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治：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质
一流大学需要一流治理。换言之，没有一流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于空话。世界银行报告《迎接世界级大学建设的挑战》，将“良好治理”“人才汇集”和“充足资源”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那么何为“良好治理”（favorable governance）？何为“良好之大学治理”？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良好治理是指“治理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机构资源处理社会问题和事物活动”。由此引申，大学治理就是“大学治理者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遵循某种原则处理高校教学、科研等事务活动”。美国学者伯恩鲍姆认为，大学为实现组织控制和影响创设出两个等效而不同的系统，其中一个是基于合法权威性建立的行政系统，另一个是基于专业权威建立的学术系统。据此，他把大学治理定义为“是为达到两个系统平衡目的，在组织内部和外部重大事务上进行权威性决策的过程”。从历史看，大学治理的制度化始于上世纪初。1900年斯坦福大学发生“罗斯案例”（Ross case），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因此而成立，并发表了关于维护学术自由的宣言。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现代大学治理运动的开始。虽然这个宣言没有阐述如何进行大学治理的具体方案，也没有见到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表述，只是强调了一般性的大学治理政策思想，但它的颁布为现代大学共同治理提供了哲学和实践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兴起，大学治理尤其是“共同治理”（shared goverance）概念从历史走到现在，从理论走向实践，大学治理的基本内涵也业已发生变化；判断其治理“好”与“坏”“优”与“差”的标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来临，大多数大学业已成为“巨型”的复合性组织。引进“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倡导“公平与效率统一”“决策民主与透明”“竞争与合作”的理念，建立广泛的“参与式决策”“目标合约式管理”等机制，成为大学普适性的发展理念和相似的管理策略。正可谓，一流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是通过资源、权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大学组织和目标发展的最优化，而非最大化。如澳大利亚学者M.爱德华指出：“对于今日大学而言，良治的含义不再看做了多少，还应该看怎样去做。”
并治：突破“两种权力”之争的藩篱
在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争始终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何化解“两种权力之争”困境，成为很多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和利益诉求。在现代大学组织，两种按照不同逻辑运行和存在的权力，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大学组织施加影响和压力，并由此形成了科层制和学院制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组织文化。那么，哪种模式是大学治理的主导力量，哪种权力文化更有利于大学组织的发展和目标实现呢？简单判断和回答，或轻易肯定一种，贬低另一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一所巨型办学规模的现代大学组织中，没有行政权力的存在，无法想象如何让结构复杂的大学有效又有序地运行。同样，没有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两个不同的运行系统。前者的概念和作用源于西方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体现的是学术共同体文化所倡导的“平等对话”“理解尊重”“批判质疑”和“兼容并蓄”等核心价值。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始终坚持和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并视之为大学治理中的“最高准则”。后者的概念和作用源于政府科层组织的文化传统，对“等级结构”“目标管理”“权威领导”“命令与服从”以及“组织忠诚”等价值观念备加推崇和青睐。历史上大学治理科层模式和理念的引入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高等教育急剧扩张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学者寇森指出，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大学的急剧扩充，其组织内部普遍出现一种“双元组织结构模型”，即“系部科层”和“行政科层”两个系统，分别管理两个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领域——“学术事务”和“管理事务”。在本质上，这两个系统存在某种权力上的冲突。之后不久，寇森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双元组织结构模型”观，提出新的“二分理论”（bifurcation），即把大学管理结构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学术系统”和“操作系统”。寇森的“二分理论”很好地解释和说明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各自的权限和功能。
在现代大学治理理论中，人们经常相信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共治”(shared goverance)，其本意是强调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强调大学、政府和市场的三角合力作用。甚至有人将“共治”的模式理念奉为大学治理的最高准则，视为处理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灵丹妙药。然而，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共治”并非是一种最有效、最合理的治理模式。比较而言，“并治”(parallel governance)模式或者“分治”（independence goverance）模式才有可能是大学组织良治的必然选择。所谓“并治”或者“分治”就是充分认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不同，使之为两个相对独立存在、平行运行的系统，分别负责两个不同领域的事务——“行政治校”和“学术治学”。尽管在管理大学事务时，两个系统各自遵循不同的逻辑、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准则；但彼此支持，互不干预，彼此理解，相互合作，目标一致，追求大学教育品质的一流和科研产出的卓越。
诊治：“文化滞后性”是影响大学良治的毒瘤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缩短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但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仍然问题多多。主要根源还在于“文化滞后性”（cultural lag），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文化和精神的缺失，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换言之，当代中国大学尚未找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尚未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表现为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安排上，某些大学心甘情愿地对西方大学亦步亦趋，以西方大学标准为马首是瞻。有时它们打着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幌子，将所谓“与国际接轨”视为最时髦的口号，将“自我殖民化”视为提高大学国际声望的重要标志，不断丧失自身的大学话语权和民族文化合法性。
第二，工具理性主义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大学改革。当前中国大学治理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工具理性主义的推崇，对诸如成本、效益与规模等发展目标的极大价值偏好。一些院校通过非常规、非理性的手段，盲目追求院校的“跨越式”发展，甚至用极度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去制定院校发展战略、评价教学科研和管理学术人员。这样做最终导致大学治理改革失去方向，大学组织失去灵魂。
第三，官僚文化模式仍然在大学管理中占据主导。与许多西方大学一样，我国大学同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组织文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权力系统，但是“学院文化模式”在与“科层文化模式”的较量中似乎始终处于下风，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权力的“虚化”现象司空见惯。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官本位”和“行政化”思维十分严重，经常出现的错误做法是：（1）以院校管理模式代替学术管理模式，混淆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和权限。（2）将院校发展目标等同于学科成长和知识生产模式，从而以管理科层的行政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干预学术活动，影响学者治学决策。（3）利用资源手段不断彰显行政权力的强势，虚化和贬低学术权力影响力。尽管有些院校在组织形式上为学术权力保留一席之地，但某些时候，学术组织也变成了行政权力部门的“代言人”和利用工具。（4）以“牧犬文化”“牧羊文化”替代“牧猫文化”，忽视政府、企业与大学组织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第一，充分认识大学治理模式的复杂性，尊重大学组织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也要重塑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文化和精神。换言之，一方面承认大学组织规模的不同、组织类型的不同以及历史传统和组织文化的不同，不必刻意追求大学治理的统一性和标准化的模式；另一方面，发现越来越多的合理价值向度，追求现代大学治理的“去中心化、分权而治”的基本理念，推崇“共治”模式及“学术自治”和“行政自律”并举思想，倡导组织“软实力”的文化重塑。
第二，将文化逻辑视为现代大学治理变革的前提。大学治理改革的逻辑在哪里？选择不同，结果必然迥异。倘若大学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被限定在政治统治考量的范畴，大学良治模式的选择必然以服务于国家、党派作为评判好坏的唯一依据，其危险在于可能会使大学沦落为政府的附庸和御用工具；倘若大学治理模式变革以“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起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衡量大学改革成败的唯一价值标准和成败尺度，那么，市场原则就可能被改革者视为“第一原则”，并将之无端利用和随意曲解。然而，大学本质上属于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没有文化的大学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失去文化性，大学组织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大学“身份”和“文化自觉”，以文化逻辑作为衡量大学治理好与坏、成与败的重要价值向度和前提，是加速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所谓文化逻辑，一言以蔽之，是指大学内部治理与组织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依赖性关系。遵循大学文化逻辑开展大学治理，以文化性的视角审视大学组织改革发展的过程。
第三，在放权与收权之间实现平衡。一方面，“放权”的含义是要求政府行政部门应该尊重办学规律，赋予大学更多的治学权，要求大学管理机构赋予二级学院和教授更多的治学权；另一方面，收权的含义是要求政府和大学的管理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建立“目标合约机制”、形成“科研成果服务市场”等方式，更加合理地对大学加以管控。今日之中国大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例如大学可以开办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等，与此同时，大学治学的权力似乎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果我国大学治理不能合理管控大学的无序发展，同时又不能给大学治学松绑和赋权，那么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将可能流于形式，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