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消费市场细化，使其对供给结构形成了多元诉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阶层结构优化，国内需求拉力加大
无疑，阶层不同，对需求满足的排优序也会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不仅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且还将阶层结构相对单一的社会转变为阶层结构相对多元的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业主阶层（指拥有产业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层）占5.06%，新中产阶层占18.91%，老中产阶层占14.92%，工人阶层占32.79%，农民阶层占28.32%。如果将新中产阶层与老中产阶层相加，则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经达33.83%。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农民阶层为主转变为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占比大体相当。阶层结构的这一变化结果，是理解当前所有社会政策配置的基础。
阶层结构变化的趋势，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明确的中产化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可以说，中国处于自有史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增速最快的时期。将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速率的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其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在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中，工人阶层的数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处于“徘徊”状态，即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失去迅速增长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工人阶层会维持原有规模。老中产阶层的数量会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占据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惟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攀升。
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一转型是渐进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消费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如果将消费市场分类为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则不同阶层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是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三个阶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6.5岁左右，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吃饱、穿暖、看电视，甚至农民阶层家庭的厨房开始装备煤气与电磁炉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随着土地的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展。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后，在家庭装修方面也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新的收入水平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新需求层次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对消费品质量与安全程度的关注，这也会从需求端刺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发展性消费的过程中，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短缺，所以外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市场，外资都占据了很大份额。在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上，教育、体育、保健、旅游、影视娱乐都需要升级才能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在使用价值退居其次，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甚至于在出境游等项目上，中产阶层都是拉动消费的主力。
消费结构轮动跟进，政策配置需要瞄准
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强化。这使投资驱动性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性增长的预期更为强烈。在外需难以提振的大背景下，内需的作用还需要继续激励。消费升级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各阶层提高生活质量的路径依赖。结合中国社会各阶层阶梯式改善消费结构的分析，通过对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收入提升是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从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消费改善当前的生活质量。
如何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自愿而有益的土地流转、更大幅度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规模以提高人均种植面积，成为提升农民阶层收入的必由之路。而只有让农民或农业工人的收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时，年轻人才可能自愿回村种地，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力量，并借此改善自己的消费结构。
工人阶层的收入在过去十多年已有很大的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工人阶层提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主要举措；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就成为工人阶层收入持续改善的前提保障。
虽然老中产阶层既有生存性消费的冲动，也有扩展发展性消费的希望，但主要从事服务业的老中产阶层，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有所收缩，经营的店面也在电商的冲击下面临洗牌——颠覆性创新迫使其重新思考未来的出路。他们不可能再像市场转型初期那样赢得“以小博大”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的提高既有赖于自身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也有赖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的提升。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已经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诉求而开始追求发展性消费。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是技术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先受益者，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强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在衣食住行等消费上会更看重消费品的内在价值。在发展性消费上，他们会更加追求高端服务业的品牌效应。在物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也会看重精神世界的充实程度，这会增强他们对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欲望。但问题是：一方面是为新中产阶层所拒斥的粗制滥造的模仿性剧目的批量生产，以及收视率与上座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却是进口大片的高票房。在这种消费结构的供给格局中，要刺激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就得解决这两个阶层消费品位的提升与民族产品产能供给差距的矛盾问题。另外，还需创新和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以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如果物质供给的繁荣不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伴，中高收入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观，消解整个社会的发展价值。
第三，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诉求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方面，所以，生存性商品的生产还可以延续类型化、批量式供给之路。毕竟收入较低阶层会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标准，这会继续维持生存性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却已过渡到特例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阶段，这就需要将生产工艺与信息技术结合，将消费品的生产与互联网结合，走个性化、定制化、特色化之路，逐渐从大批量生产阶段首先过渡到小批量定制阶段，再过渡到个性化定制阶段。在服务业上，也需要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品位定位。
事实上，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型，在发展性消费中从耐用消费品向服务类消费品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农民阶层的工人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增加；但在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向中产阶层的转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更为迅猛地增加。甚至于原本在家庭内部形成的生产和服务功能(小到打扫卫生与厨房劳动，大到照看孩子和老人等)，也会转而依靠社会服务业的扩张而获得满足。与此同时，阶层的品位特征与符号化诉求冲动，不仅会为“商品”带来个人定制的需求空间，而且还会为“服务”创造出更为便捷的个人定制的供给结构。
第四，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某些优惠政策的出台，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社会因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费不平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正在向纵深演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会矫正刺激政策的收益分配方向。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当下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为防止消费不平等状况的恶化，需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投入。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和缺少社会公正评估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是以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反倒会埋下风险，为日后的社会治理增加巨大成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阅读延伸
有关消费的四种概念
生存性消费，即在消费中将家庭人均饮食、衣着、水电、住房等支出定义为家庭成员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
发展性消费，即将家庭人均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讯、交通等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
平均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