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国内经济社会快速现代化的复杂局面下，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何以能够大体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10月推出的阎小骏博士所著《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一书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本书基于作者2005年以来在华北、中南和华南基层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通过中国基层政治中的六个故事，即对新社会阶层的吸纳、县级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基层协商治理、维护大学校园稳定以及基层社会面管控工作，展示了中国平衡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力量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稳定，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在治国理政中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力量，并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调整和创新。这亦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本书作者阎小骏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2012年荣获英国学术杂志《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年度最佳论文奖（Gordon White Prize）。首部中文专著《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香港三联书店，2015；人民出版社，2016）获选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小说类）。另著有《当代政治学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以下是《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一书的绪论部分，略有删节，略去注释。经授权刊用。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作“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世界共同目睹的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综括而言，“中国故事”里的第一个奇迹，亦即经济社会奇迹，至少包含在三个层面上几乎同时发生的重要转型。
第一个转型是国民经济体量跃升，即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极为落后、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构成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逐渐从原先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或说在冷战时期大国角力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逐渐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随着经济体量的迅猛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亦开始面临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有可能失去动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从高速期进入相对平稳期、贫困人口有可能出现世代固化、经济社会进步有陷入所谓“拉美陷阱”的可能、原有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升级换代的迫切需求，等等。总之，中国总体经济由极不发达状态向小康、中等发达和发达状态的迅速迈进，既体现了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也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治国理政提出了诸多全新的、极为关键和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二层次的变革是体制转型，即中国的经济体制由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循序渐进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现代法制体系规管的市场逐步取代旧式的各级计划官员调控中国经济活动的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迸发；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转型也逐步改变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多元渠道、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不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市民社会不断成熟、人民的私有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新的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而党和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介入、调整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亟待创新。可以说，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和流通效率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矛盾冲突、管理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维护政治稳定——这些不言而喻都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三层次的转型则是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民生活现代化，亦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层次的转型目前还处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不断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今天，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原有以小农生活方式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已朝向现代化社会迈进；这一深刻的转型不断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成长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中国社会原有的分层结构也急速演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产阶级开始壮大，而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的人民开始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诉求。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革，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政府治理提出全新的要求。
“中国故事”中的第一个奇迹——“经济社会奇迹”，是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发展历程的绚烂篇章，中国经济的体量跃升、体制变革和结构转型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和国内外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夺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令西方学者感到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国家基本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正是笔者凭借过往十余年来在中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治理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地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上，往往就表现为政府在面对社会的结构与利益诉求的快速变化时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总体政治的平稳有序；甚至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最终造成政权倾覆、社会动荡。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权易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20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为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对西方政治学来说，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乃是人类一道恒久的难题。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威胁性的。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改革，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往往都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遽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的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诉求、文化诉求、政治诉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新的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同时，对外开放和市场转型也必然导致政治国家既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无法再完全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和对既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格局的侵袭。这些新的变化，都无可避免地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这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速的经济基础转型变动中成功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总体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寻找答案的重要疑问。作为21世纪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究竟如何在经济腾飞、现代化转型和市场经济转轨“三管齐下”的大变动时代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和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如何在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和不断提高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治理水平，有效防止大规模、颠覆性群众运动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适应和应对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大潮所产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在全球范围内“反体制”的青年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新的一代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保持青年群体对政治国家的支持和共融？以及中国对面临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时代多方压力的国内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并保证由庞大人口组成的国内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方面，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乱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环境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在如此动荡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环境下，中国得以保持国内政治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奥秘，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一样，这个政治上的奇迹理应是21世纪“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经济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并非历史的必然选项。从20世纪70年代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到21世纪初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或者始终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或者深陷于稳定与不稳定状态交相出现的泥沼，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始终无法确立，政治稳定成为天方夜谭。在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曾总结（和预言）的那样，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更迭始终以浪潮形式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1世纪初发生在中亚、北非等地的大规模、集群式街头政治运动等，都导致相关国家政权倾覆、政府崩溃、社会动荡。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索马里、伊拉克等国，情况则是合法有效的政权无法建立，国家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被西方学界称为“失败国家”。因此，在旧有阶层关系重构、新的利益诉求勃兴、社会价值体系转型、外部政治环境动荡的条件下，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稳妥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固，是21世纪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的中心议题。
在大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政权是否能够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政策推进来应对这三方面的挑战，直接决定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否能够得到维系。在这三方面挑战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政权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基础；第二，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诉求下，政权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第三，则是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政权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不稳定因素和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以及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握度，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审视中国自21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展拓，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过往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就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4月谈到网络安全问题时曾指出的那样，“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21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吸纳
因此，本书的前四章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党对致富能人（新社会阶层）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基层参与式治理实验和统一战线制度——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自身执政基础、提高治理素质，最终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四个截面所共同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崭新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弹性，以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姿态进行不间断、创新式的政权建设，从而构筑起国家稳定的基石，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本书前四章所讲述的四个故事，包括中国共产党如何吸纳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涌现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致富能人，党如何通过人民政协制度联系和巩固自身与党外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合作，党如何通过村民代表会这一参与式创新治理形式来适应其权力基础在基层农村社区的重大变化，以及党如何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创造性使用“统一战线”这个革命战争时期的法宝和工具来构建和推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大联合。这些观察和思考，目的正在于要探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积极发挥国家弹性来维护政治稳定和执政安全的问题。
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城乡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也被传统政治学认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新兴的、具有潜在反体制威胁性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大胆鼓励这些新生力量走上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领导岗位，倡导他们引领民众致富、造福乡梓，从而真正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政治现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形态上具有不同于一些其他政权体制的高度开放性、包容性和体制弹性。在社会经济急速变化的大时代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机制如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等，来扩大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建立和领导跨阶层的政治联盟，从而维护国家基本秩序的安全和平稳。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党和国家赖以治理中国庞大人口和复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农村，当国家不再绝对控制农作、收成、分配、人口移动、村办企业等民众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活动和核心资源，甚至传统的基层公共财政来源都出现枯竭时，如何维系党和政府对基层社区的领导和治理，以及向基层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就成为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中以村民代表会制度为例的相关研究反映了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如何因应这种时代变化、探索新的参与式治理机制，为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开辟了新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
总体而言，本书前半部分从精英吸纳、阶层联合、参与式治理及政治同盟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俱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预防式管控
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亨廷顿在1968年曾写道：“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治的效度。”（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重点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秩序安定和多元利益下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分别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
从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到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近三十年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颠覆性群众运动，几乎无一不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为主要力量之一，以反政权为目的、由新媒体网络所动员起来的激进青年运动成为21世纪有关各国非暴力群众运动的主体。因此，如何在社会经济急速变化的条件下管理大学生群体、确保大学校园的秩序平稳应当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本书第五章即以中国的一所省属大学为基础标本，综合在其他重点大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检视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以扎实有效的预防式管控体系，维护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和大学生群体的总体政治安定。特别是联系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占领中环”和“太阳花”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内地大学校园实施积极的预防式管控的成果更显得难能可贵。
“郡县治、天下安”。本书第六章转而深入探讨中国北方某县在县一级所建立的以公安队伍为主的基层社会面管理和防控体系，并检视这一体系在日常政治和社会中的实际运行规则和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域预防式管控的效度和力度对于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本章虽将观察的目光从大学校园转移到基层乡镇，但党和政府在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的破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
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政治国家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研判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强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效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督、识别和防止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得以保持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终达致确保政治稳定的目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深刻而又多面的不间断转型。无论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或者从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落后社会走向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社会，这些不同转型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层面的根本性变革，都不断为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任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如何通过向实践学习、向外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学习，冷静研判、理性设计，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回应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代所萌生的诸种新课题，通过不断平衡、调适和运用国家弹性与刚性的两面，既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和执政基础，又有效防控潜在不安定因素，从而保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政党和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从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俱进等。总之，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融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审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譬如，市场经济转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和农村致富能人这个新的、具有潜在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对这部分人士吸纳机制的研究（既包括鼓励他们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包括通过政协等机制与他们加强联络、培养他们对于政权的归属感），直接反映了政权对市场经济下新社会结构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政治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往往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涌现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会成为既有政权的反对与颠覆力量；但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僵化于某些固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对新生社会力量采取敌视态度，而是充分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发挥政权的弹性力量，把一切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涌现的新生社会力量都化为己用，使他们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扩大执政基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改革开放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依赖的资源结构和手段储备都必然需要随着时代而变化。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掌握了农村社区生产、生活、分配、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几乎全部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对农民社区的管理就显得得心应手。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税费的逐步取消，基层政权组织原来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和枯竭，用传统的治理结构和控制手段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管理显然越来越不可行，以农村地区的“政权失能”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显然对新的农村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学习，也形成了准确的观察、研判和应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到本书所研究的以农村村民代表会制度为例的各种农村“参与式治理”试验，反映的都是政权因应新时代所带来的执政资源变化的实际，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治理结构进行制度创新的不懈学习和探索。
21世纪初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和“占领中环”运动等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研究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在青年群体中，大学生群体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未来社会精英，尤其能够起到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当大学对于大学生的就业、福利甚至政治前途的控制力度不断削弱，而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关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保证大学校园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还有更广泛社会层面的多样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严峻的复杂局面。政府要有效管理在新时代不断兴起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引导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正面作用而非成为颠覆力量和社会不稳定的策源地，这显然与在传统体制下领导和管理“传送带式”的群众组织、人民团体大不一样，需要新的思路、手段和制度供给。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带来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但新利益诉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前者如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后者如城市地区的单位体制），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因此，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的多重转型为政权稳定带来的挑战复杂多面，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格局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全，究其根本，还在于政权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基层政治、解释中国政治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稳定性，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研判、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慑和控制、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