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美的矛盾升级、中印的边界冲突，这些大事件往往会成为我们思考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就在世界愈发不太平之际，8月11日至12日，一向风平浪静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附近爆发族群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报道称，冲突的缘起是因为要移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联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在冲突中数百名白人民族主义分子呼吁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族裔，并高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鲜血与国土”等口号。
族群认同带来的族群冲突，看似是每个国家的内政，但是当不同国家的民众跨界流动越来越频繁，族群冲突的目标指向就是国际性的，况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族群冲突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上演，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
族群认同是现代产物，是伴随着18世纪末民族主义浪潮而兴起的。在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族群动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也是高效的。然而族群的边界在哪里，从来就没有办法厘定一个清晰的界线；一个族群拥有一个国家，同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族群这种完美的政治理想，也从来没有并永远不可能实现。
无论如何，在拥抱民族主义的浪潮中，王朝国家不复存在，清晰的国家边界被划定，于是国家边界自然而然就被阐释为族群的边界，这在二战之后全球民族国家的独立过程中被认为是公理。
民族主义提出之时被看成是进步的，背后突显的是线性发展史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91年出版的《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书中，衡量了200年间世界的发展趋势后，乐观地认为民族主义的浪潮已经开始消退，族群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
但我们看一看冷战后的实际状况，1994年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绵延数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都是族群冲突造成的。2002年的东帝汶独立，2011年的南苏丹独立，背后都有族群冲突的因由。在欧洲，英国的苏格兰要独立，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亚要独立，也都是以族群差异性来论证自己独立的合法性。族群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民族主义浪潮并未消歇。
在18世纪、19世纪以来确立现代性的过程中，世界的政治发展往往被想象成从A到B具有矢量性的起承转合。因此，世界各国在拥抱民族主义时才有高歌、有欢呼。
中国从清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中也有这样的实践。先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族群义愤作为动员口号，革命成功之后反思到五族共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56个民族的格局。实际上，中国千百年来是以文化向心力和文化融合作为自己的最大特色，文化之下，族群的界线并不清晰。
但在拥抱现代性的过程中，各国都把民族建国作为口号甚或理想，既宣传也实践，族群的边界开始清晰，矛盾冲突也开始增多。同时，族群边界的清晰很多时候也只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划分造成的，任何一个族群，无论其多小，都不能够保证内部的同一性，都不能够确定每一个成员毫无疑问地认同该族群。换言之，任何一个族群都可以不断地重重细分，只要有滋生族群裂解的条件即可。
有学者考察之后曾经给出过明确的断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斗始于19世纪20年代；殖民者到来之前，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没有族群冲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20世纪之前没有出现由族群引发的争斗。恰恰是各国在拥抱现代性的过程中，既迎接了其积极面，也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其消极面。
冷战之后，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人员的自由流动也越来越频繁，经济的联系被看成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有助于通过利益共同体来形成认同共同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按照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南苏丹根本就不可能独立，苏格兰更不会搞独立公投。
经济的发展让我们习惯于把人假定为理性经济人，但人毕竟有感性，有心灵需求，寻求归属，现代性200年间的发展大势，已经使族群认同在认同的序列中获得了极大的擢升，甚至能够超越狭隘的血缘认同和更为广泛的宗教认同，成为最具鼓动性的认同。
如今，伴随着移民难民的增多，伴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低迷，伴随着异质文化对撞频率的增加，族群冲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族群冲突相较于朝美冲突、中印冲突这类国家间冲突更加不可估测，甚至不好控制。因此，在族群冲突尚没有过度泛化之前，国际社会在聚焦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地缘博弈之外，还应在意民与民之间如何和谐共生，族群间如何少起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