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性和灭亡
在自然界中，多样性的存在有一个现实的原因：一个物种发展出各种特点和行为，即极大的多样性，可以增加它在各种环境挑战中生存下去的概率。当变化发生时，不管是什么变化（干旱、肉食动物侵犯、粮食稀缺、温度剧烈变化）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物种比不具备这种特点的物种生存概率更大。
从进化的角度看，多样性就好比基因保险单，能保护一个物种免于完全灭绝。这就是为什么鱼的种类不止一种，鸟的种类、蚂蚁的种类也是一样。它们都发展出不同的策略来应对环境。这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们就具备了适应环境所必需的特性。
为说明多样性对于生存多么重要，请看下面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为了筹备本书的写作，我卖掉了硅谷的公司，搬到加州大苏尔海岸线上一个偏僻的住所，它位于联邦政府为濒危的史密斯蓝蝴蝶设立的保护区里。在我购买这座房子的时候，我对蝴蝶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在搬过去不久之后，我有幸遇到迪克·阿诺德（Dick Arnold）。他是一位杰出的昆虫学家，而且是研究濒危史密斯蓝蝴蝶方面的专家。这引出了一连串意外事件。迪克解释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娇弱的史密斯蓝蝴蝶只依赖于一种食物来源：生长在加州海岸丘陵地区的一种枯瘦的野生荞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工农业发展以及非原生作物的入侵，使大量的野生荞麦遭到破坏。但是史密斯蓝蝴蝶不像其他蝴蝶那样，当最喜欢的食物稀缺时，其他蝴蝶可以依赖别的植物生存，而史密斯蓝蝴蝶在食物来源上没有发展出多样性。所以，随着野生荞麦数量的下降，这种蝴蝶的数目也日益减少。
与迪克·阿诺德、当地生物学家杰夫·诺曼（Jeff Norman）以及联邦鱼类和海洋生物办公室专家的接触，鼓舞着我开始收集荞麦种子以便种植更多的荞麦。我筹集了一笔款项，雇了一名园艺家来监督种植，并请一名生物学家监测这里蝴蝶的增长情况。八年后，我因为浇灌植物违反当地水利部门“ 禁止用水浇灌植物”的规定，而不断遭到骚扰，但令我欣喜的是：保护区和临近山坡上荞麦的数量激增。因此，史密斯蓝蝴蝶的数量每年都有所增长。
但是史密斯蓝蝴蝶的故事还有更发人深省的一面。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必须承认自己是在人为地支持一个物种，这个物种由于自身的问题将食物选择减少到一种单一的植物。然而就自然规律而言，倾向于单一性会让一个物种更容易灭绝。把史密斯蓝蝴蝶数量不断减少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人类的入侵，这只是政治上的借口。真正的事实是，这种蝴蝶由于没有选择多样性发展从而让自己面临灭绝的危险。在自然界中，单一性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支配单一性和生存的法则不仅适用于顶针大小的蝴蝶，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大家都知道，多样化的金融组合和公司生产线是避免未来变动的必要策略。我们还在体育运动、教育、商场和餐馆菜单上力争更大的多样性。在每种情况下多样性就等于增加我们选择的灵活性和生存的能力。
哈佛大学的扬尼尔·巴哈彦博士揭示了随着复杂性的增长多样性扮演的关键角色：“ 如果一个系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那么它在面对复杂的挑战时就会有良好的表现。我们可以从现代经济、技术以及企业创新方面理解这一点。”
多种多样的文化基因保证一种文明持续成功。社会可以选择的观点技术和信仰越多样，社会就越有可能高效地应对其自身环境和物理环境上的突发性或戏剧性变化。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多样性程度越高，复杂性也越大。相反，当一个文明表现出一致的迹象，这表明社会试图采用超级文化基因，通过消除多样性来减少复杂性。
超级文化基因抑制多样性，就像麦当劳、沃尔玛、盖普等大型连锁店排挤小生意一样。它们将选择同质化和简化。零售连锁店是把我们的吃穿统一化，超级文化基因压制的则是我们的所知、所信和行动方式。
久而久之，超级文化基因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开始成为其他文化基因无法逃避的过滤器，只有那些能与超级文化基因共处的思想、行为和信仰才能存留下来。这解释了那么多有见地的观点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很难取得硕果的原因。这与观点本身无关。正如迪安·卡门所指出的，真正的障碍是我们的“ 态度”促使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超级文化基因。
但这并不是说超级文化基因就不能克服。还记得犯罪头目弗兰克·阿巴内尔的例子吗？那时候我们的超级文化基因是普遍意义上的“ 正义”观点，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眼还眼”的信念，这种观念会将阿巴内尔关在监狱里。时至今日，这种思想意识（超级文化基因）还渗透到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各个方面，对其他管理和改造犯罪人员的创新方法横加阻拦。
阿巴内尔的故事如此出名的原因是：联名要求提前释放他的特工们成功地克服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即一个罪犯必须在四面高墙的监狱里接受惩罚，和其他罪犯在一起，被剥夺守法公民所拥有的所有快乐、权利和尊重。惩罚罪犯的其他富有成效的救赎性方法，比如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根本不可行。至少在几个特工的高见打破这个范例之前，是不可行的。
还有没有别的超级文化基因导致单一性的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信仰和行为变得如此普遍接受，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消除了多样性？
经济单一性
曾经有一段时期，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能够减缓或阻止文化基因的全球化。但是今天，交通运输和通信方面前所未有的进步，使信息、信仰和趋势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远。
以经济为例。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仅仅在几十年间就变得非常相似。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一个集中的政府部门来严格控制货币流通、利率、进出口贸易等等。它们还采用类似的经济体制来监督商业（股市、企业和政府债券、受监管的银行业、风险资本等等），以至于管理其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差别相当小。国家对收入和消费征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要求公民注册和申请各种执照，即使是进行日常商贸活动。当然，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会存在技术上的细微差别和政治分歧，但是募集资本、控制资本和管理资本以及交易发生的机制是一样的，以至于轻易就超过了表面上的不同。如今，商业就是商业，不管你到哪里都是一样。
“ 冷战”过后，大部分国家采用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很多金融体制和程序。这有一个现实的原因：一致性简化了商务活动。放弃文化和政治上的分歧，运用同样的基本经济原则时，全球经济会更加高效地运转。
简言之，同样的商业体系便于快速和方便地进行经济合作。结果是，当今所有国家力争实现经济单一性，即使造成全球市场动荡也在所不惜。
一致性的代价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人的时代，开办国际公司变得非常方便，即使一个行业新手在几个月内都能成为国际瞩目的人物。
虽然全球商务的统一性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但经济多样化的减少也有一个阴暗面：它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大了，所以就更容易遭受突然变故的损害。和史密斯蓝蝴蝶面临的困境一样，从多样化经济向单一性经济的转化大大增加了全面崩溃的可能性。
以全球股票市场为例。就在2007 年7月的一个星期，美国股市几乎下跌了5% 。那是“9·11 ”事件之后的最大跌幅。在同一周里，伦敦富时指数暴跌5.6% ，以色列TA 25 指数下跌7% ，澳大利亚交易指数下降3% 。稍后不久，中国香港、韩国、东京和新加坡的股市都下跌了3%-4% 。
虽然各国股市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不同，但是如今全世界每个交易所在24 小时周期内上升和下降的趋势往往是相似的。事实上，全球所有股市变化每天都遵循着相同的趋势。
股市貌似是独立的，而它们代表的企业貌似也是独立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股市出现大致相似的活动模式呢？
如果这些股票价格的剧烈动荡是以理性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我们不得不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每个产业的所有规模的公司，在同样的24 小时内做了一些事情导致公司市值一齐下降。这不太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可能发生。
所以，是否存在某些经济原则具有影响全世界每个公司、金融和经济的力量呢？事实证明几乎没有灾难性事件能够影响全世界所有的公司。大部分时间市场反应都是由于谣言、预测和投机而恐惧或繁盛一时。随着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各地对这些非理性信仰的反应也越来越相似。
不可否认，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体化和全球金融崩溃的危险增加了。在很多方面，我们发现自己和渺小的史密斯蓝蝴蝶处于同样危险的境地：我们对自己的选择范围的控制，已经到了危及我们生存能力的地步。
在我看来，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一连串事件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要是倒退一代，可能就不会发生。那时候苏联、中国和民主德国还在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民主德国和苏联则继续坚持集中控制生产、销售和贸易。在这段经济多样化的时期里，金融市场的低迷对那些国家影响很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多样性对这些国家免受变化无常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起到了保护作用。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可能比现在困难，但是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对于抵御危险的连锁反应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然后在2010 年春天，希腊宣布自己由于拖欠巨额债务濒临债务危机，这导致全球市场动荡，人们再次领教了经济单一性的危险后果。当初为了简化商业贸易而把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后果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经济稳定取决于每个采用欧元的国家偿付债务的能力，所以一个国家拖欠债务就会给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欧元区成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批准向希腊提供1 470亿美元的为期三年的救助计划。这是一项有效的缓解措施，但是对于消除经济单一性带来的危险，它有所裨益吗？恐怕没有。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流行病毒肆虐、恐怖主义、贫困和其他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每个国家的政府现在面临同样的僵局。毕竟，在每个公民的国籍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人类机体，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一样，这个机体屈从于同样的缓慢进化速度。所以，随着我们的认知能力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难度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公民开始用大同小异的超级信仰来代替知识，这种超级信仰就是超级文化基因。问题是：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引起灭亡，我们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
对于超级文化基因，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超级文化基因是人造的，人为强加的和人为维持的，所以它们也是可以预防和消除的。
消除超级文化基因的一个方法是运用意识。一旦我们意识到了超级文化基因，我们会注意到它们无处不在。政府领导人、媒体、喜剧演员和教授已经开始谈论它们。人们对片面信仰的谈论出现在商务会议上，发生在餐桌周围，以及电视脱口秀节目和公民集会中。一旦暴露出来，超级文化基因就不起作用了。
作家理查德·布罗迪充分认可意识的力量，他这样写道：“ 理解文化基因论的人在生活中会越来越占优势，尤其是在避免自己被操纵或被利用方面。如果你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心理作用机制，就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付周围日益微妙的操纵。”
抵御操纵的最佳武器就是意识。我们对文化基因为什么会成为超级文化基因，它们怎样成为超级文化基因，以及它们如何阻碍进步这三个方面了解得越深，它们就越不可能控制我们的思想，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
第二个消除压制性超级信仰的方法是激进范式的变革。这可能会以暴力文化革命的形式出现，比如20 世纪50 年代古巴的例子；也可以以一个启蒙性质的文件出现，比如《人权法案》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时候，革命性的科学发现打破了普遍的信仰，比如元素周期表、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互联网。在人类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信仰被异常强大的发现、创新或军队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
阻止超级文化基因的第三个方法是推翻它们发展的最初理由。超级文化基因的出现是触及一个认知门槛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发展出新的认知能力（比如洞见），就可以对付复杂性了。洞见首先消除了我们采纳超级文化基因的需要，从而防止普遍意识形态带来的危险。
但是仅仅鼓励洞见还不够。我们现在意识到，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有能力审查或毁掉每个有洞见的解决方案，不管这一方案多么有效。不管是朱棣文把房子和道路刷成白色的看法，还是莱维特和达布纳对于全球降温的建议，未经证实的超级信仰往往阻止人们采纳这些补救措施。
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发现自己与玛雅、罗马和高棉有相似的处境。解决我们最危险的问题的很多有见地的解决方案已经存在。我们有技术、想法、理论、实验、创新、发明和洞见去解决我们最大的挑战，然而超级文化基因在阻碍我们。它们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障碍，挡在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之间。
我们知道是哪些超级文化基因对当今的进步构成障碍吗？事实证明，我们非常清楚。
注：本文节选于《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有删减。[美]丽贝卡•D•科斯塔（Rebecca D. Costa）著，李亦敏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