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①四年来，学术界和经济实业界论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文献已有不少，但据笔者所览，多是从国内改革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从国有企业“混改”的角度来研究。虽然这种研究有其重要现实价值，但总感视野似乎不够开阔。在当代世界，大凡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一般需要把握“横坐标”和“纵坐标”。“横坐标”指全球视野；“纵坐标”指时代眼光。研究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同样需要把握“横坐标”和“纵坐标”，要从新的视角研究问题。
2015年9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一开始就指出，“当前，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②。其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这12个字，就是全球视野。笔者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不只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还面临新技术革命和人的自身发展潮流带来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
当今世界有三大潮流：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③这三大潮流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情况。这将对中国下一步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内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这个新的更广阔视角——全球视角来研究“世界三大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性问题。
一、 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来势迅猛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曾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放入生产函数中，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进入21世纪以来，被人们称为“新浪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方面，人类社会的“先头部队”正在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包括“云计算”“e世界”等信息技术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爆炸性增长。大陆科技界一般把此大势归纳为五个字：“云”（云计算）、“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大”（大数据）、“智”（智能化）。台湾科技界归纳为四个字，即“大”（大数据）、“智”（智能化）、“移”（移动互联）、“云”（云计算）。无论大陆“五字诀”也好，还是台湾“四字诀”也好，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智慧化技术，作为当代最具潜力的生产力和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同时，在生物技术方面，在量子技术方面，这些领域也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不仅改变着经济增长格局，而且改变着各种经济结构，使产业结构抑或是要素投入结构，甚至所有制结构都将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④
在此背景下，在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将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个产业中的最大产业。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达到51.5%，预计2017年可能达到53%左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服务业增加值超过50%，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行列。同时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智能产业，以及高铁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也将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异乎寻常地增长。美国学者、《机器人的崛起》一书作者马丁•福特指出：“2014年，中国工厂使用的自动化设备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到2017年中国拥有的制造业自动化设备数量将超过任何其他国家。”⑤
与产业结构直接相关，在生产方式方面，传统工业大规模、大批量、少品种的“规模效益型”技术经济范式，将逐渐向小批量、多品种的“范围经济型”技术经济范式和大批量、多品种、混流生产线为主的“集约经济型”技术经济范式转化。特别是产业结构中的生产模式，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即从集中控制式向分散控制式转变。
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千千万万个“创客”及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的最大驱动力量，生产要素配置上也将会出现高度灵活性，以便能够依照复杂多变的生产任务和动态变化的生产环境做出迅速反应和调整。此处验证了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那句名言：“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以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⑥
与上述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新的社会化组织模式应运而生，通过物联网、服务网以及数据网，把不同的人群交互连接起来，使人群内部、人群之间成为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新机体（以互联网为基础形成的各种微信圈只是极小一部分）。这是我们从来没看到的世界。
不仅在实体物理世界以及相连的“实体经济”这一侧面，而且技术正将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融合，在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这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经济结构的、被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全新生产方式，反映了“人机关系”的深刻变革。
近年一本反映新产业革命的新著在世间流传，这就是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书中阐述“数字技术将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想象的变革”。新华社所属《经济参考报》用几块整版的篇幅，在2014年9月份，系统介绍此书的基本内容。有人称此书“给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社会发展与繁荣的新路径”，从而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而这种深刻变革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正如美国学者马丁•福特所指出的，在这种“自动化革命”的基础上，“打造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然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⑦
无论称“第二次机器革命”也好，还是称“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好，都将重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挑战。伴随即将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的新均衡，中国正面临一场尽快调整经济结构的国际竞赛。如何重塑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尽快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关乎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进而决定了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以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进展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为未来10年或者更长时期“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在当今全球科技革命深入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要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必须适应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崛起的潮流，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其根本和关键的一招是实行创新驱动，制定“创新立国战略”。⑧
（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创新立国战略”框架
基于笔者关于“根本和关键的一招是实行创新驱动”的认识，2013年在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一书中，对创新立国战略进行了构架性设计。在这个逻辑体系中，创新立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战略性、宏观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战术性、微观性和技术性。
“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它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它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它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
更重要的，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在中国，“制度创新”是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更关键的创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阐述创新时，把“制度创新”放在“技术创新”之前）。在这里，“创新立国”是比“技术自主创新”和“国家层面创新”更广泛、更深刻、更富有战略性的概念。
基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考虑，笔者提出的“创新立国战略”框架分为三大部分。如果把这一体系比喻成构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从内在逻辑上说，三大部分分别相当于大厦的“顶层”部分、大厦的“横梁”部分和大厦的“立柱”部分。整个逻辑体系参见图-1。
资料来源：常修泽等：《创新立国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一部分，相当于大厦的“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即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经济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的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
第二部分，相当于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横梁”，重点分析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
第三部分，相当于大厦的 “立柱”，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共四个“立柱”）。第一支柱，创新型人才体制支撑；第二支柱，创新型教育体制支撑；第三支柱，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支撑；第四支柱，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支撑（这就涉及体制问题）。
（三）创新立国战略需要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支撑
从创新立国战略的上述逻辑框架可见，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需要相应的体制支撑，这对于“创新立国”极端重要。这些体制分别是：（1）知识产权体制；（2）财税体制；（3）金融体制；（4）市场体制；（5）产权体制；（6）政府管理体制等。作为上述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基础的是产权体制，这就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
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产权已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随着“技术资本化”的趋势，技术产权可以评估、作价、折股，使之参与到企业的创新当中来，从而形成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清华大学一博士后，运用技术专利折成的产权，合办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而推进“连续状泡沫镍”技术的产业化，就是一例⑨。
2001年，一位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青年研究人员发明了“连续状泡沫镍技术”，湖南省政府闻讯后把他聘请为湖南省科技方面的专家，并对其技术由国家有关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评估值数千万元），以此折成股份与湖南当地的国有资本结合，创办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新材料公司（公司资产结构中，有地方国有资产，也有这位博士后的技术股权）。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并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创造了新的品牌。
这一案例给人的启示是：在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必须实施以技术产权为重点的知识产权战略，引导和支持技术产权向企业集聚，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组织形式，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由技术产权与其他产权组合而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机制。
由此，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层面，重新评估和重新思考技术产权资本化（技术入股制）带来的混合所有制发展问题。⑩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技术出资已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一般规律，技术出资的程序主要有评估、作价、交付和登记四个环节：（1）评估。技术评估是根据技术的价值观，对技术可能给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2）作价。技术出资作价可以参照技术转让来进行。在技术转让中，技术作价，国际上一般采用利润分析法。（3）交付。技术出资人应当依有关“约定”交付出资技术，企业应当及时组织验收。（4）登记。技术出资应当记载于企业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
技术产权资本化（“知识”产权）的界定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形式：（1）干股。一般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大多不需用资金承担企业的亏损。技术干股用所拥有的技术承担风险，非技术干股由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风险。（2）分红回填股。这种股份的拥有者个人在企业登记注册时不出资，由其他法人股东或自然人股东用现金、实物或者技术作价出资，借款给分红回填股拥有者入股，用红利冲抵借款，未冲抵借款部分只有分红权，已冲抵借款部分拥有完全所有权。（3）分红股。由企业股东馈赠的只有分红权的股份。
新技术革命对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整个体制的倒逼，是全面的、深刻的。由技术产权资本化（技术入股制）带来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只是创新立国战略最需要的微观经济基础。再加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等配套体制，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从“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需要营造的经济制度环境。
（一）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逆流的博弈
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除了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外，还有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但在这方面，近年却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博弈。这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非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始。实际上，随着2009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经济衰退，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就已经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上台后只是加剧“逆全球化”、为其推波助澜而已。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国际经济衰退后，中国与别国的贸易摩擦数量就已经上升，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之首。不单“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摩擦案件一如既往地猛增，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也日益增多。2009年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已经突破100起大关。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中国遭遇最早、对中国影响相当大的灾难之一。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上述种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
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明确声言他上任后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此前后，欧洲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频繁采取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从而在欧美兴起一股贸易“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潮流（常修泽，2017）。不仅如此，2017年5月底，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还宣布退出气候领域《巴黎协定》，也是一桩严重的“逆全球化”之举。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遏的。以2016年9月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为例，会议通过了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相关文件，确定了G20国家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其中，第一条“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第六条“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都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G20国家将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活动，都明确传递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而且，就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气候《巴黎协定》后，世界多数国家表达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的决心。
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共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峰会。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峰会，也是一个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近年欧美兴起的 “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释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信息：原来曾经狂热鼓吹全球化的某些欧美国家，现在居然成了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像中国这样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且又对外封闭的国家，则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和倡导者。
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治理规则包括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发生或者酝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既面临新的挑战，也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这种挑战和历史机遇将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带来新的课题。
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挑战。
2015年2月，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邀请，笔者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了该中心举办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其中，平行会议之一，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扮演何种角色”问题。这涉及国际经济秩序（包括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货币体系的规则等问题）。对此，笔者主张“革故鼎新”。
所谓“革故”，即改变原有的结构。如，在世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应获得更多的投票权；集团各机构应有独立的份额分配公式，并选择合理的参数和权重，改进GDP的计算方法；充分运用双重多数通过制，把协商一致确认为正式决策程序；遏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政治化倾向,等等。
所谓“鼎新”，即另建新平台，建立新规则。例如，2013年中国倡议组建亚投行（AIIB），2014年开始着手筹备，到本文截稿时（2017年6月）已有80个国家加入。《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曾发表重点文章《盟国拥抱亚投行令美思变》。这里的“思变”，是指货币体系治理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国倡议组建亚投行（AIIB）并受到欢迎，客观上促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整套货币体系也将有所改变，这本身就是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贡献。而全球治理规则的改变，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体制转型将产生深刻影响。
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但是需要指出，即使美国退出“TPP”，围绕“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依然会遭到难以摆脱的纠缠。这里有诸多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政府采购问题、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等等。这都是经济全球化潮流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课题。
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取向的国家。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化程度明显地甚至是质的提升。当然，作为一个曾经的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有个提高的过程（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中国正在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
笔者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开放倒逼“五环式”改革》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老百姓基于自身改革的内在冲动发起的；另一种是外生性的，是以外力倒逼改革。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属于后者。
那么，要倒逼什么改革呢？
第一，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权力的任性以及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官和商要分开，不能搞官商勾结，不能搞腐败。通过自贸区的创建，就可尝试按照新的规则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时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中立型和服务型转变。
第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设立自贸区，首先就要为区内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11月27日公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要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从主体来讲，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都要得到平等保护。而设立自贸区将进一步推动意见的实施，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三，国内服务业开放问题。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相联系，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下一步应加快推进国内服务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前些年，中国开放的重点在工业领域，服务业的很多领域尚未开放，特别是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开放度不够，如电信、交通等。在这些领域，民营资本投资比重很低，有的行业微乎其微。这应该作为下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点。除了垄断性领域外，还有一些竞争性服务业更要开放，比如大健康产业。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健康作为重要选择。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文化产业、教育培训产业等也应进一步开放。
第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随着自贸区新规则的建立，以保障劳工权益（首先是劳动力生产耗费得到补偿）为标志的公民权利问题将会进一步落实，这就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培育和创新社会组织、推进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用对话代替对抗等。
第五，生态环境体制改革问题。自贸区新规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较严峻。有鉴于此，应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实现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真正做到生态文明、“天人合一”。
第六，在开放中促进文明包容和交融问题。在下一步发展新局中，应特别重视开放中的文明包容问题。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论证过“文明多元观”：第一步应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第二步再设法寻求不同文明的交融。当然，在这个交融过程中难免有博弈。在世界新变局下，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避免文明的剧烈冲突和碰撞，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新问题。
三、人本主义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世界人本主义的崛起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博弈
从全球眼光看问题，除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潮流——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在笔者看来 ，当今世界“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即人本主义潮流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1998年，笔者在《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探讨》中提出：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该文引用了1997年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发表的《无限制资本家》一文，来探讨如下新情况：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 Capitalists（新华社译为“无限制资本家”）开始出现。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这批人：（1）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2）“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3）“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4）“他们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 等等。
2008年，笔者在《人本体制论》里，进一步发挥了戴维•布鲁克斯“无限制的新人”观点，提出在这批新人所体现的“突破限制”（笔者称之为“超限制的新人”）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就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笔者关注“超限制的新人”还只是理论兴趣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期美国乔布斯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眼睛为之一亮，看到了一个当代美国学者讲的“无限制新人”（即笔者讲的“超限制的新人”）活生生的样板。而一代“无限制新人”（“超限制新人”）的出现，对传统经济结构提出挑战：一批一批的乔布斯，呼唤“新的乔布斯发展模式”。
除了“无限制的新人”（“超限制的新人”）以外，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本发展导向”问题。环顾世界，这些年来，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 Amartya）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尤其宝贵。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这里的“过”“做”“实现”构成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三大重要支点。
顺应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2010）提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以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人的需求，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发展。为此，人类发展增添了较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应运而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人本主义是一种正潮流，但也受到两种倾向的干扰：一是权贵主义，二是民粹主义（同权贵主义一样，民粹主义也是当今一股世界性思潮）。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人本主义与“权贵加民粹”的博弈问题。《人本体制论》第六篇《人本导向的社会体制安排》指出：笔者的 “人本”，一针对“权贵”，二针对“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且，两者互为依存、恶性互动。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因此，既要反“权贵”又要防“民粹”。
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很复杂，既有人本主义正潮流，也有民粹主义负潮流。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都有某些民粹主义负潮流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和人的发展潮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的决策者，就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推进全面创新。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所有制结构如何适应当今世界人的发展潮流的问题。
（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也做出具体安排：“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这里，最闪光的地方，是阐明“员工持股”的战略考虑：“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笔者一直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推进制度创新，应当遵循“资本”原则和“人本”原则两条基本原则。但是，“资本”原则与“人本”原则不应是等量齐观的。1996年1月8日笔者在《经济日报（理论周刊）》提出自己的观点：“人本”原则是比“资本”原则更为深层的原则。
提出“人本”高于“资本”，并不意味着“人本”与“资本”可以分离，也不意味两者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 “人本”高于“资本”与形成“利益共同体”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命题。本文在阐述混合所有制理论时，明确提出员工持股的意义在于“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只有构建好千千万万个“利益共同体”，才能为“社会共生”提供坚实的体制支撑。
一般认为，企业员工拥有的私人财产数目不大，而且其私人财产也不可能全部用来参与企业资本混合，但由于人数众多，“聚沙成塔”，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种从“物本”（“资本”）角度审视其意义的结论。
从人本经济学角度审视，员工持股改革就是要建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激励，员工持股方式能更有效地把国有资本和人力资本及创造性劳动结合起来。在发挥国有资本作用的同时，激发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劳动，需要按照《产权人本共进论》的思路推进。
考虑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由于信息传播、交流的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网络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新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大为缩短，企业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期也越来越短，故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加快创新，才能不被淘汰。而在企业内部，人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西方国家实践证明，股票期权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即将个人未来财富与公司当前业绩、个人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获得股票期权的员工以优惠价格获得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如果公司股票日后价格上涨，该员工以市场价格卖掉本公司股票，所赚取的差价便可以成为该员工的个人收入。但这种收入是一种不确定的收入，其数额多少同员工的努力程度、付出程度及业绩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员工凭借股票期权致富的前提条件是企业价值迅速增长。因此，要牟取个人利益，就不能不首先追求企业长期价值的最大化。
西方国家的股票期权，虽可使企业中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起来，但是在中国目前不便实行。现在可行的办法，即是“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使员工更加关注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增值能力。而且，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可以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这尤其对于刚刚创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三）科研、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优先持股：事关“人力资本”价值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明确指出：“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
按照笔者的《广义产权论》的论述，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不可阻遏，“人力资本”的价值必然升值，甚至在某一天会超过“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在“人力资本”价值升值的过程当中，管理层、技术层的作用凸显。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时代的发展，产权范畴在现行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还应将“劳动力产权”和“管理者产权”纳入产权内涵。当代社会有“五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已经将“资本”、“土地”和“技术”纳入产权体系，但未能将“劳动力”和“管理”两大要素也纳入产权。2003年5月，在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提供的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中，笔者初步提出“广义产权”思想：建议从“广义上”提“现代产权制度”（而不仅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建议将“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管理者的管理产权也应纳入产权范围，从而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同时，只有把“劳动力”和“管理”两大要素纳入产权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在这里，“管理产权资本化”就是“管理”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具体形式。
管理产权的资本化涉及管理期权制。企业管理者“管理产权”的确立，为在企业管理层实施管理期权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技术产权实行“先评估”不同，管理产权实行“后评估”：企业管理者先经营，根据经营的绩效再按一定的系数比例，确定一定比例的利润期权，可以按现股、期股、期权三种方式。无论是采取现股、期股还是期权等，实施管理产权资本化的过程，必然是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当前，第一步，是认真落实国务院文件，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容纳国有资本及其他公有资本，也可容纳各种非公资本；既可容纳私人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主的股本（这一般是富裕阶层），也可容纳企业一般员工的股本（这一般是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也可容纳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的股本（这一般是属于中产阶层，有一部分属于富人）。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5年底，中国居民储蓄59.3万亿元，虽然不可能都用于投资，但经济力量可观。各种资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赢，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建立“社会共生”的新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