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原专禄自二十年代开始从事德国中世史研究，战后逐渐从经验研究转向史学理论的建树，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与“京都学派”历史学家的“世界史理念”不同的“人类史”和“世界史”构想。这位谙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像京都学派历史哲学家那样仅仅关注西欧的史学传统并且把西欧与东亚在事实上视为“世界史”的骨架，在讨论世界史的时候，他的视野里充分考虑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再生产（亦即他审慎地加以区分的苏维埃史学与马克思本人历史观念的差异乃至矛盾）问题。
上原援引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人类史”与“世界史”两个概念，以此将西欧的世界史概念“历史化”，指出其仅仅是人类发展史某一个阶段中的产物；同时也以此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指出马克思使用“世界史”概念的时候，内含了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实践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人类史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由不同的相互隔绝的文化构成的历史认识，而世界史，则是由近代欧洲为了占有世界而造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概念。
上原在他的著述里强调，亚洲尽管也从欧洲的近代文明中得到了恩惠，但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亚洲逐渐意识到这个所谓新的世界秩序是由欧洲人垄断的结构。为此，产生了亚洲不同民族要求主体性地恢复自己权力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原特别指出，欧美世界和亚洲知识分子倡导的多元主义之类的“思想”并不能起到改变现状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放弃世界史的单级化和独断性、使他们承认各个民族、各个世界的独特性和固有价值，在终极意义上让他们承认这样的世界史构造的，既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它必须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的现实，特别是现代亚洲的历史性现实。”上原以简洁的方式表述的这个关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人类认知变化之间的制约关系，正是他界定历史学边界意识的基本出发点。
1957年5月,《思想》发表了上原专禄与加藤周一的对谈《历史感觉·历史意识与历史学》。话题从战后德国历史学潮流开始，从参照的角度进入了日本人的历史感觉、历史意识、历史学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日本历史学等问题。在对谈中，上原援引战后东西德史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指出了“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各自的局限，强调历史学不能离开学院规则而承担实际政治责任。他所说的“学院规则”，并不是与现实政治对立的所谓书斋学问，而是为历史学在面对现实课题时为自己划定的边界意识。
上原专禄做的这个精细的区分需要一些注解。它直接指向历史学最复杂的边界问题——区别为意识形态目的服务与历史学的学科自觉这两者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困难在于历史学的学科自觉绝对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立场，它是一种“无用之用”：“社会的民主化、摆脱贫穷、政治经济文化自主性的确立、和平的确保，这一切都是在世界史大潮中对日本人提出的课题，追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性格，这就是历史学这门学问的课题；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国民实际面对和必须解决的课题。或者毋宁说，以学问研究的方法承担国民的课题，或者回答这些课题。这是今后日本历史学的任务，也是它能够做到的吧。”
上原专禄在战后日本史学界是提倡以现实危机意识作为历史学动力、把历史学课题与现实课题关联起来的先驱性人物。但是，上原始终坚守着历史学的学术伦理，拒绝把现实危机感不经转化地直接带入学术研究。这与他前述对于思想、哲学与历史性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直接相关。历史学的边界问题，事实上就是在面对现实危机状态的时候才会具有最真切的意义：因为过强的危机意识，往往会冲破这种边界意识，以非历史的方式处理历史，以便直接介入现实，这种貌似紧贴现实的“学术”，实际上与不具有紧张感的书斋学问一样，既不会真正影响现实，也无法为思考现实问题提供帮助。
加藤在对谈中提出：日本人没有历史感。比如日本人非常喜欢“新的东西”，对于过去态度冷淡；这种社会氛围很难产生真正的历史学，这是一种历史学的学术与社会氛围之间的断裂：“历史感觉在日本极度薄弱，而另一方面却还有历史学并存：学院的历史学。学院学术中的历史，与包围着它的一般文化现象的非历史性，或者说是历史感觉的缺失，这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不对称状态。”这种不对称发生在学术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学术内部，它导致日本的历史学缺少历史感觉，而仅仅关注“历史学方法论”：这使得日本一旦引入新的方法，在思想上就会立刻具有威慑力：（被引进的西方）“历史的思考方法这一武器很好用，因为感觉与经验问题都被省略了，它仅仅被作为学理而加以讨论，而学理的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上原则试图把这个问题在历史脉络里加以定位：“历史意识也意味着在变化中发生连续的感觉。……日本所以显得稀少薄弱，就是由于这种发展的意识、在变化中察觉到连续性的感觉太少了吧。”“日本人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意识淡薄，与另外一种淡薄状态是分不开的：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主人公的意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好，这样一种自信或者心情或者感觉，日本人是淡薄的。”
这一点在1956年9月的另一个座谈会里表现得更为充分。这是一个由历史学研究会组织的、题为《历史与人》的座谈，标题与人员构成都显示了组织者力图延续“昭和史论战”中远山茂树对龟井胜一郎这一讨论构图的意愿。座谈会开始的时候，司会者提出了三个问题：1，整理论争以来文学方面的批评和历史方面的自省；2，如何把握批评意见中对于历史学自任“法则性科学性”的批判？3，作为现代史一个部分的苏联“斯大林批判”，应该如何从“历史与人”的角度加以理解？
然而座谈者却基本上不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讨论的。当话题展开之后，远山茂树进行了一些类型化的叙述，司会要求在场的文学家进行回应，野间宏和木下顺二相继发言，却完全没有呼应远山的叙述。他们甩开了远山进行了一番“文学与人”的反省。继而，历史学者江口把问题推进到了唯物史观历史学的教条主义问题，进而提出历史学是否应该以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法则为己任的质疑。于是座谈会沿着一个相当开放的思路，把类型化概念化和主体性等问题置于各个学科之中进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历史学面对的学科反省被文学共有了。不过，在这些反省中，戏剧作家木下顺二倒是呼应了远山关于日本近代历史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说法，强调说日本近代戏剧的精神也只通过无产阶级文学才得以体现，这与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有关。只不过，木下的这个说法却是为了把问题引向日本近代戏剧的类型化问题，他说：“要说近代剧的历史中，究竟是否描写了人，或者说是否表演了人？非常简单地说，没有。实际情况是，1924年筑地小剧场成立，1928年分裂，在此前后无产阶级戏剧的历史诞生。演员今天还能够演出，明天是否能够登台很难说。戏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于是表现了类型化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作家也处于这种状态。……现在社会与人该如何描写成为了问题，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反弹。”木下照顾到了无产阶级文学在残酷斗争环境中不得不类型化的现实，同时也微妙地质疑了远山试图坚持的普遍法则论述。
在江口发言提出了历史学不同于经济学、不能只追求法则性的问题之后，家永三郎发言推进了这个问题，指出现代史书写的难度远远高于古代史，因为后者的史料是共通的，而且是有限的，只有解释的差别，没有史料的分歧。但是现代史不仅史料无限，而且史学家以外的所有相关者都有着史料以外的记忆和体验：“大家各自拥有通过自己的体验获得的对于历史的意象，并且依照自己的意象批评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历史像，如果不能够充分包括这些一般人所具有的局部性的历史意象和现代史意象，那么，他的书写就不会被接受。”
由于在场的讨论者以马克思主义者居多，所以话题又转到了如何理解工农的问题上。几位文学家先后讲述了战后日本工农阶层发生的变化，甚至强调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人甚至有可能比知识分子更有文化；而话题继续深入，则带出了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结合、如何重新设定知识阶级与一般民众的关系的问题。
在这样一些发言之后，司会把话题抛给了上原专禄：“历史书的问题啦，现代史的难度啦，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上原先生，到了这地步要是不请您发言的话……”
上原专禄立刻对司会者最初提出的三个前提中隐含着的历史学与文学的对立图式进行了质疑：“历史学与文学，先把它们割离开，然后再考虑它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方法，如果是这样一个手续的话，这个程序难道可以作为自明的事情加以认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问题。”
上原的这个质疑没有立刻引起与会者的反应，但是显然它开始影响会场的气氛，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文学家与历史家分别讨论了如何把握社会状况的问题之后，野间宏开始正面呼应这个问题。他首先强调说处理人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日本近代文学也没有在描写人的方面取得成功。因此，如果回应司会者的那个历史学与文学关系的预设的话，应该说历史和文学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而文学家如果要写出真正的人来，需要有基于传统的历史感。他形象地说：如果不能想象自己生活在德川时代，从那里再进入明治时代，伸长脖颈到今天，那么就不能把握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为了描写“个人”，野间承认他需要在传统的日语文体与描写人物性格的需要之间不断寻找调整的可能。而这一点，是与历史学面对的课题相通的。
文学评论家荒正人立刻把野间宏的论点继续推进了一步。他指出，在这个与传统相关的论题里，普遍性法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结合战后的历史进程来考虑，可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仅仅是一个参考性的个案，并不是普遍性的法则，而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显然把这个参照系作为绝对的前提来考虑日本的出路。因此，荒正人建议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强调的“普遍性法则”进行严密的学术论证，特别要注意到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来自外国的“普遍性法则”无论可以引发多少实证性的历史书写，也无法用来书写本土“人”的问题。
野间又接过话题，重新在文学领域内推进这个问题。他援引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指出，这个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细节的真实中体现普遍性法则。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简单地套用普遍性法则是很难成立的。而这个细节的真实性，靠的是作家自己的发现与提炼，在这个过程中才可能抽取出普遍性法则。
在两位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相当默契的配合下，话题被推进到了学理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层面。一个尖锐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进行的表述普遍法则性的努力在内，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是否真的触及到了复杂的现实状况？远山在此只表了一个“我不愿承认自己历史观破产”的态度，拒绝进入这个话题。于是，话题被其他人确定在了“知识与知识分子如何调和自身的‘主观法则性’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层面上。这时司会又一次邀请上原专禄做一个总结性发言，这个邀请引发了上原的长篇“讲演”，在呼应其他人说法的前提下，上原显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认识论特征。
上原一开始就回应了这个知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他指出，知识界种种讨论问题的模式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现实绝对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运作的；特别是把问题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包括区分历史学与文学，在历史学里区分古代、中世和现代等等分野，其实都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借以发现现实中的问题。上原显然认为,把这些权宜之计绝对化,视为学术的前提,反倒搁置了最重要的目标,即发现现实中的问题。
与此相关，上原对于当时开始流行的“知识分子总辞职”论调表示了委婉的警惕：他说口头上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很容易，但是摆脱“知识分子性”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说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庶民性，应该和大众一起生活，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知识分子化了。但是，如果绕过这些说法，具体地思考如何生活的话，那么无论是形态还是感情，都无法摆脱刚才说的‘知识分子性’。这种情况无所谓好坏，这只不过就是事实。”上原指出了在认识上与工农结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不认为身为知识分子是件理亏的事情；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成为摆脱“知识分子性”的知识分子，而不在于宣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是，他认为这种摆脱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当成是神圣的事业，不要以为自己一生只能做历史学或者文学，应该更为放松，说好听些是更自由地，说不好听些是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去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原委婉地对远山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启蒙战斗姿态进行了质疑。
上原对于“知识分子性”的这种质疑，使得他与其他人的论述视角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差异。他并非是在社会分工这一实体意义上界定知识分子，而是在精神生产机能的意义上考察知识分子的实际功能。他显然认为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因而并不赞成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认为需要突破知识分子的局限成为工农的一部分，但他主张做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性的知识分子。这个界定有些费解，却十分重要。在半年多之后发表的上原与加藤的对谈中，上原与加藤配合，在某种意义上延展了这个话题：
上原：在欧洲，对于历史研究的课题、或者说主题进行方法的探究时，虽然是以学院的方式进行操作的，然而存在着支撑这一学院学术的社会基础，学者与这种社会基础相呼应，推进自己的工作……
加藤：也就是说，他们未必不断地有意识地去想社会基础这个东西。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市民，作为一个市民活在社会生活之中。即使作为学者，关注社会基础这件事并不在他们的念头中，社会基础也会浸润他们。从结果上看，他们显得是在有意识地呼应社会的基础部分。不过，假如他们真的有意识地这样做，反倒有可能把事情搞夹生了。
上原：欧洲确实也有这种情况。
加藤：毋宁说，尽管不做特别的有意识的努力，这样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却是真正的问题意识!所谓不从现在的问题意识出发就无法接近历史，并不是说现在应该这样做所以希望这样写历史啦，或者看上去历史有这样这样的教训所以去寻找啦等等，而是从结果上看，现代决定了过去，这是个悖论性质的问题。……话说回来，从结果上看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就容易依靠刻意的努力把问题意识带进来，直接与历史研究结合。一旦这么做了，就容易变成非学术了。
上原：（在日本史学不具备相应社会基础的情况下）首先可以设想的是，着眼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从里面汲取活生生的问题。不过这种操作，包含着不知不觉之间把目的意识带进研究的危险。一旦如此，就会产生难以称之为学术的现象。在这种危险而反讽的情况下，历史学研究该如何进行呢?这是一个问题。
……
加藤：我想说的是，在浸润着文化传统的感觉经验里，于无意识之中获得历史感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只要用功就能到手的东西。
加藤和上原不断强调的这一“于无意识之中”获得的历史感觉，正是上原在座谈会中不断强调的去掉知识分子性的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知识分子特征。当战后日本左翼知识界思考理论如何与现实结合的时候，上原对于把目的意识带进学术研究的倾向提出了警告，并提倡在警惕这种倾向的前提下增进历史学的思想功能。因此，他不但不反对着眼于活生生的现实并产生朴素直观的问题意识，而且强调这是产生新的课题与新的方法的来源。他所警惕的，仅仅是停留在朴素的直观层面思考，正是这种朴素和直观，导致了学者把目的意识直接带进史学研究，使史学失掉了学术品格。当上原强调为了去掉知识分子性而“放松”地自由地甚至不负责任地思考的时候，他想传达的意思并非是字面上的内容，而是不要把上述目的意识作为工作伦理。显然，在昭和史论争的环境中，这一说法对于远山对抗官方否定科学历史学动向这一明确而直接的“目的意识”构成了质疑。
上原与加藤的上述对话，在方向上虽然基本一致，但是引发的问题并不相同。就法国文学研究家加藤而言，强调学者与社会基础之间的无意识关联在于以此勾勒出欧洲市民社会个人主体性的成长所带来的历史自觉意识；而在上原这里，他更关心的则是这种无意识关联是以什么为媒介转化为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的。他在回应加藤提出的“文化发展中是否存在普遍形态”的问题时说：“我的立场是不考虑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如何才能培养日本人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意识，为了让它能够发育成长起来，怎样做才是有效的，这些问题才跟我的历史研究有关。”
那么，这些极为现实的工作目标是否也可能成为上原的“目的意识”呢？他如何规避他自己所警惕的“朴素直观”的工作方式呢？
上原在与加藤的对谈中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在战后一直处于美国的管控之下，如何摆脱这种状态呢？这是一个朴素的问题意识。与这一现实中的问题意识相结合，历史学设定了新的课题意识。例如这个管控着日本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构成美国内在秩序原型的欧洲秩序又是什么样的？进而言之，欧洲是什么？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了解，今天人们所讲的世界秩序啦世界结构啦等等，其实都是通过欧洲的视角看到的。于是，在思考世界史的时候，就进一步产生了离开欧洲人的历史意识建立不同视角的需求。例如欧洲人把小亚细亚作为地中海文化产生的条件，西亚和北非在他们的视野里不具有内在的逻辑；而历史学设定新的课题意识，就要把西亚世界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为统一的结构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是全新的。
显而易见，上原从“美国掌控日本”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中导引出的课题意识，不具有任何直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的答案。他似乎离题万里地把问题扯向欧洲，再落实到了西亚。如果说这是他的知识结构所致，仅仅是过于表面的理解；上原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他是如何以现实的危机性问题意识为媒介，从中转化出历史学的课题意识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原强调了历史学的边界意识。借助于加藤提出的“历史学可以提供选择标准，以在众多的国民意愿中选择出某些意愿并使其正当化、进而保证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要求，上原明确了这一边界意识：“测定该意愿实现的可能性，或者对该可能性进行推断，历史学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使该意愿正当化，这不是历史学的任务，它也无法做到吧。”
上原对史学进行分析和进行价值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他面对昭和史论争时的基本态度。他反复地强调历史学的工作就在于为特定对象在相应的历史结构关系中进行“定位”，而并非是直接干预现实问题，就源于他所强调的这一区别。上原这样定义历史学可以做的和不能做的事情：“与国民的政治课题相关，揭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历史学的责任。这一点与主张日本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如何发展之类的工作是不同的。……（国民或民众的）意愿本身，是从朴素而直观的层面产生的问题。在世界史上将这些朴素直观的问题客观化，并且让它们得以确定下来，这样，国民的课题就会被渐渐意识到，这就是历史学与国民课题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一个边界意识的前提下，上原对于“普遍法则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在座谈会里，他强调说：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的想法，最初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那里提出来的，历史学者对此的推崇，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味道。此外，还有一层是西欧情节在作祟。日本历史学者对于“普遍性法则”的倾倒，不过是缺少主体性的一个表现而已。他相当含蓄地批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因为过于想要确立主体性，反倒认为在马克思本人或者欧洲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那么重要的“普遍法则”具有强大的能量，并且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真正的主体性，其实是借助于传统形成的，用上原的话说，在日本的老百姓看来，普遍不普遍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突破这种局面，上原提议说：“以追究欧洲社会中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这个工作为媒介，反过来把握我们自身在今天的世界上和今天的日本所占的位置，这个方法，也就是社会科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社会科学史和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为了从外面获得方法和模式，相反，历史学没有模式。这种彻底的追究其实是在瓦解所为普遍性叙述的虚假性。在半年之后与加藤的对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至少可以断言，（还没有建立超越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的时候）直接就认为有可能形成全人类共享的历史意象，这种认识方法对于历史学研究的进步恐怕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吧。”
这些论述在多元化思维在理论上成为常识的今天，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了，它值得关注之处并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它的上下文。假如对单一普遍法则的追求不但不是历史学的任务，而且还会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那么，上原对于“朴素直观的历史学方式”所表现出的质疑，就不可能被理解为他在推崇非历史的抽象理论模式。实际上，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知识生产都还或多或少地沿用着上原和加藤曾经批评过的这种把脱离现实复杂性的抽象理论直接应用于历史解释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恰恰是信仰单一普遍性法则的集体无意识。
不过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借助于上原的论述，昭和史论争激发出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上原注意到，在昭和史论争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指责与认错的结构。他把这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论争结构称为“启蒙主义的”；上原认为，论争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改正错误”，而在于使那些一直潜在地未被意识到的问题得以呈现：“把自己一直无意识地、不自觉地做的工作，置于更广阔的场域中重现认识，加以更为客观化的理解，我认为在自我批判中当然要包含这样的内容。”
上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同样质疑了“历史必须描写人”这样一个没有经过慎重讨论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反命题：为什么历史不可以不写人？与此相关，他进一步质问道：多数历史书写都是记述性的，但是历史书写是否只能是记述性的？如果历史记述是在无数因果关系中进行选择，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如果这种抽象是被允许的，为什么其它的抽象不能被允许？因此，作为历史学的尝试，不记述而仅仅进行分析的方法也该是可行的。
上原举出马克思为例，指出马克思不是使用历史记述的方法，而是使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把握了历史。否则，一方说历史学没有描写人，另一方立刻就开始考虑如何描写人，这种“过于朴素”的做法反倒是太“庶民化”了。
上原所不断提及的“朴素”，换个说法，就是“直观”或者“直截了当”。如上所述，上原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不能在直观层面上进行，在这个层面上，“国民的问题”或曰社会现实，往往因为未经沉积而无法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这也是远山茂树所指出的国民体验与历史之间的错位问题。但是，在同样承认活生生的现实是历史学的思考资源这一前提下，远山与上原对这一“错位”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远山认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提供了普遍性法则，可以直接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回应；而上原则首先不认为普遍性法则对历史学有所助益，因为它笼统的同一化论述不能提供有效的分析；因此，上原反对直接解决问题的目的意识，如同他与加藤的对谈中所说，他提倡把现实状况和社会上“朴素”的意愿作为思考的媒介，从而通过历史学的分析使得“国民的意愿”得到定型。换句话说，经过历史学处理之后的“国民意愿”或者现实表象，与原来的朴素状态所呈现的形态未必一致。同时，历史学的功能也不是取代现实社会运动，直接回应国民的意愿或者直接解答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而是提供对现实进行思考的媒介——历史并不是镜子，不可能准确地照出现实的影像，今人从历史中学习，是为了获得在同时代史的结构关系中把自己和相关的思考对象相对化的能力，而不是为了对号入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互为媒介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原在谈到历史学功能与边界的时候如此强调“定位”（例如当时他反复强调的在世界史中把握日本所占的位置）的意义：显然对他而言，所谓定位就是在诸多相互冲突的矛盾纠葛中找到尽可能集中了时代基本力学关系的结节点，并通过这些结节点对历史时代的基本线索展开分析。
正是这个复杂化的思路，把上原导向另外一些原理性的问题。比如如何同时进行世界史与日本史的研究？如何看待作为国民的日本工人的定位问题？等等。他的基本视角是，寻找那些同时存在于世界史和日本史之间的“公分母”的做法是非历史性的，需要找到的是二者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式。同样的，“国民”与“工人阶级”、现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关系，也都不可能是公分母的关系，必须寻找使它们发生联接的有机关联性。
在这样的上下文里，上原也顺便质疑了历史学内部的格局。他指出，对于现代史的轻视是出于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对于当下和未来的认识可以以朴素的直观的把握方式解决，一是以为古代或者中世是客观存在的。而在事实上，恰恰是由对于未来的问题意识所支撑的现代史研究，才是使得一切历史研究获得意义的前提。
注：本文节选自《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作者授权刊发，标题为“文化纵横”公众号自拟。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