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展开调查。调查旨在“确认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且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虽然调查还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但他已经通过推特暗示:“美国正迅速对知识产权剽窃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允许这件拖了很多年的事情发生。”
在当前中美贸易关系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议中，有几个重点驱动因素必须更好地加以理解：“窃书不算偷”这句中国老话所体现的文化意涵，以及“中国制造2025”倡议。
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就包含知识产权内容，即国会有权“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与美国不同的是，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历来既无传统，也没有法理基础。
商标第一次出现是在近30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时间跨度最长的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然而面对赝品，保护和守规都是有限的。杰弗里·威拉德认为，“这种失败或许是来自中国的传统，以及那种认为""""""""对艺术品和文稿细加复制是对其主人最高形式的敬意""""""""的普遍观念”。
20世纪，在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专利在中国根本得不到真正保护。在二战后背景下，1949年共产党上台，他们废除了国民党的整套法律，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石巍写道，权利是由国家给予的，而不是个人享有不可剥夺权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出现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依据的观念是个人的成就属于全社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加强其知识产权架构，制定全面的法律来管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1980年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后，中国于1982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重要标志”。
“中国制造2025”
原则上，世界本应欢迎中国加强创新和提高制造能力。然而，“中国制造2025”带来的一些问题注定会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重要影响。
首先要记住的是，中国发展的源头并不完全是内在的。时任欧盟贸易委员的卡雷尔·德古特在2011年表示：“过去十年，没有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让中国从中获益，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知识产权观察》报道说，一旦中国制造商弄清外国产品的“反向工程”，那么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阻止它们换个名字来制造这些产品。这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廉价山寨产品制造商之一”。
《知识产权观察》的报道称，盗版软件、山寨产品和窃取商业机密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在2250亿至6000亿美元。其中，大约1800亿到5400亿美元与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有关（例如电动汽车、高速铁路、风能技术、深海钻探或页岩油压裂技术）。
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将使知识产权问题进一步恶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陆之瑶和加里·克莱德·霍夫鲍尔认为，该法律要求“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企业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国内。任何将数据转移至海外的做法都应接受安全评估”。世界最大科学家与工程师专业会员组织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报告称，根据这一法律，科技公司将被要求“交出源代码，并为政府监管机构创建硬件和软件后门”。公平地说，其中一些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在实施，前国安局外包人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显示，国安局一直试图侵入华为这家中国的技术巨头。
“中国制造2025”将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国家资金和传达官方及非官方的本地化要求使市场扭曲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希望通过利用和“消化”外国技术来逐渐削弱外国技术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称“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不仅对我们，对欧洲、日本和全球贸易体系来说都是如此”。与中国将会逐渐适应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规则与原则的观点相反，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中国加入WTO刚好15年。在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同时国有企业获得了低息贷款。2010年莱德希泽在作证时曾表示，“为了敦促中国遵守其WTO义务的文字与精神，克减（WTO承诺）可能是迫使该体系发生改变的唯一途径”。
伍人英在他发表在《哈佛国际法杂志》的文章中写道，从2009年到2015年，在主要贸易大国（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WTO争端中，与中国有关的案件“占这四大经济体提出的针对彼此的案件的90%”。他还称，“即便一个守成大国的法定利益与中国一致，它也不曾与中国联手挑战它的盟国”。
面对侵权行为，无疑美国应向中国发起挑战，因为知识产权同样培育着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然而在WTO，特朗普的白宫很可能面临一场苦战。案子的裁决要花费数年时间，而WTO的法律对有关数据流或其他网络相关行为没有明确规定，因此裁决此类争端缺乏明确的司法授权。
最后，中国在加入WTO时谈判过保留国内市场限制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给了中国一些空间，例如规定“关键行业的公司与中国伙伴合作”，限制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除非它们参与合资企业。中方承诺，随着经济的成熟会逐步取消这些限制，可北京并没有践诺。以这种家长式观念与中国进行谈判让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谈到中国加入WTO时的服务规则谈判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我觉得，美国谈判代表基本上是搞砸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很重要。”
断言中国利用一切优势违背世界贸易治理规则的精神甚至文字当然有合理之处，但公平而言，又有哪个国家不是且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所有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为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承认而奋斗。如今终于与其他大国比肩而立，它是不会向后转的。鉴于中共对其2049百年目标的期待，全世界都可以肯定，中共届时会努力巩固中国作为自主的第一世界大国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