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我国经济在2011年四季度破9%、2012年二季度破8%、2015年四季度破7%，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开始止跌回稳、稳中有进。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继续维持在平稳、合理区间。一是生产发展稳定，新增长动能有所提升；二是内需趋降，外需扩张；三是物价走势温和适中，房价继续上涨；四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量调控政策相对宽松、国际经济复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去产能、降成本处置了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提高，资本产出率提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补短板和“放管服”催生了新的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从宏观经济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中，除掉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以外的经济增长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升。模型测算表明，2012年至201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1.3%，2016年提高到1.6%，2017年提高到2.3%。二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了基建投资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三是出口需求回暖。2016年下半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经济复苏动能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逐步恢复。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
在经济运行稳定性有所增强和金融监管强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信用风险暴露、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等问题。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一是关于企业债务风险压力上升的问题。今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表外融资受到抑制，一些出表的呆坏账又重新回表，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又有所上升，并引发股市波动、债市下跌和企业资金链断裂，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信用违约，甚至一些上市企业的股权质押被强制平仓。在我国经济已连续两年好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出现企业信用风险，原因在于从2012年到2016年，企业杠杆率上升，新增经济总量不够支付利息，企业靠借新还旧维持生产经营，基本丧失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企业还需要继续休养生息，国家应千方百计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地认识到，近期爆出的企业信用风险也是一些企业过去过度扩张和经营不善的结果，这样的企业早破产重组比晚破产重组好，清理僵尸企业要坚决，对加强金融监管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所释放的阵痛要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不能叶公好龙，更不能半途而废。
二是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近年来，在有关立法的约束和监管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事权不断扩大，而财政能力有限。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购买服务、担保等手段，大规模融资用于基建投资。在2014年国家出台债务置换约15万亿元的基础上，2015年以来，不包括电力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38万亿元，而民间和政府投资资金不到15万亿元，政府隐性债务数量可观，隐含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极大。为此，中央加大了处置地方政府隐性担保、PPP项目清查等抑制隐性债务的力度。但一旦严监管，基建投资短期内就大幅下滑。由此看来，在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政府债务与非政府债务难以区分的体制性问题约束下，“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难以被打破，目前应在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实施严管控的基础上，加大地方政府发债的力度，金融部门应适度扩大信贷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防止半拉子工程，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刚性兑付还不能轻易打破。
三是关于房地产泡沫问题。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约束下，我国房地产调控历来重需求、轻供给，甚至出现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的现象。2009年、2013年、2016年我国已经出现三轮房地产价格暴涨。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收入房价比，2017年全国已经达到14倍，远远超过6—10倍的合理水平，房地产出现严重泡沫是不争的事实。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再度凸显，房价上涨压力明显，部分地区限价导致新房价格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价格信号失真。投机性需求十分旺盛，一些调查证实，2018年一季度首套房的刚性需求只占新房销售的30.8%。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但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会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最近，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升级。贸易摩擦的实质是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补贴、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等问题，从而滞迟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贸易摩擦不是短期问题。仅从贸易关税看，对经济影响并不大。但类似中兴事件的贸易限制和投资限制对经济影响就很大了，双边贸易和投资除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贸易投资利益外，还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测算表明，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3%。其中，贸易和利用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0.9%左右，占全要素生产率的30%。一旦贸易和投资中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减少。
201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展望
今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效应还将继续显现，但金融监管、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会带来短期经济的下滑，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会影响出口，进而打击企业投资信心。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将高位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公路、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受财政收入和今年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的约束，资金来源会受到制约。考虑到PPP项目治理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占基建投资额20%左右的PPP投资会有所恢复；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分解到各省，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增加，下半年基建投资会止跌回稳。房地产销售量在今年一季度见顶后有所回落，并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投资资金来源也相应回落。另一方面，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在连续三年下降后，今年以来持续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会出现大降。而制造业投资基本处于底部，但由于投资和出口需求转弱，制造业投资回升缺乏动力。
消费稳中略降。就业形势良好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稳定消费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个人所得税调整和进口关税下调也会刺激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仍在加快，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不断加速，网络购物、共享单车等新型消费模式带动新兴消费发展。
出口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9%，高于去年0.3个百分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我国出口需求也会增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按美元计算，下半年出口增长在10%左右。
价格总体稳定，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煤炭、钢铁、有色和石化等能源原材料供需关系扭曲得到一定缓解，价格上涨势头有所减弱。2016年年初以来，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国际上铁矿石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增产，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震荡走稳。考虑到基数因素，工业品价格涨幅将稳中有降。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价格企稳回升，服务业价格也有上升空间，但工业品市场仍然供过于求，居民消费价格不会大涨。预计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3.5%左右，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物价尚不构成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压力。
政策建议
未来几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既要把GDP稳定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应把握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作出预判和预案，尽量管控好分歧。
一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通过减少MLF等操作的力度加以对冲。向市场释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降准主要是降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同时，减少MLF等工具对利率产生扭曲，疏通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线，引导好投资和消费。适度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同时加强资本管制，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在规范发展PPP和产业基金的基础上，适度扩大PPP等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加快减税和降费的进程，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三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2016年、2017年两年通过行政、法制的办法去产能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加强金融监管，通过破产清算、重组、兼并等办法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切入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布局，缩小战线。
四是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通过首付比例、利率手段等严控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房价过高的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允许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建房，允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大城市周边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的生态用地上开发一定比例低密度住宅。加快房地产税立法。
五是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加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降低关税政策的落实，适度扩大进口。妥善处理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产业政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关切。要理性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的所在，是符合我国长期和根本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