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2018年3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具体提出：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乡村人才振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人才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
一、农村地区抢人不具竞争力，需创新思路
人才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驱使人才资源、人力资源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是许多乡村出现凋敝现象的根本原因。
以城乡二元体制将资源集中于城市，这一制度设计曾经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正是这一体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但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的负面效应已极为严重，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表明政府已决心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代之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由一系列分隔城乡社会的体制机制组成。比如在经济建设领域，工商业建设项目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大多数农村中只有农业产业。为了城市经济建设，国家又以大量的社会制度安排作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实现形式。
比如，通过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将农村中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城市，让几乎所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集中在城市。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将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作为农民工，使大多数农村只剩下“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通过干部人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将领导机关设在城市，将乡镇以上领导干部全部规定为城市户口，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干部只能在农村人口中选拔。通过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令农村中小学成为教育事业的短板。通过医疗资源分配制度，将优质医疗资源以倒金字塔状集中在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
由此而来，农业成为弱质产业，农村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民成为更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概括起来看，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一是城乡待遇不平等，城市居民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农民利益受损、权利被剥夺。二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部分农村区域存在严重贫困现象，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三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居民消费能力难以提升，庞大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城乡利益格局固化。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城乡二元利益格局，于是城市资源集中而形成良性循环，资源越集中越能够吸引更多资源聚集；农村地区则由于资源被抽空而形成恶性循环，越是不具备发展条件越吸引不来人才，引进了人才也难以留住，发展就越发滞缓。
就在国家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引人深思。
2018年初，江苏南京出台《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包含45个、近12万字的配套文件，重点突出了若干重点领域人才的政策支持。
媒体报道称，去年，包括成都、长沙、郑州、杭州、青岛、厦门、福州等在内的一些二线城市曾密集出台人才优惠政策，给房、给钱、给户口成为抢人筹码。今年，这些城市纷纷升级人才政策。同时，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也先后向高端人才抛出橄榄枝，打响新一轮“抢人大战”。2018年2月28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强调要“进一步以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引进紧缺急需人才。”2018年3月26日，上海召开人才工作大会，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出，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让上海成为天下英才最向往的地方之一”。
很明显，一些城市即使人才资源已经十分丰厚，还在不惜代价争抢人才。无疑，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都会发挥作用，从而可能进一步压抑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可能性。农村地区想要参加这种人才争夺是不太具备竞争力的，需要另辟蹊径、创新思路。
二、上世纪江苏农村引进人才的经验及其启示
尽管城乡二元体制对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了极大制约，但从江苏苏南一些农村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在人才问题上寻求突破并非不可能。事实上，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方的农村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从城市引进了许多人才，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发展成为中国的发达地区，当地农村居民许多方面的生活质量还高于城市居民。
苏南农村解决人才问题的经验，最早还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中说，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江苏乡镇企业利用上海退休人才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又讲过类似看法。1985年5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前总理吴庆瑞时说：“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在邓小平看来，在国内，落后农村地区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以从城市引进退休老工人。“退休老工人”虽然只是工人，但能够帮助农村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就是人才。就引进国外人才而言，也不妨着眼于已退休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邓小平对苏南人才引进经验的总结和肯定，对引进国外人才的设想，对今天实施乡村人才振兴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人才资源是乡村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人才振兴上入手并取得突破。苏南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表明，从外部引进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打时间差，可以直接赶上或接近城市和先进地区的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一个领导者不仅要用好本地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资源，还应当把其他地方的资源也看作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资源。不仅仅国内城市人才，国外人才也应当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越是落后的地方，越需要着眼于使用他人的资源、借助他人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既然城市在职人才很难引进，不妨着力引进退休人才。城市退休人才作为城市的“富余资源”，原本不该白白浪费。江苏的经验表明，引进退休人才相对容易，既没有体制的障碍，也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率先从上海引进退休人才的苏南乡镇，从引进城市退休人才开始（那时还有“星期日工程师”，即让城市技术专家利用休息日到乡镇企业中服务），逐步拉动各种资源回流农村，从而逐步发展起来，也形成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性循环。
第四，在人才资源争夺中农村要“逆袭”城市，必须创新手段。邓小平所说的“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这是以市场手段引进退休人才的方式；“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在当时恰恰击中了城市人才的软肋：由于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当时城市脑力劳动者普遍工资不高、住房困难，而且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是落后农村地区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待遇，使退休人才享受到了在城市难以享受的良好待遇，所以江苏农村在引进城市退休人才时才十分顺利和成功。
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的今天，在一些特大城市已经发生“城市病”的情形下，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借助乡村区域的生态资源、养老资源等等，有希望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关系。
重温邓小平关于利用退休人才的思路，本文认为，有关方面可以考虑，着眼于城市大量退休人才资源，制定和实施乡村人才计划。
城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各种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都有大批优秀人才处在退休状态，他们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没有负担，但许多人无所事事。而且所有单位都有服务于退休人才的“老干部局”、“老干办”，有现成的组织资源。如果以自愿为前提，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这些退休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可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城市退休人才到乡村工作生活的自发积极性很高。很久以来一直有城市退休人才自发来到乡村，类似报道常见于报端，官方也经常对其中优秀者、先锋者公开表扬、表彰。这些人中有曾经的高级干部（如已故开国将军甘祖昌与其夫人龚全珍），也有知识分子（如退休官员朱敏才、高级教师孙丽娜夫妇）。笔者在许多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随机调查，90%的人表达了愿意参与的意向。如果政府或有关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组织推动，引导城市退休人才进入乡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可能的。
其次，应当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需要，把乡村振兴最需要、对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城市退休人才引导到乡村中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应当说现阶段愿意参与乡村振兴的各方面人才都是有的，但本文认为，在现阶段，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是优质教育资源，是能够为每一个乡村建设一所较高教学水平学校的教师。乡村人才振兴计划应当优先考虑为乡村学校引进高水平的教师。
乡村振兴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但一所最好的学校是第一位重要的。一所师资质量极高的小学、中学，在大中城市表现为学区房的高价格；在一座小县城也足以吸引聚集足够多的房地产项目和人员聚集。对城乡居民渴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况，国家领导人是了解的。十九大报告也已明确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现阶段，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一定水平（2017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13432元）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第一位的需求普遍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然后是优质医疗资源，然后是其他。即使是最贫困的乡村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从农村教育的实际来看，也迫切需要优先把城市退休人才中可以成为农村学校优质师资的人才引进来。据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量为1.42亿，其中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具体来讲，农村小学在校生数占全国总数的67.04%。难怪有人说：“全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小学教员的手里。”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的前途掌握在农村中小学教师手里。但现实是，农村中小学师资质量是最需要提升改善的。
在现阶段，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偏远落后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基本上是所有教育工作者中资质较差的人群。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高中毕业生中，基本上是最差的生源才会报考师范类院校，特别是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所的师范院校。而师范院校毕业生中，除了一部分人仍然选择离开教育行业以外，水平较好的会选择进入城市的中小学校，多轮选择后，剩下的师范生才不得已来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
但总体上，农村儿童的资质禀赋并不比城市孩子逊色太多，只要有好的老师，农村孩子也可以成为杰出人才。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本是福建省三元县山区农村的孩子，但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好老师。据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读初中时，江苏学院从沦陷区搬迁到陈景润家乡山区来，这个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被安排到本地初中学校兼课，两个博学多闻的数理老师的精彩讲授打开了陈景润的“慧根”，让他痴迷上数学并最终成长为著名数学家。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许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其中不少人被安排为中小学教师，结果意外地大幅度提高了当地农村学校的教学水平，许多农村学生从这些知识分子老师那里获益，后来通过高考成为考出农门的幸运儿。
今天，如果能够有意识主动安排城市退休的高层次人才到农村学校工作，也一定可以培养出一批陈景润和各类人才。
四、可由县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具体举措
首先，由县级政府根据县域内农村小学布局和数量等情况确定需要的退休教师数量，并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调后加以派遣到位。
许多地方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较多，出现许多空心村，因而正在撤并村庄。撤并村庄后建起的社区小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引进一些城市退休教授来代课、兼课、举办讲座等等。有的乡镇规划建设了中心村，有的地方农民异地扶贫搬迁也形成集中居民区，这样的中心村和人口集中的农村居民区小学，也可以安排城市退休人才。还有一些偏远的自然村，由于人口不多、学龄儿童人数较少，已经被撤销了小学校，而这些自然村居民又无法搬迁出去，也应当恢复建设小学校，这个时候可以尽可能安排城市退休人才进来。
其次，着力吸引从本县出去到外地城市工作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原籍的农村学校工作。按照正态分布的原理，优秀人才在每个地方的分布总体上是相对均衡的，每个县域农村都有许多人才被选拔到城市。动员和组织城市退休人才参与故乡乡村的振兴，既可能更符合他们的意愿，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发挥作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各类城市人才，并且明确要求“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这是更好的选择。
再次，由县级政府与城市有关机构如高校、科研单位建立对口协作关系，请对方负责老干部管理的内设部门协调组织该单位退休人才到这个县的农村学校工作。比如有的城市的大学，把退休教授动员组织起来，到某个县级地方的农村学校“支教”一学期、一年、多年，这样坚持数年之后，一定可以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在国家教育经费增加的条件下，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由教育部和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农村小学教师空降计划”，以10万年薪，在城市为每一所农村小学和初中选聘一名高层次退休人才担任教师，可称为“签约专聘教师”。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2016年我国乡村地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0.64万所。一所学校配一名国家专聘教师，国家财政一年支出也就不到两百亿元。从国家财政状况来看，这是一笔小钱，尤其是这笔钱意义重大，值得拿出来。
关键是，如果由政府有组织地推动城市退休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更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以创办分校区方式引导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
坐落于江苏苏州下辖县级市昆山的昆山杜克大学是我国在县域举办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特别具有示范意义。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来说，从外部引进人才只是起步阶段治标性措施，真正要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振兴，必须有治本性的政策措施。本文认为，有必要在乡村区域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布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高等学校的布局均衡度也是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高校对其周边社会环境具有极强影响，有没有这种直接影响，民众的开化程度会有显著不同。这种影响表现为，学者聚集的高校通过高层次的文化活动、高层次的学术研究、高品味人群的言行风范，可以影响和提升当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为。
举例来说，一所高校会自然而然地以校园周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周边社会施加影响、推动其加快发展。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广东的中山大学为躲避战乱搬迁到云南省澄江县，仅在1939年到1940年两年中，中山大学的师生就撰写了以澄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46篇。
中山大学地质系当时安置在澄江县城边的帽天山脚下，地质系主任杨遵仪教授带着师生在山上发现了古生物化石“高肌虫”。由于种种原因，杨遵仪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研究，所以当时这一发现未能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一发现被地质系另一位教授何春荪记载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多年后的198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张文堂研究员根据其记载，让他的研究生侯先光到帽天山查找古生物化石，结果很快就发现了澄江古生物化石群。经深入研究，该化石群被认定为是迄今为止地球上保存得最好的5.3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的古生物群。澄江因而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地球生命起源地，其中被命名为“云南虫”的古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脊索动物。
对澄江古生物化石的研究，造就了三位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两名中科院院士，澄江古生物化石群也于2013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这样的研究工作对当地的澄江县及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已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长点。如果没有中山大学当年在澄江的研究，澄江化石群极有可能不会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更因化石群处于当地磷矿区，没有学者来挖掘化石，当地磷矿开采业可能彻底毁掉那些化石。这个事例是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所大学是一个区域的人才高地，也是文化高地、道德高地、价值高地，是人类发展的高地。没有这样的高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是难以或者说不可能成为发达地区的。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高等教育发达，不仅发展得早、发展得好，布局也十分均衡。欧美、日本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基本上每10万人口就有一所大学。美国3.2亿人口有3500所大学，基本上都分布在小城市、小城镇，而不是像我国这样集中在少数特大城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借助它们的资源，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创造条件。
当然，本文认为现阶段应当创办高水平大学的“乡村区域”，是指那些人口相对集中的乡村地区中的地级市和县城。至少现阶段，我国乡村区域的发展，仍然必须由这样的区域发展极来带动。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只是乡村，没有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在乡村区域中凸显出来，乡村振兴是不可能的。乡村区域中的高等学校也只能分布在这些中小城市、小城镇中。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每10万人口办一所大学，那样的话14亿人口就要办1.4万所大学，而目前我国才有两千多所高校。因而，逐步向一些人口集中、区位优势突出的地级市特别是县城布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仅事关乡村振兴，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布局的一条经验就是推动优质高校创办分校区，如加州大学有10个分校区，分布在不同的小城镇。办分校区，是扩展优质教育资源功能作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有效方法，不仅适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适用于推动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从城市向乡村流动。如果能推动我国985、211高校以及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大学多在适当农村地区创办分校区，经过艰苦努力，到2035年、2050年，可以期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乡村区域布局能够上一两个台阶。
借助和利用发达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早在十多年前就在浙江省起步。2006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建成并开始招生。国务院在此前一年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创办中外合作大学进行了规范。此后浙江省还创办了温州肯恩大学，江苏省创办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广东创办了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等等。
这里特别具有示范意义的是昆山杜克大学，它是我国在县域举办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而且它是把国内的武汉大学和美国的杜克大学拉过来合作办学的，既是跨省的，也是跨国的，这种创意和魄力特别值得各地学习借鉴。尽管昆山作为我国百强县之首，在财力上其他县城比不上，但今天，财力赶上当时的昆山的县越来越多，国家和社会支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只要制度条件许可，激励到位，假如有更多几十上百所类似大学创办起来，必定大大有助于乡村人才振兴。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归”已超过250万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他们都十分爱国，都在兢兢业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们的表现也证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国外时已经可以为我所用，如果以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引进到国内来，将能更好地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