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世界乱象频发，2016年以来尤甚。特别是“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引发巨大争议，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不断坐大；西方国家经历的恐怖袭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福利危机等使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总之，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短短数十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给西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善谋敢断，从反腐倡廉到深化改革全面发力，治国理政呈现出全新格局，整个国家的政治定力牢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且是全球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2016年法国益普索公司一项民调显示，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率高达89%，远远高于美国的36%和法国的13%。
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什么面对全球化，西方出现了混乱乃至大乱，而中国实现了大治？
一、源于中西方对全球化不同的认知和战略
欧美长期以来不遗余力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主张经济去管制化，以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为动力，甚至在不少领域内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为了推行有利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新自由主义还楔入了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赢得冷战胜利的西方国家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也必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即西方的政治模式代表了“历史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不少西方国家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但西方资本向海外扩张的同时，西方国家内部却出现了产业空洞化、去工业化、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这些国家没有建立真正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全球化的好处大都为极少数富裕阶层所垄断，而全球化的代价却由普通百姓来承受，结果是贫困人口飙升、贫富差距剧增、社会分化对立情绪蔓延。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计算，2014年美国民众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今天平均每7个美国人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与此同时，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却与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
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被西方资本控制，甚至百姓财富也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而接受了西方“输出民主”的国家，要么沦为西方的附庸，要么政治生态急剧恶化，陷入内乱甚至战争。西方国家强行干预中东政治进程，破坏了地区稳定，如今也不得不为此埋单：不断升级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正是地区国家长期得不到善治、不稳定因素积累并外溢的结果。
中国积极稳健融入全球化，但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国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大势，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但同时也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会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会带来灾难。邓小平在1989年曾深刻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因此，中国不仅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要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和弊端，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了战略定力，探索和坚持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让不同阶层人群共享全球化的成果，国家因此全面崛起，并且蓄积起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经济政治能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正开始引领一轮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
二、源于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而西方的制度安排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和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不同政党代表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并常常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国家发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不少挑战，唯有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好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作用。
在经济制度安排方面。新自由主义为了维护资本力量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极力反对国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弱化了起稳定作用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导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百姓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这个模式创造中国迅速崛起、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迹。这种制度安排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方法和措施，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多元利益相对趋于平衡，社会运行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走衰，福利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族裔群体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府在层出不穷的危机面前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尚不均衡的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住房自有率和社会治安水平高于西方国家。这得益于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活力，但某些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规范这些趋势，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大局。
三、源于中西方国家治理中三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差异
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中三种力量——政治、社会、资本——对比关系的巨大差异。
在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以美国为例，根据2010年和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企业、机构和个人对竞选活动的捐款不再设上限。这种资本力量独大的状况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社会力量也被资本力量渗透，如所谓拥有“第四权力”的各种媒体，由于背后都有垄断资本控制，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根本不可能真正反映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其直接结果就是西方民主变成了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民主，民众的利益不得不让位于垄断资本的利益，从而导致贫富差距剧增，多数百姓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真正获益。在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力量过大，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无法得到有效制衡；在选票压力下，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也不具备整合社会的能力与改革创新的能力。当前欧洲面临的政治困境正是社会力量过大、难以形成改革合力造成的。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力量保持了自己独立于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特性，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某种平衡的同时，保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能力，这是中国得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成功崛起的关键所在，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全面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归依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鉴。从中长期前景来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最大意义不仅是世界1/5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也是中国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所提供的有益经验和宝贵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