赞③。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国际规则构建，不仅需要政治领袖的高屋建瓴与把握方向更需要技术官员的积极协助，这对一个国家的官僚与管理阶层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北京所拥有的管理人才资源，足以让中央政府与世界各国感到满意。
第四，要专门提及北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资源，多年来如何保护这些资源是当前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构建全世界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守则，希望建立起完备的国际准则。北京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作为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城市，北京拥有7处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13](P5)与其相得益彰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古建筑、古文化、古艺术的研究保护机构基本上都在北京，譬如说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中国戏曲研究院；可以说，只要北京愿意发力，就可以在促进国际历史文化艺术规则制定的问题上发挥领军性质的作用。
第五，北京市地方政府与市民的因素不容忽视。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以及本地民众对于在当地举办国际性活动的计划抱有怨言有关报道不断见诸于西方世界的媒体报章之中。相比之下，北京市政府与市民对于北京市举办大型国际活动充满了很高的热情，这里不仅仅是一种为中央服务的责任感，还有着一种高度的荣誉感与自豪感，这是北京所拥有的软实力。以往的历史充分证明，北京市政府竭尽全力保障各种大型活动顺利进行，民众也予以了高度的配合，这对于未来北京举办更多的国际性会议、成为国际规则构建的世界中心城市之一而言，是一种宝贵的软实力财富。
面对国际规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走过了从陌生到开始了解从抗拒到充分利用的历史过程，发展到今天，在大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对国际规则的改革与构建工作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与影响力。要想做成功这样一件重大的战略性事业，就需要积极搭建国际平台，发出国际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启动国际谈判进程，这些事情是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领导与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的，其中在什么样的地理场域推行这些大计划、大行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简而言之，我们相信北京是推进上述重大战略的最理想场域之一从西方大国主导构建既有国际规则的历史经验来看，各大国的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们承办国际会议，发出国际号召，吸引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为协助实现国家整体对外战略贡献良多。
近年来，北京市的对外交往也在迅速发展，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对外交往总体呈现出全方位开放、多层次交流、宽领域合作的良好局面大大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建设进程。正因为有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使得北京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交往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之一。综合看来，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兼备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人才储备、软实力资源等多方优势，当属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北京能够、也应该为中国参与构建国际规则的战略部署尽到自身最大的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