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终于在10月24日通车，中国国家领导人莅临剪彩，这不但说明了国家领导人对港珠澳大桥的重视，更凸显出随着连接珠三角东西两岸的港珠澳大桥开通，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全面展开。
然而，从港珠澳大桥开建以来，前景屡遭各界质疑，例如认为港珠澳大桥建晚了20年，如今珠三角西部货物不再需要经香港出口，大桥的物流、人流将不如预期。又如，港珠澳大桥没有实施“双Y”（加上深圳）方案，将大大降低了大桥的经济、社会效益；再如，由于制度的阻隔，协调工作不易，港珠澳大桥开通或难有效推动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的深度合作。
在各界“唱衰”杂音多于“唱好”声音下，挖掘大桥开通所带来的机遇，解决未来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对此，笔者曾在不少公开场合提及，如果看桥只是桥，问题自然难解，但如果看桥不是桥，把“功夫”放在桥外，或有助于解决港珠澳大桥的发展困局。
所谓“功夫”放在桥外，我们指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需要放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中。虽然万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由于各种因素暂未公开向外公布，但建设不会停止，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也不会改变。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大湾区规划，毋庸置疑需要高瞻远瞩，聚焦高层设计。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建设更应虚实结合，聚焦民心、民生工程。皆因大湾区内有近7000万常住人口，规划只有涵盖更多民心、民生的具体措施，令大湾区多数普通民众能够获益，可以感受到规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规划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参与。
早在约1年前，大湾区规划尚在起草阶段，我们曾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四大挑战》为题，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建设或会冲击大湾区外的城市发展、较难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的持续参与以及较难“合众统一”等四大挑战。如今纵观中国国家领导人、国务院部委、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官员的公开发言以及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上述的挑战在大湾区建设进程中大多有应对之举，虽不知具体成效如何，但若是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四大挑战》一文而起，无疑凸显出规划者们从善如流。
旧问题虽已有应对之道，但未来如何推动更多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以及大湾区建设如何令普通民众受益，则是亟需解决的新问题。
早在半年前，澳门青年联合会曾发布《青年人前往内地工作或创业的意欲调查及研究》，调查对象是18至45岁澳门居民，在成功收集的629份有效问卷中，只有30%受访者认为自己不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内容。香港相关机构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这些数据反映了大湾区的有关宣传效果其实不错，但要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考虑到各城市的特殊性，若仅光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并不足够。作为市场程度高度发达的大湾区，普通民众比较“现实”，较多关注和自身利益切切相关的事情，和自己利益无关的往往选择忽略。因此，要推动更多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仅是依靠宣传仍不足够，还需解决众多大湾区民众对规划“冷感”的问题。
我们两位作者都是广东籍贯，除了能讲流利的粤语外，还分别在广东、香港和澳门生活多年，据我们的观察和切身体会，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富裕的地区，很多开始富有的民众容易对政府的规划、各种让经济“快速发展”的措施出现“冷感”，政府的各种规划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避免衰退，但越来越多生活在大湾区的民众也发现到，经济快速发展，未必能带来普遍的富足(affluence)。
一方面，大湾区的民众的富足感较难再出现显著增加。英国有研究机构在大量分析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后指出，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增加到1.5万美元以上之后（澳门2017年人均GDP约6.9万美元，香港2017年人均GDP约4.6万美元、广东珠三角地区民众2017年人均GDP逾1.7万美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教育参与率以及各种“富足感”指标就不显著增长。
例如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美国，自1950年以来实际平均国民所得增长了3倍，但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其比例几乎毫无增长，1970年代中期开始还反而降低了。再从一个反例来看，日本虽然经济已经“迷失廿年”，期间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环球金融风暴冲击，但日本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几十年来也没有什么下滑的情况，而且，现今日本民众平均寿命的上升速度，反而比前20年更快。
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未必能增加“富足感”的同时，还会不停地制造新的“麻烦”，普通民众多数未能受益。例如，经济扩张、大搞建设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而且，很多大湾区的民众也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只是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更多的民众并未能受益，经济增长的假象只富足了富人。因此，在很多“小富即安”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民众眼中，即使经济增速不高，但他们依然可以安居乐业，各种让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划，既难让自己得益，反而扰乱了宁静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珠三角东西两岸的民众地理距离拉近，该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近7000万常住人口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呢？我们认为，对于众多大湾区的普通民众来说，主宰他们思想的主要不是未来，而更是现状。在多数人看来，保持现状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的本身，既然大湾区的众多民众假设现状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么，我们有如下几个具体建议，或许可让为数众多的大湾区民众感受到，“改变”不但是生活所需，而且更是生活本身。
其一、考虑发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公债（GBA CONSTRUCTION BOND），推动大湾区民众共同购买，共同参与、共同分红。
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我们都曾前往考察过。除了极个别城市之外，多数广东各市的本地民众，属于“有钱又有闲”阶层，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这和中国政府往常在其它地区推行的发展规划不一样，由于广东、港澳地区的民众相对其它地区的民众相对要富裕一点，对发展的渴求要弱一点，因此规划需要狠狠“击中”大湾区民众的“痒点”，才能吸引民众们积极参与。
大湾区民众的痒点之一，或许就是投资理财。对于开始富起来或者手有余钱的民众，多数有对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如果相关部门可以发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公债，降低购买公债的标准（例如最低“入场费”为1000元人民币），以吸引大湾区的本区民众购买，或许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一方面，可以增加大湾区民众的参与感。如果发行的公债，能够收获不低于通胀率或者普通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那么，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行的大湾区公债可以极大吸引民众的兴趣。尤其是建设公债完全用来投入大湾区的建设，为大湾区增加便民的基建设施，且未来有收益还可以分红，这将吸引比较“现实”的大湾区民众参与。如果他们付出了真金白银共同参与了大湾区的建设，那么，自然就不会对大湾区建设“冷感”。另一方面，政府公债可以为大湾区的建设带来稳定资金。大湾区常住人口近7000万，即使每次发行公债都只有3000万人购买该公债，假设“入场费”仍为1000元人民币的话，那么每次发行公债都可获取约300亿元的资金，可以有效推动大湾区的各项建设。
大湾区民众的痒点之二，或许是希望拥有“特权”，能够有别于大湾区外的民众。随着港珠澳大桥和香港高铁的开通，南下香港的交通便利性增加了，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给大湾区常住居民发放大湾区智能卡，享受大湾区的各项优惠服务，例如，持有大湾区智能卡的民众，享有大湾区内各大景点（如迪士尼、海洋公园、锦绣中华）等主题公园的票价优惠，以及出入境、机场和高铁等的专有过关通道等，以此营造大湾区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是“大湾区人”，不分你我的氛围。
其二、为大湾区的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富裕（Rich）的区域，但并非富足（Affluent）的区域，这从医学院的数量可以看出来。我们比较了粤港澳大湾区和西方富足国家/区域的差距，但在英国和法国，每百万人口的医学院校数量约为2个，而德国约为3个，这些国家医学院的数量是拥有近7000万常住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的3至4倍（具体如下图），这意味着大湾区的医学院数量远达不到国际富足的标准。
数据来源：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
大学医学院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医学院那么简单，英国医学委员会（BMC）曾指出，医学院的使命具有三个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提高知识和服务社会。对于大湾区开始走向富裕或者已经富裕的民众而言，仅是经济发展与富裕的生活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更多需求的是“富足”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质量、身体的健康的提升，医疗的支持和保障成为他们非常关注的事项。
因此，大湾区规划除了要推动经济发展之外，还应更多以人为本，发展更多的医学院，推动更多的医学发展，建设更多的各类型医院，并逐步建立大湾区全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以满足大湾区民众对医疗健康愈来愈高的需求，让民众可以更加健康地生活和安居乐业。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需要依靠大湾区的年轻人，尤其是依靠在大湾区高校就读的大学生们。但由于大湾区的大学生们成长背景的不同，他们彼此之间需要更多机会和时间来了解对方和互相融合，我们认为，如果可以透过体育活动的交流、以及互相到对方城市工作和生活等应是很好的桥梁和纽带。
在体育活动方面，我们建议打造属于大湾区的“常青藤”联盟。美国常春藤联盟起源于1900年，最早指的是非正式的大学美式足球赛事，是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8所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各个成员学校之间的合作与联谊是由常春藤学生自治组织——常春藤联盟学生理事会主导的，活动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举办，每所学校都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在活动中，每所学校的管理层都会讨论学校日常事务、或发起活动与倡议。
如果大湾区的高校可以参考美国“常青藤”联盟的模式，打造属于大湾区的“常青藤”联盟，由大湾区的高校发起，举办各种常规化的、定期性的大众体育项目，如足球赛、龙舟和舞狮舞龙等赛事，将可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内大学生们的交流和凝聚力。
在大湾区的年轻人才交流方面，如果藉由港珠澳大桥和香港高铁的通车，仅是推动港澳的大学生、年轻人到珠三角地区工作、生活，那实质是“败笔“，反而容易掏空港澳的人力资源。
以欧洲为例，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停滞难前，根源在于这几个国家的劳动力不断向外出走到德国、法国，连带大量资本、技术向这些国家外撤，这无疑严重损害了希腊、葡萄牙等国的经济，经济受挫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收入减少自然也会削减政府的支出和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经济，从而出现了人才越出走、资金和技术越外流、经济越差反过来又影响逼使人才出走的死亡螺旋。
如果众多港澳的年轻人去广东工作、生活，那么港澳的未来会否出现希腊、葡萄牙等国的死亡螺旋，后果无法估计。但是，我们建议，可以在推动港澳年轻人前往珠三角工作的同时，在广东的高校中选取部分能力出众的大学生或毕业生们，在自愿的情况下，以“工作假期计划“（Working Holiday）的方式，或者其它任何适宜的方式前往港澳工作、生活一段时间，此举一方面可以为港澳补充新的劳动力，另外，也可以通过在港澳的工作和生活，以了解港澳的文化和方式，为未来的互相融合奠定深厚基础。
我们也认为，有关体育常春藤联盟、“工作假期计划“的建议可以先在广东的大学，如暨南大学进行试点。暨南大学是中国内地高校当中，拥有最多港澳学生就读的高校，已有6万多香港学生、近3万澳门学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就读，目前仍在读的有5000多香港学生和2000多名澳门学生，而香港学生前往中国内地高校就读的总人数目前也只不过约1.5万名。
在此基础下，还可以通过暨南大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民心与民生工程”的试点，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得出合作模式，再逐步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其它大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今，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硬件“配套已准备就绪，但”软件“亟需补上，才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而这一“软件”的核心，实质就是港澳民众和广东民众的融合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民心互联互通，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的民众不分你我，互相理解对方的诉求、难处，大家都将自己当做“大湾区人”，为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才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和建设。
如果从经济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港澳和广东要融合，尤其是港澳要融入中国内地的发展浪潮，实际上是体现了经济学上的“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但体积极大，而且市场需求极大，港澳要融入其中则需要进行调整，以能适应中国内地的市场需求，并反作用于中国内地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因此，港澳要和广东融合，有可能导致港澳的价格逐渐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和广东看齐。港澳尤其是香港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在实现one price过程中，在体制、利益、价值观等问题上出现的冲突，甚至出现反道而行的现象。
例如，香港不少人士，已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看作是另一个“惠港政策“，认为在中国中央政府这把”尚方宝剑“之下，广东珠三角地区应该成为香港的后花园，诸如一些民生工程如香港的养老问题、就业问题和土地问题，则可要求珠三角地区的各地政府给予协助解决。对于一些港人的上述“索求“，无疑将会引发珠三角地区政府和民众的反感，毕竟，只有厚己才能宽人，珠三角的养老、就业和土地问题都尚待解决，如何腾出资源为香港解决上述问题呢？
而且，内地民众对部分港人这种只求索取不求奉献的做法早有微言，甚至出现逆反心理。最为明显的例子，那就是每当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新闻网站出现有关台湾、澳门的负面新闻和报道，很快就会“被消失“，然而，一旦出现香港的负面新闻和报道，即使是一些较为虚假的传言，不但传播迅速，而且也往往未”被消失“，这实际说明了中国内地民心的所向，值得一些港人好好反省，如果要抓住中国内地的发展机遇，和广东珠三角地区进行融合，该如何在实现one price过程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做法。
此外，要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民心互联互通，也须避免规划过细，与大湾区的高度市场化相违背。我们打个比方，对于广州、深圳这些珠三角城市来说，和港澳算是“青梅竹马”了，珠三角城市和港澳地区在这二、三十年的合作里，若能开花结果，应该早已“儿女成群”了。但至今既然仍没有“儿女成群”，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动力或诱因，才能进行深度的合作。这种合作需要自由恋爱，而非仅靠“父母“之命，强扭的瓜不甜，勉强而来的合作最终不会是真正的合作，因此，如何推动大湾区的民心互联互通，比其它的合作更加重要，更加具有急迫性。
毫无疑问，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将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促进珠三角东西两岸的更多交流，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更加顺利实施，要进一步推进大湾区内部的民心相通，则需要推动大湾区的普通民众积极参与，促进大湾区的民心进一步互联互通，并成功令普通民众在大湾区建设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好处，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建立在以人的福祉为核心的坚实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