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具体事件来理解和揭示当代中国制度运行的问题和基本逻辑
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中国通”陆克文曾经专门撰文谈到西方汉学要向中国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转向。据我所知，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欧美主要的汉学研究重镇都在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知识挑战，进行了组织重构，重新配置了研究资源。以哈佛大学为例，过去十多年来，托尼·塞奇领导的中国研究中心虽然处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框架内，但由于密切关注和深入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并设立了高级官员培养项目，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活动都在快速增长，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超越大家熟知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发展带来的对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挑战。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观照下的传统中国，都是值得探究的学术富矿。
由于身处体制之中，我们比国外学者更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体制的优点和长处、弊端和不足，更能理解政治实际运行中那些“不言自明”的隐形逻辑。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许多人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这个制度的实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良知能力和智慧，尽可能地使这个制度运行得更平稳，更有绩效，更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这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责任。这本《制度运行的逻辑》是笔者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近些年来围绕公共事件、热点话题、时事新闻等表达的立场和看法，透过具体事件来理解和揭示当代中国制度运行的问题和基本逻辑，为近年来一些争论贡献自己的理性判断、专业分析和社会关怀。
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社会角色决定了实践参与的形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并不只是动人的口号、高大的形象、崛起的国力，而是如何更轻松地生活，如何保留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曾经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尊严来自制度的尊重，最可靠的幸福是有制度保障的幸福。如果不断完善的制度给每个普通人带来的是找不到北的‘迷宫’，却把‘便门’出口的钥匙给了个别人，这样的制度化建设注定是失败的。”
作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也是一种实践。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撰写研究报告，参与政策设计或评估，有的学者还会参与到政策文件起草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活动之中。这种实践的基础是研究者的专业性训练。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智库建设，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但也出现了许多人担忧的“折子研究”现象——为获得更多批示猜测领导人意图偏好，甚至不惜违背客观现实。专业化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获得尊重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成为某个组织、某个部门的管理者，成为制度的运作者。这种实践是极有考验性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如果担负了某种管理责任，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运用所学来改善这个体制的运行。
总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值得我们去投入和奉献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现象都不可或缺，生活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虽然有所差异，甚至有时相互冲突，但根本指向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是改善我们生活、提升我们精神道德的活动。这也许就是“人是政治动物”这个判断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吧。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关怀
过去三十多年来对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系统引入，国内学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案例积累，社会科学资助资金的大规模投入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心、自觉性的提升，都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现在有条件和理由跳出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与“本土化”、理论概念的“普世性”与“中国特色”的二元思维，从中国的转型实践中总结出概念、抽象出理论，然后对现有的理论模型、方法论工具进行验证反思，从而使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根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得到世界知识体系的验证。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关怀。只有在这种关怀的引导下，才能把研究路径、方法和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而中国研究理论范式的构建，应该以三个目标为指引。首先，理论的总结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起码要符合人们判断的“常识”。其次，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常识”，能使人们了解到社会现象背后潜藏的关系、问题乃至规律。最后，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知识，能给人们提供可操作的改造现实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研究来说，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哲学使命的判断依然富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另外，我也注意到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历史，一些学者力图将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孔德曾经说：“除非通过它的历史，否则任何概念都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能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情况。这也许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没有中断过的历史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学习历史学的史料收集方法和运用方法，并且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更深刻地挖掘史料背后的逻辑，进而弥补本学科重判断轻资料的不足。但是不能用理论去选择和裁剪史料，那样会进一步强化政治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或教条主义。福山在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时提醒自己说，“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从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