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要看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至少需要五重视角，包括美国国内政治、技术变革、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一方面，本世纪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于财富不平等日趋恶化。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显示，将不平等问题同贸易或是移民挂钩，从而归咎于外国人，对于普罗大众是很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精英层的重视甚至焦虑，并做出一系列调整。大到将战略重点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太，小到像特朗普的外孙女学中文，都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守成的大国，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视。
对于美国的精英而言，即使不认同民粹主义者将不平等同贸易挂钩，但面对中国的崛起，也认同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就包括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调整。换言之，最近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发难，确有其从大众到精英的民意基础，并非特朗普一个人的逆风独行。贸易只是一个抓手，而远非问题的全部。本次贸易摩擦，政治层面的因素要远大于经济层面。因为仅从贸易的角度看，对钢铁征税，会推高下游行业的成本，反而会影响美国的竞争力。从劳动力市场看，美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贸易保护并不会对就业有多少提振。最近税改所导致的总需求扩张，甚至可能导致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经济考量不是贸易战的出发点。
第二重视角，是技术进步对我们身处的时代所造成的深刻变局。首先，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统制造业工作更容易从美国外包出去，这的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原因。其次，过去十年成长最快的美国企业，不是传统的制造类企业像通用电气和IBM，而是互联网企业像谷歌和Facebook。传统企业生产有形的货物，因此天然倾向支持自由贸易。而互联网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无形的，所以它们的核心诉求不是贸易，而是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第三，互联网时代技术更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传统的制造业经济。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对于新经济的全力支持，既使中国成为产生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沃土，也使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大数据的优势，这就更容易被别人视作一个危险的对手。
类似的变局在历史上也发生过。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器时代，大型的工厂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取代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纺织厂的生产力大幅提高，要为新增的产品找到销路，新兴的企业家当然支持自由贸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也取代了反对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对进口食品征税的谷物法。但是今天的世界，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中无形的部分越来越大。毫不奇怪企业界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也日益下降，同时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怀疑之声也越来越大。从来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第三重视角，回到经济层面。从微观也就是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庞大的中低成本劳动力，勤劳而且拥有一定教育程度。其次，中国的各种产业链相对完整，而且基础设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中国政府对于招商引资不遗余力。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就像美国的比较优势使之成为全球服务业第一大国一样。这种产业分工的结果就是，中国对美国长期存在货物贸易顺差。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前，美方就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大问题。当时的看法是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现在攻击中国操纵汇率的声音小多了，但中美贸易却依然不平衡。事实上，给定目前的国际分工，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
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服务业缺乏比较优势，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也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第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常年位居全球前三，接近三分之一的出口顺差来自外资企业。第三，美国在其海外资产投资的收益率上，要远远超过中国。第四，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像可口可乐、宝洁、苹果、星巴克这样的美国消费品公司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影响，而中国消费品牌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所以,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如果将争端局限在货物贸易上，中国的谈判筹码有限。当然中国可以选择汽车、飞机这样的工业品进行反击，但问题是这样的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如果转从欧洲进口，就会使欧洲企业如空客的定价权大幅提升。一个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将谈判范围扩大，包括金融和医疗在内的服务业开放，取消FDI的强制技术转让和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等。
第四重视角，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因为单从贸易本身来看贸易摩擦，至少是不充分的。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根源在于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将出现贸易逆差。即使通过贸易壁垒降低了和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但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就将上升。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即使通过贸易壁垒改变了中美的双边逆差，但其整体逆差不会改变。当然，现实中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一旦中美贸易争端恶化，美国居民面对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转向本国产品，或者减少消费。这的确可能降低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但是以美国居民的福利恶化为代价的。对于中国而言，从宏观视角来看贸易摩擦的意义在于，如果能够提高居民消费，降低储蓄，对外的贸易顺差就会下降。
除了将贸易平衡视作储蓄和投资之差以外，另一种宏观视角将贸易逆差视作资本流动的结果。以美国自身为例，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作为老世界是资本输出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是资本输入方，这段时间美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开始输出资本，贸易账户也变成了顺差。一战之后欧洲一片废墟，以道威斯和杨格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家将大量资本输入欧洲，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迅速扩大。
回到今天的世界，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全世界的储蓄提供安全且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因此，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自然的结果就是贸易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够不断发展，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上升，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下降，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都会下降。而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有通过更深入的开放。
第五重视角，跳出经济，来到国际关系的层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关键在于看到，今日世界的大国格局，更像是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19世纪国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取得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但国家间并不存在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点和20世纪不一样。所以，慎用冷战思维看待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而19世纪的大国关系最终走向战争，关键在于激进民族主义的上升，以及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不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那种认为大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的看法，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预言能够自我实现。
笔者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展望2018：我们身处的趋势，周期和时代》中，谈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大因素：技术发展，财富分配和新兴大国崛起。这些因素在19世纪，也曾经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大国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既不一定像夫妻关系一样亲密，也不必如冷战般不共戴天，中间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19世纪的俾斯麦，正是通过外交上的模糊性，为大国博弈创造了空间。而之后的威廉二世，试图把模糊的东西都弄清楚，反而陷入了地缘政治的困境。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也需要从上述五重视角综合考虑。
首先，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中美贸易被当作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替罪羊。而对于中方而言，则需要跳出货物贸易来谈贸易摩擦。像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不论是市值、影响力还是话语权都越来越大。而美国的金融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相比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它们将是中美关系潜在的重要支持者，这就需要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它们在中国更多地开展业务，使其同中国的利益更加绑定。
第二，以贸易摩擦为契机，推动进一步的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这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支持者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平衡货物贸易的顺差。同时，也要看到原来那种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是时候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光伏补贴之类的政策。事实上，即使放弃这些政策，中国仍有其独有的内生增长动力。特别是庞大的人口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是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模仿的比较优势，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更是如此。
第三，中国的高储蓄率，既是贸易顺差，又是高杠杆的背后推手，而高储蓄率背后又是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这些问题，笔者在今年早先的一篇长文《理解去杠杆》中曾经讨论过。换言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一系列问题，根源都在于经济的深层结构，而这些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
第四，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的贸易摩擦，也需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守成大国需要尊重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新兴大国也需要正视历史形成的力量平衡，通过两者之间，以及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互动，最终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不论对于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问题，往往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时代特征的通盘考虑，单一层面的考虑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