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江苏农村（2005—2014年）的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从2010年的41425.48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65088.32亿元，并成为全国范围内GDP产值的第二大省份，以不到全国2%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0.23%的GDP。但高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的背后也隐藏了诸多非均衡性发展的顽疾，如社会发展的滞后使得地方政府在承担全民惠利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地方政府也未能从全局场域中充分认知到协调性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势必会衍生出诸多困境，如经济、市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悖论与矛盾，以及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现有的传统型发展战略是无法彻底解决诸如社会不公、贫困脆弱性以及社会排斥等问题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如果社会质量的提升水平没有均衡性匹配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引致一种变态式发展的存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是建立在发展与满意度相互匹配和有效衔接的基础之上，从而得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质量的有效提升。正如James.Midgley[1]所说:在全局性场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倘若未能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增量，那么其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必然会失效。
社会发展是一种规划的社会变化过程，旨在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协同下促进整体人口的福祉[2]29。理论与实践都毫无例外地表明，社会发展过程与经济发展密切相连，经济发展提供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但社会发展的聚焦点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施行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项目力促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与经济发展的路径截然有别。一味地追求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增长未必能有效提升社会质量，甚至还有可能会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基于此，从客观层面上反思社会发展与社会质量的关系，以及改善社会满意度等深层次问题，不仅能够解决经济发展的某些困境，亦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换句话说，就是以何种发展取向来替代当前经济发展优先排序的态势，将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关注转型到以社会质量为核心节点的价值关怀上，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性以及社会满意度的有效提升。
社会质量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本性之体现，是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3]6-7。阿玛蒂亚·森在论证发展的本质时，将其表述为社会关系和各种制度能否促进个体“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提高[4]85，其集聚点在于社会关系的质量能否促成人们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以及主体性角色的进步程度。基于人在本质上是因为社会而存在的，而不是原子化的“经济人”的假设观点，社会质量的实现有赖于社会认可，换言之，社会质量的实现是建立人们通过集体认可（诸如家庭、社区、工作群体以及政府机构）与他人形成互动，社会性就内嵌于这部分相互依赖环节之中。社会质量的着眼点在于发展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能力所必需的社会技能，而参与持续的互动和对话必然发展为选择与实践，一个基于目标、价值和社会集体责任的对话空间就被创造出来[5]6。由此可知，社会质量既是一个互动性概念，也是一个外部激活概念。
基于现有的文献，关于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已然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学、政治学与现实问题的交叉研究热点。而从国外文献研究来看，从1990年之后，城市发展的偏向性经济政策的执行，使得社会福利发展非均等化，因而如何实现社会福利在一定良性水平上成为当时欧洲社会发展建设研究的热点[6]11-15。可见社会发展也急需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考评指标，这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社会质量”作为对象的研究。社会质量的理念是重新审视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内社会政策的质量和社会发展目标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整合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各种政策，并使得其归属于社会质量体系中，进而有效地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之间的非均衡性[7]7。在提升个人福祉和开发个体潜能的条件下，社会个体能够有效参与到个体集聚的共同体社会与经济中[3]6-7。因此，从国外研究来看，社会质量理论倡导的是一种福利社会基础上的可持续性发展[8]。总体而言，社会质量的概念属性本质上从属于发展社会学的范畴，因而在考量社会质量的同时需要关注社会发展，而对于区域内的社会公众个体也不可忽略。换言之，要将社会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纳入到规制范畴，也需要将集聚点着眼于社会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层面。因此，在测度和考量社会质量之时必须将主体人作为核心要素，其主体人的社会性本质得以明晰化，进而归之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之中[9]。同时也必须指出，社会质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式的发展方向，如“和谐社会促大同发展”，摈弃片面式的以“GDP绩效考核”的发展模式，进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一定意义来看，社会质量理论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新分析框架，还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政策新导向。
国内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最早见于王沪宁1989年的论文中。王沪宁认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常态性发展与该主体社会内生化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等是相互紧密耦合的，而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的程度只能依赖于社会质量的诠释[10]。社会质量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区域内社会满意度以及扩大社会福祉的有效普及面的同时，其实质在于通过施行常态化发展路径以促福利国家的建设，从而推进社会政策的整合效能，实现全民福利社会[11]。国内学者如郑卫荣对社会质量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方案，他认为社会质量体系中存在着有四个条件性因素，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Socio-Economic Security）、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且每个条件因素包含自身下设的场域及其子域[12]。对于社会凝聚指标而言，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衡量和比较辖区样本人群所兼具的一般信任的稳态势水平，还需要辨识出场域内社会信任的类型以及区分[13]。同时社会质量作为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新视阈，核心要点在于人本主义，不仅囊括了经济社会保障，而且需要建构出社会融合与参与赋权的有效衔接[14]。社会公众在充足的社会经济保障的前提下，通过建构社会融合社会信任的制度安排从而挖掘社会的指标得以开发，创造高质量社会[15]。有学者还认为主体人对社会信心与社会质量评价之间存在一定耦合关系，对此不能有意将主观维度上价值所忽略掉[16]。社会公正价值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社会质量的测量来对其衡量[17]。可见社会质量评价是基于特定场域下的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要求其内生化的系统性。我们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传统评价范式偏重于经济性指标；往往忽略了社会结构维度的内容，而社会质量则刚好兼具优势互补形成整合性优势[18]。
社会发展的常态性需要增加社会质量的考察，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所有人（包括不同阶层的）的社会责任。因而对于解决当前公民社会的需求具有内在张力的背景下，势必需要寻求社会质量的有效提升。就农村而言，尽管外部公共资源在不断输入，然则一定程度上也偏向于农村社会的强势集团与宗族势力，例如弱势群体、留守群体以及孤寡老人等的社会质量还值得进一步思考。从实践效果的反馈来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的外部力量不可能发展和改善当前农村的民生问题，社会自身的诸多因素不仅影响外部资源在农村的落地，也影响了其社会建设的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以农村区域为对象，根据社会质量理论的既有指标，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梳理和测度农村社会质量与社会满意度之间的关联，为农村社会的常态性发展提出建设性路径。
二、模型的建构与测度
（一）社会质量指标权重的设定
社会质量是当前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新理念，同时这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动态化结果。质性的研究为社会质量确定了基本的指标性框架，但如何实证检验这些定性研究的结论还有待量化方法的科学探讨。因而笔者根据国内当前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农村社会质量指标的特征，选取出基于社会质量四维度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定量评价农村社会发展程度。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质量指标的评价方法无疑是一种综合评价法，本文主要采纳分层线性加权综合指数法（Hierarchical Linear Weighted Composite Index）构建社会发展在满意度层次上的评价。在实证测度之前需要明确社会质量指标的测度评价体系，同时要确定其各项指标之间的自身权重系数，笔者在此主要应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对农村社会质量指标评价指标确定权重。
根据国内既有的研究观点，社会质量分为四个维度的变量指标，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四个一级变量指标权重分别为0.30、0.20、0.30、0.20。而对社会经济保障A，主要分为家庭经济状况A1（权重为0.15，需要接济=1；使用存储=2；刚刚维持生活=3；有存储且有余额=4）；个人收入对数A2（权重为0.05，工资收入年度内的总额，并将其取对数)；住房所有权A3（权重为0.25，1=有房产权；0=无房产权）；社会保险A4（权重为0.30，社保项目以及金额的参与多少）；就业稳定性A5（权重为0.25，农村居民选择就业的稳定时间）。
社会凝聚分为一般信任B1（权重为0.20，对他人的信任，1为普遍意义的信任；0为不值得信任）；特定人群信任B2（权重为0.15，对特定群体的信任度（医生、教师等））；亲密信任B3（权重为0.10，对亲人、乡邻以及自身朋友的信任)；机构信任B4（权重为0.10，对机构（政府、司法机关、媒体）的信任)；社会认同B5（权重为0.25，对农村社会的普遍意义的认同度)；帮助他人的意愿B6（权重为0.20，以10%的个人收入来帮助他人程度有多大）。
社会包容分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度C1（权重为0.25，参与文体组织、职业协会以及NPO意愿度)；农村社区融合C2（权重为0.30，农村社区的包容度如何)；农村社会联系强度C3（权重为0.10，与家庭、亲人以及乡邻的关系程度如何)；社会歧视C4（权重为0.15，是否会因为地位、身体、性别外表等受到歧视)；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C5（权重为0.20，农村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的普及性（0；1））。
社会赋权即为村庄事务政治参与D1（权重为0.30，是否参与到本村庄事务中（0；1））；发表意见的自由度D2（权重为0.25，发表意见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程度)；社会失范D3（权重为0.20，是否存在被社会遗弃或者说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差距)；自致成功性D4（权重为0.25，通过自身劳作可否获得经济或是社会高些地位）。
本文进行分层线性加权（Hierarchical Linear Weighting）的综合指数法，由于初始数据在度量单位、指标差异属性以及数量级的差异，因而不能横纵向指标数据比较，故需要进行无纲化处理（Dimensionless Processing），使其处于规范性数据指标值。基于无纲化处理的数据，进而测算出四维度下的子目指数（Subheadings Coefficient），再将前文的权重数值与此子目指数得以相乘，然后相应累加得以总和，从而测算出四维度的各自综合指数。同时，社会质量的程度测度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Integrity）、综合性（Comprehensive）和内生性（Endogenous）的聚合效应（Aggregate Effect），核心不在于单个维度内容的提升，而是以社会质量系统中四维度要素的整体性，进而推动聚合效应的发挥。“发展”是社会质量系统的运动成效指向，而“程度”则是考量了社会质量系统对此的“运动行为”的有效规制（Regulation）。因此可确定为农村社会质量的有效性指数（Effectiveness Index，EI）模型。本文主要是将社会质量的CI值乘以EI值的乘值，即可得出农村社会质量程度。基于篇幅的考虑，故将测度公式省略。
（二）社会质量指标的测度
根据上述确定的农村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层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借助于上文的权重，测算江苏省2005-2014年农村社会质量指标，测算结果见图1。
总体来看，2005—2014年，江苏省农村社会质量的指标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52.10上升到2014年的73.53，但值得注意的两个节点是在2008和2012年，江苏省农村社会质量的指标在节点年份之后一个年度内呈现有所下降之趋势。这两年经济形势不稳定引致了下滑态势，对江苏省农村社会质量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外部原因可能在于江苏省沿海区域以及苏北区域经济主要是依托于全国市场以及海外贸易的经济基础支撑。内部缘由在于经济结构（三项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农村要素供给的不完全等。从图1可知，江苏省社会质量指标在2009之前处于60度分以下层面，处于低度契合状态，直到2014年时间段才上升到中度契合状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即使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较高的位次，但从社会满意度而言，其农村社会质量指标在近五年仍然还是处于中低度状态。
同时为了更好地辨识江苏省农村社会质量的区域差异性，本研究将所调研的样本城市选取部分城市，即苏北区域（连云港、宿迁）、苏中区域（南通、扬州）、苏南区域（南京、苏州），依据前文所描述的各项指标（2005—2014年基础数据），通过应用上述公式的迭代计算,最终样本城市的数据结果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各样本城市在区间年段（2005—2014年）内农村社会质量均有所提升，而且上升幅度还比较大，基本能达到初始数据的1.5倍左右。按照前文所依据的指标划分标准来看，连云港和宿迁市社会质量评价长期处于中低程度状态，而在苏中区域的南通与扬州两市的差异更为明显，在各个年度内社会质量指标的差距在20分左右。
为了更好地描述出各区域之间差异性，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层次:经济基础好的A片区（苏州、南京、南通）和经济基础较弱的B片区（扬州、连云港、宿迁）。A片区城市基本在2011年度就已经达到一般程度状态（60度分），而B片区城市长期处于低度性态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质量中社会经济保障的基础性功能，即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发展满意度的意义。一旦农村社会发展的经济性基础被削弱，同时又面临着城市偏向性的发展战略，也许会进一步造成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匹配现象。社会质量指标的测度不仅有社会经济保障，自然也包括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以及社会赋权等方面，而且一旦存在偏差就会造成社会质量契合系数的整体性降低，最终影响到社会质量的总体指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出政府希望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以弥补社会质量的下滑。例如，在A片区中的南京和苏州之间，2010年前苏州市农村社会质量指标一直领先于南京。但是2010年之后，苏州市农村社会质量指标有所降低，其原因在于苏州相比南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优先排序方案以及在农村土地征收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积聚，这在同期社会冲突的案例报道均有所显现。另外，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和转型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一旦城市化进程过快，新旧农村社会文化以及治理结构的制度性失范就会冲击现行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的进程，影响到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
对江苏省内苏北、苏中、苏南等三区域的分析，反映出江苏省农村社会质量的总体评价水平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但是苏北区域与苏中部分区域的农村社会质量指标仍旧比较低度，整体表现也不尽人意，上述差距也逆向性地证实了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应秉持的方向，与此同时，需要思考的是社会质量体系的四维度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满意度又是如何影响的。
三、进一步的分析与求证
为了有效量化社会质量的四维度属性与农村社会居民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基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建设，需要建构出农村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故在分析社会质量对满意度的效应时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在上述回归模型中，Yi首先是代表个体i的满意度总水平，是综合经济充足体验感、公共服务体验感、自我效能与价值体验感、社会生活满足感和未来预期与信心感之后的合成指标。Xik分别代表影响个体i满意度的各因素，在本文主要是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地区经济变量和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及社会赋权四个社会质量维度包含的各变量。Bk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其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度和方向。εi为随机误差。依据对江苏省苏北区域城市宿迁进行的典型调查，通过对上文中的指标归类以及各项计量说明，进而对其进行Logistic回归计量分析。
为了考察社会质量对居民满意度的具体影响，主要以农村居民的社会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同时再以社会质量的四维度要素作为主要自变量，采用有序Logistic逐步回归法，共形成5个模型。其中模型5反映了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和地区经济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情况，模型1、2、3、4分别反映了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对社会发展满意度的影响。5个模型F值均在1%置信水平上有显著性，通过了F检验，并且拟合优度比较好。从模型解释力看，这五个模型的R分别为0.231、0.163、0.137、0.216、0.29，说明M2、M3、M4和M5均比M1的解释力要高，同时这也说明与个体特征相比，社会质量因素对社会发展满意度有着显著性影响效力，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可以看出，社会质量的四维度要素均对农村居民的满意度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首先，社会经济保障中下设的五个变量（家庭经济状况、个人收入对数、住房所有权、社会保险、就业稳定性）对社会发展满意度均有着正向显著性影响。其次，社会凝聚的六个变量中只有亲密信任对社会发展满意度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影响，其余各项变量（如一般信任、特定人群信任、机构信任、社会认同、帮助他人的意愿）的相关系数均具有正相关显著性影响。而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机构信任，然后依次是一般信任、特定人群信任以及帮助他人意愿等属性指标。这恰恰从社会现实中验证了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以及特殊职业群体（警察、医生、教师等）与农村社会居民的主观感受息息相关。再次，社会包容的5个属性指标对社会幸福度有积极影响，除了社会歧视对社会幸福度产生负相关影响外，社会融合、农村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社会关系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满意度均出现正相关关系。最后，在社会赋权属性指标中，只存在三项属性变量的相关系数为村庄事务政治参与、社会失范、自致成功性。自致性成功和政治参与对社会满意度是呈现出正向相关，而社会失范在1%置信水平下有着负相关影响。同时还注意到，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度没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出在农村社会中仍然存在诸多的强人治村、富人治村等现象。
尽管有关社会质量的理论学说在当前还未能成为一个热点的学术命题，但不能忽视社会质量所倡导的意义所在，其对于社会政策体系的建构，促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融合和旨在建立起可持续性福利社会的主张是后转型期中国客观需要的方略。其内在的价值理念摒弃了传统“GDP绩效”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从而摆脱了“唯发展速度”的考核方式，这要求我们反思当下农村治理政策体系的价值与现实的客观导向，建立既符合农村社会满意而又能突出社会公平的政策体系，将农村社会政策有效内嵌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社会治理的框架。
（一）建立健全农村经济保障网络
依据社会质量理论的主张，要实现区域内社会质量的提高就必然依托于社会经济保障的基础。福利普惠是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在公正性层面的前提条件[19]。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质量要求社会经济保障网络的构建不仅仅对主体人———农村居民的生存保障，而且还需要有其他相关的保障性制度安排。应以社会公正的价值导向为前提，重新审视当下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偏向性，合理建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结构，有效健全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要积极保障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福利，同时需要拓宽社会福利的覆盖渠道与负载面[20]。为此，一是在收入保障领域，合理制定农民工的劳务规范和条例，必须坚持最低工资待遇；同时保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现，扩宽农村福利的受益范围[21]。二是在农村住房保障上，避免对其过度开发，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满足中低收入的农户对农村住房的基本需求。三是在就业领域开发和拓展农村就业和再就业市场的培育，有效缓解城乡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二元矛盾，加强农村居民的职业培训以增强农村居民的职业能力。四是在教育领域中，切实拓宽农村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和年限。
社会凝聚作为社会质量的重要因素，有助于诠释社会发展的优越性与否，同时直接反映出社会质量的高低，以及社会成员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信任度。倘若社会信任降低乃至流失，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是社会急剧分化，要避免这种状况，就需要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重塑出社会信任的制度安排。农村居民社会凝聚的核心是信任，包括了村庄内部人际信任，本村与外村的信任以及村庄与地方政府（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等[22]。因此，基于城乡二元化发展结构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把社会公正价值精神内嵌于社会政策体系之中，增加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社会信任，通过完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和福利共享就显得非常必要。从而在外在层面保障社会凝聚的有效实现，间接提升农村社会质量。
就农村建设而言，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在于:一是在农村社会服务中，积极而又切实做到人本关怀，坚持服务于村民，以便于提升农村居民对村庄事务的满意度。二是依托于不同的“项目下乡”载体，有效营造出和谐公正的文化氛围并在乡村体现出来。三是积极施行并推动社会的志愿服务，推动传统价值的社会分配。四是尊重乡邻亲属的农村互助式合作，在肯定和尊重双方差异性的同时并存同质性，实现社会和谐共处的积极村庄价值，以便于在村庄内部形成社会共识[23]。
建设质量高的社会，其治理结构和社会运行就必然要求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包容度。就社会包容而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考察对社会群体的社会歧视、不公平遭遇以及社会关系等内容。基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转型期内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性发展，都在客观程度上割裂了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基本公共品（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服务、公共医疗等）的供给未能实现城乡均等化[24]，尽管农业税改革及取消之后，农村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基于社会发展的偏向性顽疾以及农村发展的边缘化，都使得农村与城市的鸿沟越发明显，客观地要求包容性发展政策体系的建构[25]。改革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关键在于促成农村包容性发展政策的设计和促成农村社会居民的社会福利的普及享受。
建构包容性政策的核心要点在于积极促进社会融合，以及整合农村区域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尽可能地降低社会的不稳定性。为此，政策实践要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展开工作，力求把边缘群体整合到社会体制之中。具体说来，一是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要充分确保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公正性，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温饱、义务教育以及基础性公共医疗服务的需要。二是强调和凸显政府对边缘化农村群体所应享有的均等化待遇与公共服务的社会保护，这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归属。三是在制定和颁布社会政策上，应当将农村弱势群体纳入到政策受益的共同体，防止社会排斥现象的多领域以及大面积发生，充分关照更多的社会成员，以使政策的结果趋向于合理和公平。总之，社会包容应使人们体验到社会融入感，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排斥。
有效增加农村社会的发展潜能，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广泛参与机制下的农村居民，社会发展的实施过程依赖于农村社会居民参与方式的实际运行而得以发挥出实效。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地方政府与农村社会建立平衡对称性的信息流转环路，以此来保障农村社会居民参与权的实现。因此，对社会赋权而言，社会政策的有效建设不能局限于参与机制的完善，同时需要改进参与的方式，保障社会政策体系的科学性与惠民性。对于农村社会发展而言，社会赋权的重心在于保障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村庄事务中，进一步地发挥其村庄政治参与的主观能动性，以参与求发展，实现农村居民的真实和客观的诉求[26]。“赋权”的实质在于对行为主体的“增权”，而“增权”的内在要求是权利主体对客体对象进行权力关系的转换，从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转向到农村社会民众，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民众在农村事务参与过程中将真实社会诉求得以表达，并付诸实践之中。协商是促进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但除此之外，宗族势力的内生功能、熟人或者半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政府规制与乡规民约的契合等，都是参与方式可以创新的发生领域。
社会质量是以公民满意度为核心要素的理论建构，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在社会建设内涵上的均衡。为此，健全农村社会参与机制从而推动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关键环节在于，一是要重塑农村居民参与理念，使社会个体与农村社会之间形成互动性发展格局，以实现自觉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效统一。同时有效培育农村志愿组织，有助于培育农村居民自觉参与的组织能力，以便农村居民的真实民意得以响应，以组织平台形式建构农村民主的基石[26]。二是加大基层政府对农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提升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政治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亦可增加其与外界社会有效衔接的机会。三是在农村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评估过程中，积极响应和回应政策受益对象（农村居民）的客观需求以及参与意愿，以激发农民的主体参与积极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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