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是典型的芝麻官，甚至不能算官，因为村官是不脱产干部，是拿误工补贴的人。正因为村官很小，离群众很近，所以村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村官全心全意为群众做事情，就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村官贪污腐败，群众就会不满，村级治理必然一团糟。村官贪腐即使很少，群众看在眼里，意见也很大。况且从新闻报道和实际调研来看，村官贪腐数额巨大已屡见不鲜，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基层治理困境与混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负面观感。
村官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级治理制度不够健全。在有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和具有大量资源的地区，村一级可能有大量公共资源，有各种获利机会。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一般村规民约又很难有效监督村官，结果出现了村官贪腐的情况。甚至在有些地区，上级政府为了让村官完成诸如征地拆迁任务，有意纵容村官从集体资源的模糊地带捞取好处，几年下来，村官可以获利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不过，从当前中国农村全局来讲，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真正有资源的村庄数量十分有限，占全国村庄数量的不到百分之十，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带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有煤炭、水电资源的村庄，包括大中城市的城中村和城郊村。发达地区的村庄、城中村、城郊村，其共同点是受惠于城市发展带来的集体土地资源的大幅度升值。如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升值收益，就会成为国家、地方政府、村社集体、村民以及其他各种利益主体争取的焦点。村官在这个过程中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因此容易出现贪腐，且往往数额巨大。
全国约百分之九十的村庄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取消农业税后，这些村庄不可以再向农民收取税费，村集体也基本上没有资源，村庄运转经费包括村干部的误工补贴，仅是上级几万元的转移支付。可以说，村官基本上没有可以贪腐的空间。相反，相对于一般农民工进城务工每年数万元的收入，村官误工补贴最多也就几千元，即使加上村干部家庭务农的收入，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也远低于进城务工农户的收入水平。结果是，当村干部吃亏，经济收入低，在村庄中越来越说不上话，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村庄的弱势群体。因此，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了。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国，讲到村官贪腐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村官：一种是数量少、资源很多、以沿海发达地区村庄为主的村官，一般媒体报道的、引起强烈社会负面观感的村官贪腐案，都是这些资源地区的案例；而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村官贪腐几无空间。
在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治理最为难办的问题不是村官贪腐，而是村官不作为及无能力作为。自2002年锁定村级债务债权关系以来，全国绝大多数村庄至今仍有不低的村级债务。村集体除了十分有限的上级转移支付，几乎没有可以使用的公共资源；村干部误工补贴少，想为村民办事，因为没有资源而办不成事。村干部越是办不成事，村民就越不信任村干部，村干部就越是当得没意思，于是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村级治理的消极无为。因此，要防止村官贪腐的问题，显然不是要将所有村庄集体资源都量化确权到个人，也不是要让村官没有任何支配集体资源的能力，而是一方面要让村官有可以回应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的资源与能力，一方面又要有健全的、对村官使用资源的制度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