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
《社会科学报》：治国理政涉及到多个方面，需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其他各种关系的基础。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关系，以及如何从认识和操作上平衡好两者的关系？
范恒山：深入地看，其他需要平衡的关系，大体都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延伸拓展或实化细化。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一指导与分级决策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等，大体都主要涉及政府方面。而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联动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等大体都主要涉及市场方面。但主要涉及政府的，也与市场密切相关；主要涉及市场的，也与政府密切相关。因此，平衡好政府与市场是改革的核心，具有方向的性质。
1．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难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其实，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这也是个核心问题。正因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带有根本性、核心性，所以处理好、平衡好二者关系难度很大。
2．平衡的前提是合理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这既基于现实生产力发展基础，也基于改革深化的要求。符合实践，也符合逻辑。从实践看，国内外经济发展历程都表明，市场经济是适应现阶段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经济形态。虽然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缺陷，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会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可持续。从逻辑看，我们启动改革的基本依据，就是基于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带来效率低下等弊病。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当然前提和必然方向。
3．平衡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既然改革是要通过改变政府包揽一切、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而释放市场作用，那么，市场能不能发挥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就取决于政府：哪些要交给市场，那些必要的作用应通过什么形式来发挥。一句话，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于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在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讲话中，总书记几乎每次都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认识和操作上要把握住这样几点：
第一，政府作用必不可少，这是弥补市场不足的需要。市场机制作用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存在着一些缺陷。发挥政府作用，目的就是要弥补市场自主运行的不足，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
第二，政府作用范围合理适度。我国改革前实行的是政府高度干预的计划经济。因此，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改革的指向是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干预不当等问题，使政府作用范围、方式合理适度。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并直接面向市场和企业放权，这一点要痛下决心。
第三，政府作用方式要创新。理论上说，基于市场和政府而言的资源配置分为三类：可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的领域、需市场和政府结合进行配置的领域、适宜由政府进行配置的领域。无疑，适宜由市场完全配置的领域，应全面放开，使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但在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甚至是政府可以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也要努力创新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基本前提是，尊重规律要求，不违逆市场经济发展大方向。由此，应多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把直接的行政手段限制在最小最需要的范围内；此外，坚持适度而为，能引导的、能协调的不决定。
第四，政府作用既在“做”又在“管”。在部分领域，需要政府直接组织开展活动、配置资源，对此，政府要奋发有为，力争做精做好。但政府更需要努力做好的是“管”，对整个经济社会活力的科学管理，对市场运行的有效监管，对下放权力和事项运行的跟踪管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既要总结运用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也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较为成熟的监管理念和做法，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不断降低社会制度交易成本。“放管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中事后监管十分重要，难度更大、要求技巧性更高。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
《社会科学报》：十八大以来，目前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这也意味着进一步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您怎么看目前改革所面临的攻坚克难这一阶段？
范恒山：从逻辑上看，改革全面深化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到了系统推进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单兵突进难以取得成功。改革越深入，整体推进和系统配套要求越强，多目标兼顾、多利益统筹、多方案比较的要求越来越高。立足于系统配套实施改革攻坚，一方面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都要考虑整体框架和其他改革深化的要求，在方案设计与推进方式上与之协同；另一方面，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特别是具有牵一发动全身效应的改革措施的推出，要更多考虑相关改革事项的协同、在操作中要推进相关性较强的关键环节改革。各方面的难点、重点和突破点可能还会出现相互掣肘、相互制约或互为条件的情况，要用集团作战思维来打攻坚战。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推进的改革是硬碰硬的，是要动真格、动奶酪的，不可能都是敲锣打鼓、欢欢喜喜、轻而易举的事。不管是落实已出台的改革，还是推出新的改革举措，都更加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更加需要勇往直前的毅力、更加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是不行的。改革攻坚之所以称之为“攻坚”，就是因为啃的都是硬骨头。主要涉及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尚未到位的关键性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改革没有到位，致使市场经济体制还没能最终建立起来。从逻辑上说，一些较容易的改革事项基本都改了，留下的都是较困难的改革事项。与此同时，一些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当前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仍处于浅层状态，需要向纵深推进。
二是新提出的重要改革事项。一方面，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新的改革也就适应新的形势应运而生，一些已有的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对内容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当前的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还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改革，而在这些领域过去触及面甚窄且触及层次较浅，大部分是新的重大的改革事项。
“破”的是一亩三分地的藩篱，动的是局部利益的奶酪，“立”的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
《社会科学报》：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如何才能在破与立中达到有机统一？
范恒山：改革是破和立的有机统一，改革的过程同时是利益优化调整和体制机制重构的过程。十八大以来，改革全面深化，利益格局得以全方位重构，成为体现改革方向的核心内容。概括地说，这种“重构”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调整过去格局的“重构”：关键在处理好“新动力”和“老包袱”的关系
从本质上说，改革是对已有利益格局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这既包括对改革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包括改革推进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不合理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合理利益格局所反映的是各式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十八大之前改革的不断推进，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但旧的问题并没有全面解决，在改革推进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均等化程度不高，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等，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成为了继续改革的“老包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改革，就是要着手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从而通过卸掉“老包袱”形成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打个不十分贴切的比喻：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的话，那么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则是为了实现“卡尔多改进”。
弃“老包袱”与扬“新动力”是一个过程，而实质都是深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利益调整问题是改革进程中躲不过的问题，改革越深入，触及的矛盾越深，触动的利益关系就越复杂，不仅会触及相关地方和部门、单位的利益，也会触及到具体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调整，要统筹考虑，分类处理。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该兼顾的要兼顾、该增进的要增进、该弥补的要及时弥补。总之，不能让人民群众正当利益受损，不能让社会的主体动能缺失。
2．优化当前格局的“重构”：关键在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仅在于进一步整体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于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分好蛋糕，不仅要重视“存量”调整，更应注重“增量”改进，并切实把握好按什么原则分、谁先拿等关键问题。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过去我们提出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但从现实情况看，先富起来的阶段目标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任重道远，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当前格局的优化重构，在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即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3．着眼未来格局的“重构”：关键在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破有立，“破”的是一亩三分地的藩篱，动的是局部利益的奶酪，“立”的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破”的是只顾当下的藩篱，动的是眼前利益，“立”的是谋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深刻阐明了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新型利益格局的一个特点，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要有利于解决当前问题，也要有明确的目标，能够为以后形成新的良好格局提供条件和基础。切忌目光短浅，为解决眼前问题而不惜为后续改革制造障碍，以至于在不久后又“大动干戈”，甚至不得不推倒重来，增加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按照这个要求，制定改革方案、出台改革举措，必须瞻前顾后，把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来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