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成了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变量。由这一变量引发的新传播技术，给中国的传播格局带来了深广影响，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结构版图以及运行逻辑。在互联网杠杆撬动的全方位巨变面前，在网络空间海量“流动性”面前，在瞬息万变的技术、市场以及日常场景面前，我们变得力不从心了。新传播技术引致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技术“活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技术“活性”是指技术的解放功能。每一次技术突破所释放出的“破窗”能量，会让人们获得新的行动空间，也会带来新的缺陷和无力。这在互联网引爆的新传播技术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互联网技术所释放的天量级的效能，也释放出远超我们智慧极限所能承受的不确定性。
二是网民行为的不确定性。人类行为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集群行为的不确定性甚大。原因在于人对自身行为既不是完全无知，由于行为主体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无法做出周全的判断，造成了行为的不确定性。互联网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线下社会关系的束缚，人的行为自由度更大了，不确定性更大。
三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今，互联网釜底抽薪，对市场进行再组织，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市场的不确定性马不停蹄地被刷新，给每一位身处市场激流的泅渡者带来了挑战。
四是人为干预的不确定性。网络技术带来空前的“破茧效应”和“破窗效应”，突破了人的行动对时间、空间实在性的依附，颠覆了传统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关系再造，“网络社会”迅速崛起。新媒体赋权使曾经那些远在传播权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在线下社会空间得不到的自由和权力，会转向网络空间寻找替代性补偿。原先由传统社会关系和权力逻辑规定的人的行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网民表达自由度激增，行为空间得到了大幅度拓展，行为的不确定骤然升级，系统“失控”的风险也更大。
五是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技术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而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基于超负荷信息概括的科学认知，不确定性会骤然升级。大数据理论与技术虽在努力解决认知和管理复杂性难题，但不能解决信息超载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
如何在现有认知和行为局限性下，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最大程度理解与控制，显得尤为迫切。笔者认为，理解和控制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跟进技术进化节奏，洞察技术演化规律。互联网技术进化不是沿着线性逻辑推进，而是网状展开，有技术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因此，把握互联网技术演化规律就显得特别困难。与此同时，也要对技术保持必要的戒心，警惕对技术的过度迷信，比如，须谨慎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乃至“算法”的迷思。
其次，洞察互联网语境下的市场逻辑，互联网语境下的市场逻辑涉及的关联变量甚多，引致市场不确定性的激增，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掌握关联变量的关系逻辑，探寻不确定背后的隐性机理。
再次，洞察网民的行为逻辑，减少人为干预的盲目性。在网络空间，网民行为受到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和牵绊甚多，其中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扑朔迷离。揭示网民聚众行为的内在机理和奥秘，其难度超出想象。但是，求解网民“集体行动的逻辑”并非不可能。因此，这需要多学科的合力作为，眼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启程。在大片的未知领域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和掌握之前，人为干预的盲目性在所难免，由此引发的风险也不可能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