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实原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来源和巨大影响，以“修昔底德陷阱”探究的方式，跻身于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讨论的最热议题之列，关系到尤其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大国的根本对外政策方向和国家命运。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包括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大都从理论和现实出发，几乎普遍缺乏起码程度以上的古典史依据，或者说缺乏两方面的具体的历史说明：（1）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如何在一个政治/战略史过程中真实地步入“修昔底德陷阱”；（2）它们在此“陷阱”中如何拼搏，以至于分别败亡和重伤。
竞争“战略空间”：深陷陷阱之途
雅典与斯巴达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经历了约15年时间。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62至446年）末尾订立“三十年和平”协议，此后长时间内虽有渐增的战略猜疑和间或的势力越轨，特别是雅典方面的势力越轨，但在10余年里始终彼此大致尊重，而且其间各自国内的瞄准对方的主战派从未兴起，至多只有战略预防派。就雅典政治领导伯里克利在这期间的对外政策根本目标，用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古典史教授唐纳德·卡根的话说，是“与波斯和斯巴达两者维持和平，捍卫雅典的尊严，并且牢牢控制帝国”，尽管这些目标之间有潜在的严重内在紧张。
然而，对两强之间的“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雅典最后对斯巴达的盟友或“亲戚”和“意欲皈依者”的严厉惩戒和残酷打击，导致两强开始迅速滑向和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继而又深陷其中。这个过程广义地说经历了近10年，其间雅典愈益扩展帝国实力，施行愈益严酷的帝国统治，斯巴达则在深恨雅典的主要盟国科林斯及底比斯的煽惑和敦促下，愈益恐惧和嫉恨雅典。不仅如此，两大集团内的次级成员彼此间的冲突迫使主要成员站在自己的盟友一边进行武力干涉，从而引发或加剧对方盟友的深仇大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元前433年雅典舰队为科尔基拉逼退科林斯舰队。
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两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状态甚或危机，但终究没有度过最后一个。滑入谷底之后就不可能逆转，因为大国决不“投降”，大国进入大国间的大冲突后总是奋战到底。任何武器或可想象的处置败方的威慑效应是可疑的，看看古代吧！
所谓“最终解决”只是暂时“休战”
导致大冲突的诸种动能启动之后就不易消除：（1）两强各自内部的竞争、冲突动能，它们各自的鹰派总是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克服各自的鸽派，而鸽派的暂时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鹰派的势力；（2）两强恶性互动中的升级效应，因为虽然它们都不想打大仗，但同时也不想牺牲它们各自界定的、往往是被夸大了的紧要利益和民族尊严；（3）“第三者”的至关重大的促进竞争和冲突作用，其殊难消除是因为两强都有空间上广泛的利益，甚至广泛的紧要利益，而“第三者”广而言之可以说是两强间广泛、复杂和多样化的战略外围，或曰“争夺天地”。
经济上的合作互惠或互相依赖的缓冲作用有其限度；而且，它们本身也会产生重大矛盾、猜疑和战略“纠葛”，有其经济/战略协同关系造就的战略竞争性和对立性。经济优势的存在势必导致对战略优势的追求，经济劣势的生成则难免引发对丧失战略优势的恐惧。与之相比，历史证明大国间战略利益对立和“民族荣誉”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挑战者对衰落中的现状者这能动过程有个屡见不鲜的基本逻辑：挑战者一次又一次地从有限推进得益，因而倾向于缺乏足够的减小最终冲突动能的意愿；与此同时，衰落中的现状者为避免摊牌，一次又一次地收缩和退让，因而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致决心一搏。挑战者倾向于漠视或轻视“胜利的顶点”，现状者则倾向于漠视或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
所谓“最终（谈判）解决”往往是事后来看的幻象；“最终（谈判）解决”往往后来被证明只是暂时的“休战”。雅典-斯巴达之间的“三十年和平”；汉帝国-匈奴帝国间的“七十年和平”；英德两国间在1905年以前的多项协调；日美历史性冲突途中的华盛顿会议协议；1938年德意英法慕尼黑协定；等等。“最终解决”只是大体固定了一时的现状，但未取消那殊难取消的、国内外变动着的竞争和冲突动能。
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避免吗？
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过晚。这“时间点”概念系由唐纳德·卡根教授提出，旨在精致地质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论。卡根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开头写道：“当修昔底德提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当然是对的。这就是说，在武力冲突爆发以前的某个时间点上，已无法改变导向战争的进程。”然而他接着强调，“让我们不要忘记，别的时候，人们可以在若干可能性中间自由选择，从而或好或坏地影响他们的命运”。
公元前433至432年被卡根实际上认作这“时间点”，因为其时雅典在暴烈地镇压帝国附庸波提狄亚的反叛，并且颁布整个雅典帝国对斯巴达的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而这些据卡根考察都是针对斯巴达的主要盟友大邦科林斯的。此时离斯巴达宣战不到一年，离战争实际开始不到两年。记住：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不能过晚！
过晚的根本证明是在最后关头，即经表决而宣战的前432年7月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表决之前，即使有斯巴达主和派领导人、斯巴达王阿尔奇丹——“以明智和审慎著称的一个人”——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力图在和平避战方向上打动公民大会，仍无济于事。可以责怪斯巴达公众的非理性激情、粗糙理解、过头猜疑、过头恐惧和一厢情愿，连同盟友科林斯的蓄意煽动，它们战胜了（如同它们在历史上经常战胜）理智、精细、分寸感、审慎甚而传统。然而，反过来说，鉴于雅典的帝国专横甚而横暴，鉴于波提狄亚事件和《梅加拉禁令》必然造成或加固的雅典凶猛残忍印象，很难使斯巴达公众不加剧对雅典的疑惧和敌意。雅典和斯巴达的主和派都未（而且很难）做出在这方面能使他们放心的、信服的论辩。
特别重要的是，雅典的政治领导伯里克利将自己在帝国内部或外缘的强硬政策与对斯巴达的温和政策截然分开，以为只要对斯巴达本身温和就可永保两强相安，使雅典在帝国内部甚或外缘可以差不多为所欲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首先出自——雅典和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卡根没有看到这至关紧要的一点；修昔底德以其“雅典权势的增长和这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之论，却似乎触及到了这一点，而他的伟大史述更使我们能够领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