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Chair Professor）、美国汤因比奖基金会（Toynbee Prize Foundation）主席、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出版著作（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朱宗元与西学东渐》（Die Aufnahme europa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多元现代性反思》（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等。
采访者：
方幸福：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六项，学术专著有《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等，主编英语教材多部。
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毫无意义
方幸福：夏德明教授您在中国、德国和美国等不少地方都有过学习和工作的经历，经常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出席各种学术性活动。这种国际化的背景对您的学术思考有怎样的影响？
夏德明：就全球化时代的学习和工作而言，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不时地在国外长时间逗留，当然不仅仅是作为游客，更多的是向当地人学习，同他们互动。这些经历对我思想的发展无疑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司马迁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一古训的实践。由于研究需要，之前我去过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东亚，但世界如此之大，如此复杂，因此我觉得自己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过去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全球政治的复杂性。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而各种复杂的互动又同众多的内部机制相关联。对这种复杂性的意识，使得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对不同社会进行思考时会尽量跳脱各种既有偏见，专注于观看，并且从全球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各种地方性发展。事实上，全球性联系都可以被理解为许许多多地方性因素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在中国、德国和美国等地的经历之中的收获。在我看来，为政治等领域注入全球性的和跨国性的视角，同样应该成为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职责。
方幸福：作为全球史专家，中国问题是您研究的重点之一。据了解，您即将出版的专著就是以一位中国基督徒为视角，去探讨中国人如何看待外部世界。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学术研究初期，我计划先去研究欧洲历史和哲学，然后再研究东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我先后在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研究欧洲古代史、拉丁和中世纪历史。之后，在1993年，我获得奖学金去台湾学习一年，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经过一年学习，我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交流。之后在继续学习欧洲历史和哲学的同时，我开始辅修中文。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我开始对全球史及比较史有了浓厚兴趣，我一直试图去理解中国史、欧洲史以及全球史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全球史是和政治相关的。和全球政治一样，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必须从地方性视角去理解全球史。写一本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毫无意义。全球史不是说你不需要去了解地方性历史，不需要去知道关于中国、欧洲各个国家或中国某个省之中极具地方特色的事物。相反，全球史意味着你必须从全新的视角去研究非常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历史。最近，我完成了一本名为《一个从未旅行之人的全球纠葛》的著作，采取的就是这一思路。书中的主人公生活在17世纪的宁波，一辈子在浙江，从来不曾离开。但是我仍然试图说明：通过这个从未旅行之人去研究全球史不仅是可能的，甚至还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地方史和全球史之间有非常多的连接点。这就是我正尝试实践的东西，我正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准备出版一套全球史丛书，这也是此套书背后的指导性原则。这些工作和传统史学家们做的事情很相似，都是地方性的，档案类的，但其中会涉及一些全球性问题和视野，这就是我理解的全球史。在我看来，全球政治之中存在着同样的发展趋势。
方幸福：这一点很有意思。在唐代，中国国力强盛，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交往。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应该非常有意义。
夏德明：是的。全球史并不局限于现代史，可以研究更早时期的历史。
对我个人而言，全球史之所以是全球的，并不是说你得把全球各个地方的历史都包含进去。唐朝当时和世界各国间的联系的确体现了全球史的复杂性，当时唐朝和南亚、欧洲和阿拉伯世界都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围绕长安写一本关于全球史的书籍，研究当时各国在长安做生意的群体，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各国商人和运送至长安的货物，这样的研究应该非常有趣。
方幸福：海外汉学研究历史悠久，而且近些年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他们不少的研究成果已经被译介到中国。在您看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
夏德明：西方的汉学研究历史的确十分悠久。
从一开始，跨学科就是西方汉学研究的最重要特征。作为区域性研究，中国研究并没有被细分为中国政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等方面，因此这一研究包罗万象，它的划分依据是地区，而不是学科。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在许多大学都不是主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教授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但如今，随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大量学生开始想学习中文。这可能是出于就业方面的考虑，也可能是他们意识到，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研究因此在欧洲不少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在我任教的哥廷根大学，七年前在中国研究领域只有一位教授、一位博士后讲师，或许再加一位中文语言老师和一二十名学生。然而，如今东亚系的教员已经超过二十位，有四百多名学生。这七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研究同样开始兴起。而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像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大学科之中并没有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职位，或者数量不多，但现在这些学科中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职位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中国研究现在不仅变得更为重要，而且还深入到各个学科之中。这是欧洲正在出现的趋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之中。美国的情况同样大致如此。在美国，中国研究的规模本身就已经很大，而且本质上还是跨学科研究。作为一股总体性潮流，这首先发端于美国，然后席卷欧洲，我们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方幸福：作为中国研究专家，您对其内部各个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夏德明
总的来讲，与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在欧美正在萎缩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教授职位较少。
这很不幸，但事实就是如此。而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增长最为迅速，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有相当多的教授职位。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同样远不及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和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同样增长十分迅速，这是中国研究中增长最快的几个领域。如果统计一下所有大学和商学院中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将不难发现，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他们通常并不是在汉学系，而是在商学院或经济学系。
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
方幸福：您经常被邀请来中国讲学和参加会议，并在中国不少学术机构担任各种职位，结合您对中国的多次访问，您眼中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夏德明：自9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定期来中国，那时我还是一名学生，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中国的常客。
中国的变化十分巨大。首先，其经济发展迅猛；其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我脑海里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我想在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8%，而在2018年则达到57%左右。基本上是在一代人以内，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增长。当然，与此息息相关的是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一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90年代中期相比，如今你可以在中国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变革。据估计，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增长速度比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上见过的最快增长速度。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每年都在变化，如果看看1996年的上海，或者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看到的上海，然后再看看现在的上海，你会觉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当然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同样如此，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花了120年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对西方都相当熟悉。这不仅仅是通过教育系统，电影、文学和个人旅行等同样起到了作用。历史上，由于19世纪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运动造成的巨大冲击，为了更好地发展，使得中国很有必要去了解西方。但西方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在18世纪的西方，一些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在其之前的莱布尼茨或克里斯蒂安·鲍威夫，还有其他一些伟大的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专门研究中国。而到了19世纪，情况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同样谈到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已经明显降低。当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再次转型，必然会出现新的变化。
方幸福：您长期研究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您觉得这些研究有没有对您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夏德明：我对中国古代非常感兴趣，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还学过很长时间的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读过不少关于明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书。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方面都很有兴趣。至于说我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被中国文化改变，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我的日常生活、社交方式和饮食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国的影响。此外，在我博士和博士后学习期间，受杜维明先生的影响，我读了很多有关儒学的书。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写很多关于儒家思想的文章，所以没有人将我称作一名儒学学者，但儒学确实已成为我身份认同之中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强调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还要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三角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和学术思考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三种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和谐。这是儒学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地方，也是我从儒学中学到的精髓之一。
注：本文原题为《“必须从地方性视角理解全球史”——专访哥廷根大学夏德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