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创下新纪录，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大安置压力和道德负担，造成二战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难民危机。然而欧洲还未能将难民妥善处理，紧随而至的严重恐怖主义袭击接连指向巴黎和布鲁塞尔。
无论是外源性的难民涌入，还是恐怖袭击显现的社会内部暴力，欧洲许多舆论将矛头指向外来的穆斯林移民。有分析认为，在欧洲人口负增长和逐渐老龄化的后现代时期，外来穆斯林迅速挤占了欧洲人的空间，同时利用欧洲基督教信仰趋弱的形势，大面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欧洲人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将这些移民描绘为“极端不同的”、“低等的”、“侵略性的”、“反西方的”等形象。这些描绘正是英国朗尼迈德基金会(Ｒunnymede Trust)1997年年度报告所定义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典型表现。
欧洲由于恐惧伊斯兰而产生的排斥心理并不鲜见。早在2002年，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监测中心就发布报告，记录了欧盟国家恐惧伊斯兰和反犹运动的增长，并警示这些倾向正在被大众接受;2004年，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0%的欧洲人承认欧洲穆斯林饱受猜疑;2009年，欧盟有报告指出，约1/3的穆斯林(34%的男性和26%的女性)表示受到过歧视，其中79%都不愿提及受害经历，因为大部分人已经习以为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露易丝·艾伯(Louise Arbour)表示:“偏见，尤其针对穆斯林，在欧洲十分普遍……当欧洲人发现身边仍然存在着对穆斯林如此偏执、刻板的偏见时，总是十分震惊。”伊斯兰恐惧症无疑伤害了穆斯林，但同样也嘲弄了欧洲宣称的文化多元主义。有分析认为比伊斯兰更让人担忧的是欧洲陷入“排外种族主义”(Xeon－racism)情绪的现实。在当前欧洲面临多重危机背景下，重新审视欧洲自身对伊斯兰的认知塑造和政治建构进程及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恐惧症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引发的、人为建构的对伊斯兰的恐惧或偏见;它通过展现伊斯兰与西方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差距，使西方针对伊斯兰的武力行动合法化，达到“康复(西方)文明”的目标。它本质上是一种仇外主义，也被视为“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即不以生物性划分优劣，而用文化差异区分高低。这一症状的流行揭露了欧洲社会主流意见与右翼排外分子可怕的一致性，使欧洲对伊斯兰的认知沦为“集体的极端主义”(collective extremism)，既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戕害了西方民主抵抗种族主义的能力。
虽然伊斯兰恐惧症是欧洲危机意识的一种体现但从产生原因看，它更显得像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长期以来对异质文明的恐惧，引发了欧洲为自我保全而采取的侵略性措施;随之触发了伊斯兰的敌意与抵抗更印证了欧洲对伊斯兰偏颇的认知，文明之间由此陷入相互冲突的恶性循环。例如，“伊斯兰恐惧症”势必将伊斯兰群体边缘化，使之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由此滋生的不满与反抗情绪被部分极端分子利用，制造大规模恐慌，更让不少欧洲人将穆斯林视为恐怖分子。在此恶性循环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力，即欧洲珍视自身文明的优越感和对外施加自我意志的倾向。换言之，导致伊斯兰恐惧恶性循环的关键，是欧洲的意识形态输出。
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对应，欧洲的意识形态输出发源早，形式多样，延续时间久，也富有侵略性。中世纪教廷以“收复圣地”为号召，发动十字军东征，是以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最初外向性活动;18—20世纪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殖民和政治建构，是“启蒙”、“文明”的意识形态要求开化落后地区的长期实践;近年来，欧洲参与推动的所谓“中东民主化”(如“阿拉伯之春”)，亦可被视为以推广西式民主为诉求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输出。可以说，欧洲的意识形态输出建立在欧洲人的优越感之上——欧洲较早实现了文化繁荣、政治稳定与制度化并坚信自身文化、制度的进步性。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基督教信仰，再到启蒙精神乃至现今的民主和现代性，欧洲秉承着一以贯之的优越感。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优越感被政治企图所利用，并发展为推广自身文明、建立与欧洲同质的世界甚至获得持久和平的需求。思想史上不乏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例证，而在实践中则成为欧洲向外扩张的合法性来源。
欧洲意识形态输出的使命，一度促使欧洲利用其优越感来预设对方的低等和粗蛮;这样不对等的角色定位关系甚至激励欧洲时常运用不加顾忌的手段向外输出自我意志和价值规范。因此，这种意识形态输出显现出不顾对象的容忍度与接受能力的盲目之处。由于预设和实践都是盲目的，因此激发出的伊斯兰式的抵抗和反输出、对欧洲价值存续的威胁就成为欧洲自我实现的预言。欧洲与伊斯兰互动的历史与现实佐证了这一点。
(一)中世纪基督教:对伊斯兰的认知与建构
公元4世纪，基督教受到君士坦丁大帝扶植并最终取得罗马帝国的国教地位，此后很大程度上深刻塑造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例如，以种族划分来确定欧洲的角色，建立围绕着基督教的欧洲认同——欧洲是雅弗子孙的土地属于非犹太人、希腊人和基督徒;亚洲是闪族人的土地，那里产生了荣耀的先知、被上帝选中的人和耶稣基督;非洲则居住着含的后裔。这种在上帝安排下的等级制的人种分类，解释了后来的非洲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扩张。总体而言，7世纪以前基督教构建了一种认识:在基督教王国内部的人们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而王国外面的人，没有信仰、野蛮粗俗;并且基督教在此前的成功扩张，使欧洲人坚信，世界终将向基督教皈依。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它与基督教有不少共同之处，迅速成为阿拉伯地区普遍的宗教信仰。随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伊斯兰在8世纪初已扩散到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意大利南部。此时欧洲对伊斯兰的认知，完全来自于人们对边境事件的口耳相传，扭曲与误读在所难免。欧洲人尚未意识到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是认为“撒拉逊人(欧洲对阿拉伯人的称呼)是针对基督教王国的瘟疫，与其他野蛮的不信教的人没有不同，都是上帝派来鞭笞和试探欧洲的人”。
11世纪末，拜占庭帝国对阵穆斯林的塞尔柱帝国屡受挫败，遂向如日中天的教廷求助。教皇乌尔班二世因此发诏，呼吁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这表明，欧洲人认为伊斯兰的威胁是双重的:一重是军事入侵;另一重则是同化与皈依。因此，教会对伊斯兰世界发动的军事行动和意识形态攻击，本质上是强化基督教王国内部的身份认同。这段时期欧洲人开始大规模学习阿拉伯语，翻译《古兰经》研读伊斯兰教文本。然而，这些做法并不能避免将伊斯兰教妖魔化的倾向，基督教的学者常将伊斯兰描摹为“异端邪说”、“虚伪的”、“与基督教势不两立的”的宗教，试图吸引穆斯林向基督教皈依。
总之，欧洲与伊斯兰早期的互动受制于基督教的框架，欧洲人主要从经文出发认识和判定伊斯兰的属性及行动。欧洲从一开始认识伊斯兰世界的方法就是先验的，并且基督教普世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气质促使欧洲人轻蔑地敌视异质文化，认为它们既无法也不应当与基督教这个“真正的信仰”匹敌。此种世界观使欧洲对伊斯兰的认知出现明显偏颇。随着互动更加频繁，欧洲学者虽然开始从一手资料和直观体验解读伊斯兰世界，乃至形成了一股研究以阿拉伯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潮流，但往往了解的真相不多伊斯兰信仰仍不能摆脱“怪诞”、“虚假”和“欺骗性”的印象。本质上，中世纪的东方研究仍体现了欧洲的意识形态建构，它未能跳脱欧洲优越感的指引，亦不能摆脱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挟持。比如，有学者把穆斯林塑造为“有罪孽的异教徒”，是要将十字军东征正当化为“上帝的事业”。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因此指出:“西方对中东的展现都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体现:将沉默的穆斯林作为‘他者’物化，来操纵与剥削他们……东方主义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维度，它与‘我们的’世界而非东方更有关系。”
实际上，伊斯兰在当时并不同于基督教的想象。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指出，虽然基督教与伊斯兰都继承了古希腊文化遗产但伊斯兰比基督教更精通希腊科学与哲学;伊斯兰同其他文明更频繁的交流互动，滋养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比如吸收了中国的造纸术、印度的记数法)，甚至比基督教世界更早完成文艺复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具有更高的宽容度，也准许其他宗教共存于社会(例如8世纪时，在伊斯兰占领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基督教和犹太教亦广泛流行)，而基督教的宽容度直至16世纪的宗教战争后才有所改观。
欧洲对伊斯兰的扭曲认知和军事行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先知穆罕默德曾赋予伊斯兰温和的精神:要坚持宽容、劝服、合作来代替冲突与杀戮。穆斯林在中世纪秉承这个信条，对不同信仰的人都敞开大门，因此十字军东征之前，穆斯林与在中东的基督徒和平相处。但从1099年十字军控制耶路撒冷开始，穆斯林对基督教的友善态度转变为深深的疑惧与敌意:因为十字军不仅侵夺圣城，所到之处还烧杀抢掠，大行苛政，穆斯林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与残酷压迫。暴行甚至让犹太人都感觉到即使最残忍的穆斯林统治者也未必会带给他们的极端恐惧。仇恨由此在穆斯林心中滋生，“圣战”(jihad)概念兴起，并迅速得到响应。由此，残暴的基督徒成为穆斯林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象，甚至延续至今。总之，此时基督教对伊斯兰形象的建构并非基于真实的基础，而是服务于基督教向外扩张的政治目的，落实为十字军东征。其间的征服与反征服不仅在一段时期内相互建构敌意，更使欧洲长期陷入自我设置的所谓“伊斯兰是不可调和的威胁”的逻辑陷阱。
(二)殖民时代:文明化的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基督教的严格束缚，回归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所谓正常的政治秩序中。从15世纪起，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步入现代化轨道。然而大转型在赋予欧洲巨大的世界性优势、进一步助长优越感的同时，也撕裂了原有的基督教国家体系，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主权国家体系摧毁了基督教共同体。基于基督教的欧洲优越感失去了意识形态依托，欧洲的外部征服与支配陷入了理论危机。这场意识形态危机最终被“文明”的概念引入而克服。“文明”的概念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以理想的与现实的欧洲进步为标准来区别欧洲与非欧洲，并规范二者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并不局限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同时也预设了“开化/被开化”的逻辑:启蒙思想家幻想一种由普遍化的人类行为构成的“普遍的历史”理想，欧洲由于较高的文明程度成为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先驱，因此有义务带领其他地区参与进来，实现全人类的“革新”。而伊斯兰世界在欧洲的开化任务里首当其冲。
一方面，欧洲认为伊斯兰宗教是“不文明”的。中世纪以来欧洲对伊斯兰“欺骗性”、“荒谬”、“异端邪说”的印象延续到启蒙时代。甚至有分析认为，伏尔泰在剧作《穆罕默德》中将伊斯兰先知描绘为“残暴”、“狂热”等形象;狄德罗在他编写的《百科全书》中关于“撒拉逊人或阿拉伯人”的条目里，宣称穆罕默德是人类所知的最大敌人，认为经文本身“荒唐”、“模糊”、“虚假”。这时期持有此观点的欧洲思想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欧洲认为伊斯兰人民缺乏“文明”的品质。奥斯曼帝国专制落后、腐化堕落的现实，加深了欧洲人对伊斯兰的蔑视:“伊斯兰人民虽然科学造诣很高，却十分缺乏逻辑能力，他们不能从最浅显的现象中得出结论……”甚至有人称，“如果欧洲珍视自由、理性、进步，那么伊斯兰则是奴颜婢膝、迷信、迟滞和懒惰的。”在欧洲人眼里，伊斯兰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模仿西方，向现代化转型;或者停在原地落后于文明的进程。欧洲主动为它选择了前者，因为欧洲认为要彻底根除伊斯兰对自己的威胁、构建普遍的人类历史，必须将其化为同类，引导它走向现代性。
17世纪，欧洲人开始进犯中东国家主权。殖民战争的情形令人惊骇，因为殖民战争是针对“非文明”的敌人，不存在也不需要任何对暴行的约束。通过不平等条约、保护国体制、武力和苛捐杂税，19世纪欧洲正式建立对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英国则统治了埃及、波斯湾地区等。殖民体系涵盖了国家结构的各个方面:列强重新划定了阿拉伯国家边界;重塑国家认同——将伊斯兰国家的“社区”认同转移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改造经济结构——由奥斯曼帝国经济体制的官僚理性变为市场理性;兴建基础设施——通过交通线等设施强化国家渗透能力。殖民统治对伊斯兰世界步入现代化客观上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欧洲列强向中东国家强加意志，造成它们消化不良，形成排异反应。
虽然欧洲有文明化伊斯兰国家的初衷，实践中却很大程度上向另一目的妥协，即防止其发展和繁荣。例如，法属非洲委员会的代表罗伯特·凯克斯(Ｒobertde Caix)曾表示，“若我们给予穆斯林政治权利，无疑会让我们的殖民成就功亏一篑。”还有分析指出，殖民者的价值观甚至是倒退的:不顾地区的种族分布，人为地划分国家边界，因此国家缺乏统一的身份认同;更有甚者，殖民者鼓励不同种族、教派的冲突对抗，致使社会分裂;同时，推行世俗化的政治体制，构成了伊斯兰信仰与国家权威的断层。陷入合法性危机、社会派系林立、公民身份认同混乱的国家，无法提供发展的合格环境，甚至不能为民众的生存提供有效庇护。因此，该时期造就“伊斯兰恐惧症”的两种现象都开始发源:一方面，大批难民开始涌入欧洲，=在这块繁荣的大陆寻求新的经济机会和政治庇护;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教阶层与新兴不满的中产阶级开始了反殖民运动，要求推翻殖民者的世俗统治，回归伊斯兰的传统政制。前者成为当代穆斯林移民的先驱，后者则滋生了此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但欧洲延续了自己的中东政策，只是将殖民体制变更为委任统治、国际共管，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伊斯兰国家的命脉。此外，欧洲国家以“民族自决”名义进行的国家建构，不仅未能挽救中东国家的失败局面，更引入了新的冲突元素，加剧了本地区的落后与混乱。比如，英国《贝尔福宣言》许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成为巴以冲突的源头;英国的《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保证阿拉伯部分地区独立，却又与法国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中东，激化了阿拉伯对欧洲的敌意。
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鲜明地践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基于霸权地位的优越感提出了使非欧洲地区文明化的责任。而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后者的衰败;由此产生的难民与反殖民运动反过来也都威胁到欧洲自身。如果说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扩张只是初步建构了伊斯兰的敌意，那么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输出则使欧洲人开始感觉到了伊斯兰的威胁。
三、当代现实:欧洲的民主输出及其政治后果
二战之后，国际体系经历了巨大变革:欧洲走向衰落，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中东国家的殖民统治体系走向瓦解，并且相互间的边界逐步确定。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美苏争霸成为影响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主要因素。
当然，二战后的欧洲并未停止成为国际事务重要参与者的努力。就自身而言，通过地区一体化，欧洲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的联合，并致力于打造基于多样性的统一欧洲价值观，特别是以普遍人性为基石的人权理念，以及基于自我反思和包容异议的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欧盟谋求对外发挥自身更大的影响力，其中塑造和输出欧洲价值规范成为欧盟对外行动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冷战后，人权外交、强调对外关系中的政治条件性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显著特点。这除了体现在欧盟扩大进程方面，还体现在欧盟南向的一系列行动中。例如，1995年欧盟与地中海12国建立伙伴关系(EMP)，成为欧盟在这些地区推广民主的重要举措;2007年欧盟把合作范围扩大，将波斯湾的中东国家(GCC)纳入“欧洲睦邻政策”(ENP)框架中，尝试进一步的民主推广活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欧洲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推广民主的紧迫性认识进一步增强。恐怖袭击唤醒了欧洲人对伊斯兰的恐怖记忆，也唤醒了欧洲更积极应对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决心:2003年欧盟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列为欧盟面临的头号威胁;2004年3月的马德里爆炸案、2005年7月的伦敦连环爆炸案更使欧盟将恐怖活动视为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并于2005年通过《欧盟反恐战略》，将反恐作为欧盟今后严密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强调预防、保护、追查和及时反应的紧密结合。相应地，在指导理念和战略实践上，西方也出现了一种带有“新帝国主义”色彩的声音。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前现代国家，是威胁人类的恐怖主义的温床，欧洲只有用自卫性质的帝国主义手段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欧盟相关政策文件也明确指出，“推广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构成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
当前欧洲对伊斯兰的认识虽有所发展，但仍摆脱不了自我说服的窠臼。欧洲目睹了伊斯兰国家二战后发展的生命力，不再视之为冥顽不灵的野蛮种族，开始承认它为“可选择的另外一种文明”，即有能力与潜质培植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另外，欧洲还出现了一种“受邀请的帝国主义论”，认为伊斯兰人民有对现代化、文明化的向往，因此欧洲推行民主的帝国主义举动是受到邀请的，这使其区别于传统帝国主义。有学者准确揭示了欧洲的新帝国主义行为本质，认为它是“自由主义的专政”，民主具有多元主义性质，但为了凝聚欧洲社会就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然而欧盟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推行民主时忽视了价值观的冲突:西方人权、民主强调个体权利，而伊斯兰的教义则看重集体利益甚于个人权益，承认特权的存在。因此，中东国家的等级制社会结构是与教义相呼应的，而欧美未加分辨地盲目引入西式民主机制，不仅制造了许多“假民主”，也导致了中东国家的混乱。对此，有学者指出:“用宪法忠诚的民主来改造当代中东伊斯兰，这种可行性是极低的，因为一个几乎不容许政治参与的社会提供不了自由民主的环境。”
2011年以来，从突尼斯开始，中东国家先后爆发了要求变革的社会运动。欧洲仿佛看到了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化的曙光。欧美对中东的干预引发了该地区的一些政权更迭，但这些所谓的革命不仅针对中东的威权政府，也夹杂着反对西方对中东国家的过分干预。2011年，土耳其邀请150名来自中东国家的知识分子召开了一次关于“‘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未来”论坛，声明中东国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以何种方式实现良治、保障人权。此外，即便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2010年后的中东国家境况并没有比1995年更民主;相反，有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倒退。
总体而言，西方的民主推进仍然饱受挫折。欧盟也不得不承认，“支持中东国家进行政治变革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不仅如此，在威权政府已经倒台的国家，西方却难以扶植强有力的政府收拾残局。比如，埃及推翻穆巴拉克政府后，选出穆尔西总统，但在军方压力下遭到罢黜，并一度导致埃及政局动荡。“破而不立”成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难解之题。民主推进的后续影响也把欧洲拖入难以应付的局面。欧美试图在叙利亚实施政权更迭，却遭遇了俄罗斯支持的巴沙尔政府的有力抵抗，并导致了2011年至今的叙利亚内战，数以万计的民众无家可归，只好铤而走险逃难至欧洲寻求庇护;世俗主义的民主化引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弹，并以新的恐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即“伊斯兰国”问题。“伊斯兰国”不仅绑架欧洲在中东的侨民，更煽动欧洲内部的穆斯林发动暴力恐怖袭击。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2016年的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以及此后接连在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制造的恐袭事件使欧洲一再感受到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也加剧了许多欧洲人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和伊斯兰移民的疑虑和敌意。
虽然当前欧洲经济低迷，总体实力衰落，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但欧洲仍然对自身民主抱有优越感，尤其面对伊斯兰世界时，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丑化后者，依然视自身人权、民主的意识形态为伊斯兰发展的最终归宿。从中世纪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敌意，到殖民时代制造了伊斯兰的政治衰败，再到如今以民主输出刺激了以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威胁的“反输入”。就此而言，欧洲在不断自我实现“伊斯兰是威胁”的预言。若处置不当，欧洲仍有可能处于这一自设的逻辑陷阱之中。
四、结语
通过对历史源流和当今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欧洲对伊斯兰的政治建构倾向于将后者视为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落后的世界，并基于这种认识，冠以普世性的理想，使欧洲的意识形态输出合法化。但是，二者截然不同的区分并非本质上固有的，而是经过错误的预设、不当的交流方式而被不断强化的。换言之，“当欧洲执着于自己的文化符号时，就完全无法理解其他社会别人的宗教之重要性。”
这种偏颇的观念建构源于欧洲长期以来的优越感。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是欧洲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欧洲人自己是谁;在观察自己与伊斯兰的不同之处时，欧洲人辨别出自己是如何与众不同，辨别出伊斯兰是如何的低等和劣质……如此一来，欧洲人就可以界定自己的身份与角色。”还有分析表明，欧洲认为野蛮的伊斯兰令人恐惧，为对抗恐惧而采取的举动引发了伊斯兰式的抵抗与反输入，最终促使欧洲形成了“伊斯兰恐惧症”。可以说欧洲的傲慢与偏见断绝了与异质文明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即便在有些学者的反思中也还认为这是两种自认为优越的文明的冲突，它们的排他性是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根源。这表明，两种文明对话、协商的可能性长期被排他性的观念和冲突的现实所掩盖，同时也助长了欧洲对伊斯兰的某些偏颇认识。
当前，欧洲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多重危机。伴随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近年来外来难民持续涌入，给欧洲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欧盟各国围绕接收难民分配问题出现严重裂痕;同时，不仅东南欧等国收紧边境管控，欧盟总体的难民政策也开始收紧。欧洲似乎要建立试图隔绝威胁、而实际也在孤立自己的新围墙，这既违逆了一体化进程的逻辑，也难以有效应对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与挑战;特别是英国受难民问题激化的“疑欧”倾向演变为最终的公投“脱欧”。这些危机相互交织，正在伤害欧洲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并拖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从长远看欧洲要化解危机，不仅需要解决造成危机的表象，更应当反思深层的、自身的失当之处。就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而言，简单归咎于外部因素，特别是伊斯兰的威胁，很可能重复自我实现预言的怪圈。因此，重新审视对伊斯兰的认知与政治建构，审视自身优越感催生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输出，也许是欧洲今后要认真对待的课题之一。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