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消褪。在危机的负面影响与世界经济的新问题相互交织中，世界经济经过近十年的深刻调整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变化，并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和适应的外生条件。
一、世界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
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向更长历史时段的中低速增长回归的趋势。201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7%，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五年平均增速低1.4个百分点。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与扩散、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条件、资源环境约束等中长期因素中，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但总体趋于稳定。一方面，技术进步与扩散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全球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积极影响，国际经济制度变迁进展缓慢但一些经济体内部制度改革的效应正逐渐显现；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世界各国尤其是曾经历长期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态势已难再现，外需低迷也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面临的新常态。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
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国际投资活动增长乏力，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的内顾倾向和保护主义思潮日益盛行，很多外向型经济体遭受沉重打击。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率仅为1.7%，已连续五年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且速差有所扩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15年全球直接投资增速大幅反弹，但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并在2016年再度出现负增长，增速下降13%以上。时至今日，全球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日俱增，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势头仍未得到扭转。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国集团19个成员国新增保护主义措施401项，而新增自由化措施仅118项。并且，自2008年11月以来这些全球主要经济体累计出台保护主义措施5560项，自由化措施仅1734项。由于全球化进程受阻，中国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难度日益增大。
三、开放型经济遭遇双重竞争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放型经济建设面临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发达国家推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可能使某些制造业回流，从而带来全球国际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并对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带来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经济严重受损，产业“空心化”的弊病日益凸显。为了调整经济、产业、社会结构，摆脱面临的诸多经济困境以及维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强大影响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采取重振制造业的一系列措施，并试图通过打开国外市场为制造业产品创造更大规模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些优势正逐步丧失，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益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者素质，在吸引外资方面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中国境内企业高成本涉及土地、房价、原材料、能源、环保、人才和普通劳动力、资金、知识产权、物流、税费和交易等多个方面。中国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带来的挑战，使得中国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心层”。
四、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面临新风险、新挑战
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的波动和风险大大增加。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外部世界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根据美联社数据，2006年中国仅是全球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27个；2015年中国已成为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降至约70个。继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之后，2016年中国超越美国和法国首次成为德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外部经济波动与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往往会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经过几年的持续放缓，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通道。IMF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增速创25年来新低；预计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还将下降为6.0%左右。中国经济由此将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技术进步与扩散、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约束、制度条件等掣肘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因素日益凸显。
一、技术进步与扩散的效应减弱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便是利用发达国家落后或淘汰的技术，也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那种单纯依靠技术模仿和学习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一方面，低端技术的流入与扩散对经济的提升效应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新技术的扩散控制更加严格。为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必须转到依托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路子上来。但由于科技创新基础薄弱、研发人员相对较少和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长期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缺乏核心技术已成为很多行业和企业的通病。技术进步与扩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将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二、劳动力供给面临新的压力
随着劳动力人口下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加速到来以及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8%，较十年前上升了2.9个百分点；0至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6%，较十年前下降了3.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城镇化速度放缓，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随之放慢，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与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相伴而生的，还有人力资本形成步伐放缓。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但高新科技人才匮乏状况的改善步伐不能满足国家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的积累非常缓慢。
三、能源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加大
长期以来，能源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基础。随着对外部能源资源的需求日益上升，能源资源瓶颈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中国经济也由此与国际市场的能源资源供应风险密切联动。这其中，能源资源的可获得风险与价格风险尤其值得注意。能源资源的持续可获得，既要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也要保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和能源资源的运输安全。并且，保持国际市场上能源资源价格的稳定更非易事。因此，能源资源瓶颈将是中国经济必须面临的长期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得到彻底破解。与此同时，过去许多地区和领域以能源资源的粗放利用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控制环境污染的存量和增量的持续上升，必须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加以统筹解决。
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阵痛期”
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以主要依靠内需来替代原来的主要依靠外需；以主要依靠消费替代原来主要依靠投资；以主要依靠社会投资为主替代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以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投资替代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但结构转型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化解过剩产能和优化产业结构必然会对一些行业和企业带来较大冲击，那些依然沿用传统生产和经营策略的企业将不得不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对全社会而言，结构转型还将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意味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将要求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部门转移，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放缓。
五、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凸显
中国经济的腾飞与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次推动各领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改革，由此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的旧体制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大，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为了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展现出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空前的改革勇气和决心。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任务艰巨，凝聚改革共识形成共同行动准则的难度加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促进技术和机制创新的新一轮改革的成效。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适应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环境，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造性地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方式。新的发展理念为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塑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与因素的新变化，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还需重点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
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从大的历史阶段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从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正从注重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长向注重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转型，经济结构正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化解过剩存量、提质增量并重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依托能源资源和劳动的传统增长点向以创新为支撑的新的增长点转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崛起的防范力度不断加大，在出口、技术转让、规则等方面对中国严加限制。因此，要准确分析判断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前布局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尽早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二、培育技术竞争新优势
在传统技术领域，先进技术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发达国家同样拥有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优势。要为经济崛起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必须打破这种技术分配格局，跨越“技术鸿沟”，并在部分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为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加快技术的研发与运用进程：一是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鼓励普遍性的技术改进，为全社会的科技创新夯实牢固基础；二是为科研项目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在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三是高度重视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保护机制，激发科技人才的持久创新动力；四是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五是推动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开发，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此外，还要创造机遇和条件继续加强同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高新技术合作。
三、系统推进深化结构改革
在结构性因素持续压制需求的情况下，仅靠短期政策刺激不仅难以持续维持较高经济增速，而且还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结构改革。在人口结构上，不断提高高素质人口的比例，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这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高精尖人才的培养，促进更多人口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在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和加强社会保障之间寻找更好的平衡；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下促进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将创新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在需求结构上，一方面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逐步实现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上，一方面逐步实现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为了破除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机制的束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垄断，促进竞争。逐步打破部门分工的传统格局，反对行业垄断，促进各行业的自由竞争。二是放松管制。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放松管制，不断完善现有宏观经济治理规则的设计，促进全社会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扩大开放。在加强宏观审慎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开放不断向广度拓展和深度延伸。
五、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为了给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理念上，中国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彰显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在行动上，中国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三点：一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根据需要促进产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流动；二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反映新兴经济体发展利益的国际规则；三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应对发达经济体追求自身利益优先的政策调整，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向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