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脱嵌”的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即“制度脱嵌”），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即“传统脱嵌”）。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传统纽带的存在降低了其对城镇制度保障的各种要求；而当新生代脱嵌于传统时，“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会相应被放大，他们对城镇排斥性制度的忍耐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笔者认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双重脱嵌”困境，一方面要保障其劳动权益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则要保护传统关系网络，并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来促进其就地适应。
面临城镇排斥与故乡隔膜双重困境
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这一群体在就业获得、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使得其在制度上“脱嵌”于城镇的正式安排。但与老一代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面临“制度脱嵌”，而且还面临“传统脱嵌”，即他们不仅在空间上脱离了农村，在心理上也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乃至农民身份都有较深隔膜，他们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已极大弱化，而在城镇生活中也难以借助地缘、亲缘关系形成一个支持系统。具体而言，在城镇就业与生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就业、求职、消费等行为模式正从“家系中心主义”转为“个体中心主义”。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外出往往是个体的选择，流动目的也从单纯的生存型经济驱动转向生存与发展共同驱动：在求职态度和工作伦理上，他们不再将工作仅仅看作是生存手段，而是更看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在消费观念上，这一群体也从家庭导向的节俭型转变为个体导向的享受型，力图通过前卫的消费模式来实现城市化身份认同。在农村生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土地和乡村之间的联系明显弱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也明显减弱。由于在进入非农就业之前缺少实质性的务农经历，新生代群体对土地的感情比较淡漠，也缺乏足够的农业劳作知识和技能。较早且长时间外出使其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在对农村的归属感上，新生代对农村社会内在价值的认同度较弱，不再将农村视为人生的最终归属。在社会关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多从次级关系群体处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处于生存阶段的老一代农民工往往依赖由血缘、亲缘、地缘等强关系结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来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支持和保护。而寻求发展的新生代群体则会更充分地依托制度安排，或是依靠基于次级群体的新型社会关系来寻求发展所需的信息、机遇和资源。
“传统脱嵌”致“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放大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农村和农业的关联越来越弱，既有管理模式遭遇极大挑战。当流动人口面临“传统脱嵌”时，流动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区隔和边缘化效应会被放大，即“传统脱嵌”会放大“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当外来人口拥有一个基于传统纽带的支持网络时，即嵌入于传统中时，他们作为个体更容易免疫于外界压力和自身劣势的影响；相反，当外来人口尚未获得城市制度的接纳，也就是脱嵌于制度，同时又缺失了传统的社会资本，则更容易面临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障碍。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是把广袤农村作为城镇工业建设的劳动力储备、让劳动者在城乡间流动的“两栖化”发展道路。在这种城乡关系模式下，城镇不需要为农民工提供太多的福利保障，农民工可以极低的成本在农村完成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因此，保有流动人口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以此为工业迅速发展提供持续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式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这一模式在目前面临挑战，根源就在于新生代农村外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和农村社会的联系在弱化，而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体化趋势以及对自身发展机会与权益的重视都使得原有的城乡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无法接受“制度脱嵌”背景下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生产生活空间与再生产空间高度分隔的劳动管理实践，抗拒由此折射出的城镇社会的排斥性和区隔化立场。因此，如何缓解“双重脱嵌”困境成为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制度赋权”和“在地适应”缓解困境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脱嵌于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情况，笔者认为，应通过“制度赋权”来加以应对，其中最重要的是赋予其劳动权益与政治权利。对于劳动权益，我们应改变既有制度供给的“城市中心主义”立场，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身份赋予其相关权益，并以此作为劳动关系管理和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这种转变会影响农民工对城镇体制性支持系统的稳定预期，继而也会提高他们对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从而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心理意愿上“嵌入”体制。对于政治权利，则可通过制度安排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强化其话语权。“制度赋权”除了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还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制度供给安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改变政治权利的“悬空”状态，使这一群体能够在争取权利与实现权利上居于更主动的位置。
与“制度赋权”相比，如何重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更为艰难。在城镇中，我们应重点关注如何对农民工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支持系统予以保护或鼓励，使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要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关系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家庭化迁徙和定居提供政策性支持。家庭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相关政策应提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所需的支持。近年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住宿条件的改善等诸多因素使得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流动越发普遍。人性化的配套政策设计，既能保护和维系流动人口的初级支持网络，也能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心理适应程度。
其次，在其居住社区和就业场所采取“在地适应”措施，来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感。虽然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在市场化与流动迁徙过程中不断弱化，但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习惯于群体聚居并从事同质性较强的工作，因此，新型的社会关联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业缘的互助纽带和基于共享生活空间的邻里关系。加强流动人口对业缘群体和邻里群体的归属，不仅可为其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一种类传统式的保护，也能据此培养心理适应，并引导其融入城市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