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由于中国特定的人口基数，造成了中国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巨大压力。因此，如何寻求一条建构现代城市良性治理的路径，已经成为中国各个层级城市的核心议题。
一、问题的界定：城市治理与信息沟通
中国现代城市的生活主体处在一个急速塑造的过程中，尤其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城市区域内，面临着国际上的不同文化冲击和国内的不同人群融合困境。多元并存既是一种互相融合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在于，城市治理中的社会需求信息如何汇集，政府如何引导政策信息如何与民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从而形成一个治理共识，达成问题的有效解决，这在现代公共政策的塑造与公共治理中已是一个达成的基本共识。
中国城市治理一直侧重于城市的物质形态建设，停留在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很少有从城市的治理理念重塑与治理路径重构的深度实践。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除了公共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的困境而需要改革以外，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了国际城市发展历史中普遍的现象：职业的分隔，社会的分隔，对某一喜爱的功能过分地修养教化，宗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从而缺乏必要合作关系和思想的目的[1]。因此，中国城市的治理，需要从理念的塑造到路径的建设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架构，否则现代城市很难体现“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体现现代城市的目的——“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和自我实现”[2]。
根据现有的治理文献，以及中国政府对城市治理的政策界定，我们把城市治理分为以下二个二级范畴，即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在此之下各分为六个三级范畴。其中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包括：城市市容管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环境生态、城市公共安全、城市形象品牌。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包括：城市政府创新、城市文化理念、城市人群融合、城市社会保障、城市政治民主。
根基于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而社会发育比较活跃的环境，杭州市一直注重用民主的方式和手段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民主促民生”的城市治战略。“我们圆桌会”共商治理事务的节目创立，是杭州市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它期望通过平等的、公开的、多元的“圆桌”形式，让杭州市逐渐成熟发育的复合主体，进行城市公共治理事务的沟通和交流，从而获得相互的认同和理解，寻求治理方法的解决，从而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我们”得以呈现。
在稍后的几乎同一时期，广州大洋网也从社会组织层面，推出了“民意圆桌会”这一节目载体，与杭州的政府主动建构的平台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大洋网在民意通频道上设立的“民意圆桌会”是大洋网与广州市政府共同合作打造的一个政府与百姓交流的网络平台，旨在为政府吸引和汇集民生问题。节目以“有事您说话，民意大家谈”为宗旨，紧扣本地民生热点，每期邀请各方嘉宾共坐一桌、以事论事。不求意见统一，只求观点碰撞，以此推动百姓民生问题的解决之路。
“圆桌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一种对“协商治理”理念的有意义尝试，这种哲学层面的城市治理理念与具体的城市问题的解决途径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桌面上的平等沟通”与“桌面下的有效治理”两个层面的复合。
本文通过对“我们圆桌会”的整体性分析，以及对其与“民意圆桌会”的比较研究，希望能够对这一平台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和意义，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视角。
二、“我们圆桌会”的原生态结构
1.项目的整体情况。
根据杭州市的期望和规划，作为“民主促民生”的六大发展战略的具体实现载体的交流谈话类电视节目——“我们圆桌会”自2010年12月20日在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式开播以来，至今（2012年7月27日）已19个月，共播出396期，涵盖的治理议题十分广泛，也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杭网议事厅”一起，成为浙江省杭州市在城市治理实践上的一个标志性品牌。
“我们圆桌会”的治理互动节目是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市发展研究中心、杭州文广集团”等单位牵头，在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创办的以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企业、媒体“四界联动”的电视节目，地方政府希望以此为平台，实现“多方互动、各界融合、相互沟通、建言献策、合作共赢”的城市治理目的。
2.地方政府的期望。
通过相关文件的解读和节目内容的分析，作为地方政府的杭州市在设计这一具体的治理机制时候，期望通过“我们、交流、理解”这些核心的行动概念，从而在哲学理念的层面建构起“我们”这一城市共同体，从而建构现代的城市“生活”，使得其“更好”。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下，地方城市政府主动地引导现有的各个生活群体之间，尤其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行为互动和信息交流，达成一些基本共识，或者相互理解。这是一个基于城市治理的基本问题而从哲学理念层面启动了城市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与整体性尝试。
杭州市在官方文件上的界定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为核心理念，以‘我们、交流、理解’为主题词，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的交流沟通电视平台，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相互沟通、彼此理解。”[3]“我们圆桌会”围绕着城市治理的各个层面的议题，提供各个层面的人群进行平等同时理性的对话和交流，从而把在节目中沟通的效果，即平等的精神和协商的理念，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到节目受众那里。
因此，它的功能主要是：一是汇集民智，即通过节目讨论和互动，汇集专家、部门、行业企业和市民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二是交流沟通，使每个人都平等的姿态彼此复合、主动关联，社会各界在这一平台上共同参与、彼此理解、形成共识。三是推动发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意见、建议的分析、采纳机制，推进公开和透明。四是促进和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生活的心态和平常的视角为切入点，就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建设性的交流互动，反映民意，引导民意，凝聚人心。五是提升素质，通过专家的剖析和多方交流互动，解读相关政策，提升市民素质。
3.整体性制度体系的协调和匹配。
“我们圆桌会”节目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具体为1个主持人+4至5位嘉宾，根据实际情况设嘉宾主持人。每期嘉宾构成主要为：专家学者+党政部门人士+行业企业人士+市民代表+社会评论员（媒体），过程穿插外场采访、背景资料回顾、电话热线、网络观察员（杭网议事厅）和信息员播报、调查发布等多种开放式的互动参与形态，增加节目信息量。在节目讨论过程中各方能够平等的参与，在形式上体现了“协商治理”的理念。
“我们圆桌会”是在杭州政府创新的浓厚氛围中生长出来的。在“民主促民生”战略理念框定下，杭州各个层面战略执行的制度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指向促进政府行政的公开和透明、政府服务的创新和延伸，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精神和民主意识，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
因此，作为杭州民主民电视载体上的互动传播平台，“我们圆桌会”是整个杭州市治理机制的一个有机部门，它是杭州市“三位一体”中的一环，即在基层城市治理问题解决层面，坚持解决机制的“关口前移”，“建立‘和事佬’调‘和’、人民调解促‘和’、综合中心维‘和’、司法机关保‘和’、特殊措施求‘和’为主要内容的‘五链式’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城市治理的理念塑造层面，运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形式，搭建“我们圆桌会”、“杭网议事厅”、“民情热线”、“湖滨晴雨工作室”、“邻里值班室”和“向社会征集人民好建议”等多种形式互相沟通、协商协调、参与共建的平台，促进社会各界相互了解和信任，最终形成“倾听民声、吸纳民智、凝聚民心，形成了便捷通畅的多元化诉求表达网络”[4]；在政府的管理制度设计层面，“公民导向的综合绩效考评（满意不满意评选）”、“开放式决策”、“社会复合主体建设”，加强政府决策的开放透明度与信息公开度，增进理解、消除分歧，从而构建社会信任，形成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
因此，“我们圆桌会”是杭州市整体性城市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和平台，而不是杭州市某一个单独的政治措施。
三、“我们圆桌会”议题的幅度与深度
“我们圆桌会”的议题幅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其对信息整合力度和沟通空间。它包含的议题十分广泛，“在《我们圆桌会》，您可以就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提出建议”；“可以直接对话职能部门领导”；“可以与行业企业领袖和专家一起交流心得”；“可以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看法”；“可以了解到新闻热点的最权威解读”……总之“这是一张属于我们的圆桌：平等、对话、交流、协商。”[5]“民意圆桌会”的议题也是十分宽泛，但是对话的对象则相对比较狭窄，这正是中国目前城市治理中，社会组织推动与政府主动的一个区别现象。
一般对圆桌会的议题内容的分类方式，是将话题分类及所占百分比统计，按照具体的议题进行。对《我们圆桌会》自2010年12月20日开播以来至今（2012年7月1日）共播出394期的内容，如果进行传统分类方式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1. “我们圆桌会”节目内容分类表（仅按照节目具体议题分类）
1.基于城市治理范畴的话题分类比较可以观察到这种分类方式很难看出杭州市“我们圆桌会”在城市治理中的领域侧重点，也很难观察其所讨论的议题在整个城市治理中的意义。
根据以上城市治理领域的界定，对“我们圆桌会”的内容进行分类和界定，《我们圆桌会》自2010年12月8日开播以来至今（2012年8月31日）共播出417期，其分类结果如下：
表2. 杭州市“我们圆桌会”议题（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
表3. 杭州市“我们圆桌会”议题（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可以看到，在杭州“我们圆桌会”的城市治理议题中，属于“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的总量是184个，比例为44.1%，少于50%的半数比例。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领域分别是：“城市交通管理”（32期）比例7.6%、“城市空间规划”（23期）比例5.5%、“城市行业治理”（19期）比例4.5%、“城市公共治安”（16期）比例3.8%与“城市经济金融”（12期）比例2.8%。
为了比较“我们圆桌会”的议题特征，我们按照同样的方式整理了广州的“民意圆桌会”的议题内容。在这其中，对于跨领域和交叉的议题，我们根据其具体的内容所指，进行了分类，没有采取重复计算的方式。
表5. 广州“民意圆桌会”议题（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可以发现，广州的“民意圆桌会”关于城市物质形态建设的议题比例高达61.62%，是信息中的主体部分。
在“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议题方面，“民意圆桌会”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民主的议题所占的比例比较突出，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关注特征。
2.议题所体现的城市发展特征
从治理领域的分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圆桌会”和“民意圆桌会”在选择的议题上，涵盖比较丰富全面，尤其是涉及到各个城市具体的城市治理困境。如果把两个城市的相同议题进行同类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两个城市治理的异同点：
表6. 杭州与广州“圆桌会的”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议题比较表
表7. 杭州与广州“圆桌会的”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议题比较表其中关于城市的行业治理、公共治安、交通管理等关系到现代城市发展的议题，在两个城市里面，都占有大致相同的比重。
（1）议题总体分布和杭州市城市发展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杭州“我们圆桌会”的城市治理议题中，属于“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管理”的总量是184个，比例为44.1%。而在涉及到“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的议题方面，例如关系到城市治理的发展理念、城市道德认同、城市文化建设与生活宜居和阶层融合等方面，杭州则凸显出了独特的取向：
这几个议题均是杭州市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城市规划空间导致的道路现状，作为著名旅游城市以及浙江省会城市的身份，都使得交通规划管理、治安、经济金融等问题都成为了重点关注。
城市品牌是城市发展的“导向牌”、凝聚人心的“吸铁石”、城市形象的“金名片”。在杭州城市品牌的塑造上面，“我们圆桌会”围绕杭州市生活品质发展的理念，立足杭州城市治理特色，使得在横向上形成“四界联动”，纵向上城市品牌与各区、县（市）的特色区域品牌、市有关部门各领域品牌之间形成有效链接、良性互动、互为支撑、整体提升。
（2）城市治理的困境成为持续关注点。例如杭州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一直是影响杭州市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从我们的统计表格当中，可以看到城市交通包括了两个治理层面，共58期，占所有议题的13.9%，比例较高。这说明“我们圆桌会”选择话题既有普遍性又有敏感性。
2011年属于城市市政方面的交通治理话题有12期，找2012年前8个月里面，有14期。可以看出，杭州市在交通治理方面，从传统的注重城市物质形态的治理，转向注重城市生活形态。
我们可以通过上面两个表格观察到，“我们圆桌会”所展现的杭州对城市交通治理的范围，从具体改进到广泛治理，都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探讨，促进了民众在此问题上的认同与共识。
（3）注重城市治理理念的探讨。首先在城市治理主体上，杭州城市发展一直侧重于城市复合主体的塑造。其利用具体议题中双重对接，即实现热点事件和普遍现象的对接以及心理疏导与理性分析的对接等方法，通过“我们圆桌会”这一解疑释惑和沟通交流的载体，引导多元主体进行相互理解，从而达成一种共识，塑造城市共同体，并以此作为理念探讨的基础。
再者，杭州“我们圆桌会”超越了单纯地对城市治理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升到城市发展理念探讨层面。与其他类似的节目——广州的“民意圆桌会”相比较，杭州“我们圆桌会”的议题品质有了不同的变化。在属于软性治理范畴的“城市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提升”，“我们圆桌会”讨论的议题体现了杭州城市治理的这一典型特征，集中于“城市发展理念”（18期）比例为4.32%。同时，杭州市建设“学习创新型城市”的城市发展新取向的讨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城市定位的确立，都在这些议题中得到展现。
杭州城市发展一直侧重于城市复合主体的塑造，“我们圆桌会”在解疑释惑和沟通交流的载体上，引导多元主体进行相互理解，从而达成一种共识。除了上文所提城市生活和理念上的认同以外，“我们圆桌会”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议题有39期，占总体的9.35%，“城市道德认同”有22期，比例为5.28%，这样整个杭州市城市治理议题就上升到城市治理主体的建构层面上进行谈论，聚焦于城市共同体的精神塑造。
（4）注重政府在治理中的职能转型。要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元参与的城市治理结构，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传统范式需要转型，这也是现代城市治理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杭州“我们圆桌会”谈论的议题很多涉及到了这一方面，如“政府职能转变”（15期）比例为3.59%、“政党公民”（10期）比例为2.39%等，这体现了与杭州市政府在“民主促民生”战略方向的吻合。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民主的治理方式来定义‘我们’是谁。杭州经验的背后是民主的资源配置杭州经验里的民主是一个治理结构，解决了‘我们’如何合作的关系。在城市的有限空间当中，‘我们’一旦产生就会成为合作的可能。”[6]
四、社会效果观察及未来提升空间
“圆桌会”作为城市机制的一个典型载体，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治理的生态，为现代城市的多元复合主体的治理参与提供了平台[7]，但是其具体制度设计与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重新界定和深化的空间。
1.功能界定：释疑解惑还是信息整合？
“我们圆桌会”是一档民生互动谈话类节目，其宗旨是作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通过政务公开，解疑释惑，保障知情，意见听取等推进政府政策与民众理解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相互的理解和认同。究其根本，这种“平等”的交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群众释疑解惑，二是是否在桌下有治理。
许多节目在具体的内容设计上，似乎成了单纯的解疑释惑，而缺少社会民众的信息整合。在节目的互动中，党政干部拥有主导发言权，而市民代表许多时候更像一个配成，并不能提供有效地意见表达。当然，节目为避免成为一栏大家相互“争吵”的电视秀，力图在平等讨论中达成共识和相互理解，但是城市治理是一些具体的利益协调，如果没有多元层面的信息交流和碰撞，真正的沟通与解惑也无法达成。“政府多点宽容、多点包容，讲对了有奖励，讲错了也不要惩罚，这样就会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8]相比较而言，广州的“民意圆桌会”则更多强调参与的意愿和激情，无论是何职业、资质，都可报名参与，表达意见。
2.相关制度的衔接与吻合。
“我们圆桌会”则重于引导和沟通，“杭网议事厅”则重于信息的表达，二者之间的具体联通机制如何？也是这一节目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广州市的“民意圆桌会”的机制当中，它是网络延伸出的节目，从属于大洋网；杭州“我们圆桌会”与“杭网议事厅”是平行的组织关系，虽然它们有信息的链接，前者属于杭州电视台，后者属于杭州报业集团。两个节目载体与其他衔接的制度，有着不同的隶属关系。
同时，节目过于侧重政策宣传，而缺少城市治理的民众监督环节。民众台上所提意见和建议，与台下后续的治理绩效都缺乏必要的反馈和监督，久而久之，大家会认为节目仍然是一种谈话类的政策宣传。
在杭州市未来的城市治理中，“由于汇集了多元复合主体，“我们圆桌会”需要解决如何从治理问题的讨论平台进展到治理问题的后续解决机制，这一发展空间是否能够被实现需要各个实践部门的职能联合和行为互动，需要后期的治理评估机制的跟进，需要治理状况的持续提升。
3.复合主体的多元性与变动性的结合。
从我们圆桌会的参与嘉宾观察，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特点：第一，党政干部发言的机会较多，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对此“我们圆桌会”节目组应当多邀请一些部门一把手、高级别干部作为嘉宾参与进来，从而对节目影响力、解读权威性和问题信息的传递产生推动作用。第二，专家学者发挥的不是很充分，究其原因或是由于针对主体观众而改变的表达能力，或是由于没有新的观点。第三，市民代表许多时候成为一个陪衬，声音比较微弱。加之市民代表的选择上，市民嘉宾重复率略高，很难具有代表性。嘉宾选择环节设计中代表性、平等性的缺失所造成的党政官员队伍与市民代表队伍的强弱势差，使得民生问题中真正的“民声”受限，远离了《我们圆桌会》创办的“多元主体复合”的初衷，也很难得整合到社会的多层面的信息。
第四，社会评论员队伍有些缺乏，应当培养一批具有建设性、高素质的新闻评论员队伍，用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精神探讨社会难点热点民主民生问题。
4.信息交流沟通过程与实际治理过程的结合。
“我们圆桌会”的模式，作为一种对“协商治理”理念有益的尝试，从形式上初步体现了此理念，但是要达成节目的初衷，在许多层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我们既要实现节目当初创办之时自我设定的价值定位和功能目标，同时要切实实现“民主民生”促进决策体系的民主化和“桌上谈民生”“桌下谈治理”。
总体来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当让“民声”更响一些，从形势与内容上建构起复合主体的整合平台。“今后在参与方式上，要让更多的陌生人参加节目，带着自己的问题和好奇来相关部门发问，参加的人越多，影响力也就越大。”[9]希望该节目能够坚持下去，并逐渐完善自我，最终能做到形式与实质双层面的民主民生。
结论：从制度治理到理念塑造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各类非常态的现象都直指社会信任度问题。但社会要有序运行，城市要良性发展，除了政治改革要推进外，就社会的角度而言，还要争取形成社会基本共识，不同的群体诉求要有公约数。
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共识是怎样形成？杭州市“我们圆桌会”的载体，从政府的治理角度出发，但是又试图超越具体的问题解决机制，力图从城市的治理理念入手，在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交流、讨论，互相理解，达到包容，才能形成共识。
1.“我们”：现代城市的多元融合。
人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也是城市治理的目的与归宿。“让我们生活得更好”首先面临的一个核心概念界定就是谁是“我们”？当谈及到这个概念时候，相对应的就是“他们”和“你们”。从城市发展角度观察，所有的现代城市都是一个各种人群不断集聚，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新老城市“移民”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人口的主体。中国当前的城市人群处在新阶段的融合初期，对于“我们”的界定仍然以隔离与区别为主导。“我们”的本意，就是大家在共享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每个人对于社会的正负两面性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由于在互动中可以“进行相互磨合和相互砥砺，学习公共交往、理性谈判和艰难协商的程序和技巧，养成我们相互让步、彼此节制和守约的日常习惯，由此培育和巩固我们大家都应当具有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社会意识。”[10]从而参与“圆桌会”的过程也是共同承担社会责任、“重建”社会关系和市民精神的过程。就此意义上“我们圆桌会”对杭州市民的“社会意识”建设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非常重视的‘社会建设’其实也是在‘重建’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市民精神”，在互动中进行相互磨合和相互砥砺，学习公共交往、理性谈判和艰难协商的程序和技巧，养成我们相互让步、彼此节制和守约的日常习惯，由此培育和巩固我们大家都应当具有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社会意识。
在政府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缺乏良好顺畅的沟通渠道的背景下，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就要打破隔膜，消除误解，与民众开展制度性的协商对话。政府如何构建制度性协商民主的对话平台？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推进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向老百姓开放、让老百姓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圆桌会”是政府开放式决策的延伸与常态化，也可算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坚持以知识与价值引领社会发展，以民主促民生，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城市情怀。而它平等的交流、民主的对话本身就是正确价值的体现[11]。
杭州市清晰地意识到，现代城市治理必须从城市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出发，塑造一种现代的群体认同观念，才能真正树立城市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我们圆桌会”在选择人群参与上，把“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结合在一起，从个体到组织，从政府到社会，体现了杭州一直持续追寻的“社会复合主体”的城市治理主体的现代理念。
因此，在城市中探讨‘我们’理念，实质上就是想在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中找到一种新的稳定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连接方式。“‘我们’这个理念，跟‘公众’、‘大家’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里有‘我’，是有主体的存在，有主体的介入，有‘我’的情感介入，它是属于此时此地的。所以‘我们’是有主体的，既有主体就有半径，就有小群体、大群体的逐步扩散。同时它又有‘个人’，应该有一种自我的升华，同时有一种向社会的扩散。”[12]
城市治理中的圆桌会载体，为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提供了对城市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沟通平台，使其具有了相互的自我认知。这种直接面对的场景，构成了一种哲学镜像式的“自我反观”，使得多元的人群具有“我们共同体”的意识，从而建构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而且有自我反思能力的我们。”[13]
2.“圆桌会”：多元平等的沟通载体。
现代城市认同，不是简单地基于在某些社会保障上的平等对待就能解决的，它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城市治理行动上。如果说“我们”是一种理念，那么“圆桌会”就是一种机制载体。在与传统等级分隔的“八仙桌”的对比下，“圆桌”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平等理念的展现，由此所形成的以形成共识、留存分歧解决空间为目标的平等沟通、充分交流的平台，使得“我们”有了行动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治理的所有涉及到“参与、透明、平等、包容”的制度，都是“圆桌会”所内涵的一种体现。
“圆桌”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平等理念的展现，它与传统的等级分隔的“八仙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平台上，进出是自由的，讨论也是开放的，参与是平等的，它是一个桥梁，是老百姓和政府进行讨论、沟通的桥梁，大家彼此平等，共同协商沟通，充分交流，形成共识，留存分歧解决的未来空间，这是“圆桌会”的本质内涵。“我们圆桌会”是“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平台和机会，党政领导与市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诚恳地把有争议的问题拿到桌面”
杭州市以此作为城市公共治理沟通的一个标志平台，体现了现代国际大都市治理中持续关注的平等理念。通过“圆桌会”的平等沟通，“我们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和体现，为社会各界“增强了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城市文化气质因此变得更理性、更开放、更温和、更温暖”[14]，“将生命的形象、力量和目的回归到我们生存的中心。”[15]
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讨论和解决“民生”问题，杭州市在全国最先提出“民主促民生”，“我们圆桌会”是这一理念下的现代城市民主治理的典型机制。
“我们”的复合主体是一个包含城市各个人群的多中心共同体结构，“圆桌会”则是一个多元复合主体的多中心的沟通交流机制。它作为在电视媒体上对城市问题的“存在方式、原因分析和解决途径”进行展现的一个界面，使得杭州市城市治理结构最终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出来。把社会意见（民智）的征集、政府部门的联动（发展）、引导共建（和谐）与共同意识培养（素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性”的杭州市城市治理框架和结构。
从治理的符号化意义上观察，“圆桌会”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协商的理念，即不论身份、地位、资质，大家都是“我们”中的一员，拥有平等的人格与相同的话语权。当小圆桌通过各媒体网络的传播而变成“一张城市的大圆桌”时，其所代表的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各界寻求共识、化解分歧、疏导情绪、增进理解、促进和谐。这一治理结构是符合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即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区域和城市结构，“使人能熟悉他更深的自己和更大的世界而设计的，具有人类的教养功能和爱的形象”。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形态里，人们“活动的中心将不是工业，而是教育；每一种作用和功能将按照它促进人类发展的程度来加以评论和批准，而城市本身将为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冲突、挑战和拥抱提供一个生动的舞台。”[16]
城市通过集中外在的、硬性的物质材料（physical form）和内在的、软性的文化力量（cultural power），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扩大了人类交往的范围，因此，城市具有强大的集聚功能，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和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化，现代城市成了人类交往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的主要容器，因此，“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但是“有机体、社团、个人，尤其是城市也一样，在调节能量并使其为生活服务方面，都是很脆弱的器件。”（刘易斯·芒福德，1989：582）城市本身也会异化成统治人的物体而不是服务于人类更好生活的工具。因此，芒福德认为城市要重新恢复其创造力，“必须创立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之能处理现代人类所掌握的巨大能量：这种创立绝不亚于原先把发展过大的村庄及其堡垒改变为起核心作用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那样大胆，不创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城市不可能行使积极的功能。”（刘易斯·芒福德，1989：582）
因此，如何恢复城市的“积极的功能”，是中国现代城市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只有具有对现代城市的共同认同，现有的城市中逐渐成长的各种“复合主体”才有可能具有真正复合的参与基础；只有具有了现代的认同理念，现在城市的民主治理、开放治理和协商治理才有其哲学基础；只有“我们”这一主体真正成长起来，城市共同体各个主体才有情感的交流，理性的传递和治理技术的精细，从而城市才能有可能回归其历史使命，才有可持续的治理基础，芒福德对城市的未来发展厚望才有中国的现实基础。
杭州市从“我们”这一城市共同体的理念认知出发，从各个方面提供现代城市共同体的生成载体，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急需的问题解决的可能路径。杭州市政府主动采取开放的姿态，利用“我们圆桌会”平台，承接“民主促民生”的城市发展政治理念，衔接政府在开放式决策中的一贯精神，延伸到政府公共治理的全过程的公共参与，使得“我们”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共同成长。
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市民的参与即是民主的体现又是政府优化治理的一个很好的资源[17]。通过城市治理过程中所有层面的公民的公共参与，最终形成城市对人生活本身的回归，因为“城市的最终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大大地扩展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以发展这些进程，从而使得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刘易斯·芒福德，1989：586）
[1]刘易斯霍华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4页。
[2]刘易斯霍华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4页。
[3]杭州市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创办交流谈话类电视节目——<我们圆桌会>实施方案（试行）”》（市委办发【2010】157号），2010年12月31日。
[4]黄坤明：“坚持‘三位一体’创新社会管理——杭州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求是》，2012年第1期，第49-51页。
[5]“《我们圆桌会》情况介绍”，2010年12月10日，hwyst.hangzhou.com.cn
[6]韩福国：“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杭州市生活与发展国际论坛，杭州，2011年。
[7]很多专家都给予“我们圆桌会“较高的评价和寄托了厚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我们圆桌会》平台的搭建，对民主制度的完善、政府公共职能的行使与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以及中国民主政治的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我们圆桌会》实现了政府决策体系的对外开放、各界意见的畅通表达和民生建设的生活化，不仅回归了城市本质，而且重建了城市精神。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认为，“我们圆桌会”这样一种形式，是贯彻民主精神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民主民生这种相互的结合，用一种聚集地形式表达出来。
[8]毛丹：“架起政民沟通的桥梁——《我们圆桌会》专家研讨摘录”，《“我们圆桌会“350期》，2012年，第122页。
[9]潘一禾：“架起政民沟通的桥梁——《我们圆桌会》专家研讨摘录”，《“我们圆桌会“350期》，2012年，第122页。
[10]潘一禾：“《我们圆桌会》对杭州市民‘社会意识’的建设意义”，《“我们圆桌会”350期》，2012年，第128页。
[11]“采访王平主任对‘我们圆桌会’的认识”，采访人孙颖、韩福国；时间：2012/9/7；地点：杭州市政府。
[12]胡征宇：“生活时空中的我们”，杭州市生活与发展国际论坛，杭州，2011年。
[13]杜维明对“我们圆桌会”的评价，《“我们圆桌会”350期》，2012年，第116页。
[14]李文堂对“我们圆桌会”的评价，《“我们圆桌会”350期》，2012年，第116页。
[15]刘易斯霍华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
[1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