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到“金融周期”一词。
“金融周期”在本次央行的报告中一共出现七次，央行在报告中称“针对日益重要的金融周期问题，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以应对，弥补原有调控框架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那么到底什么是金融周期？我们处在金融周期哪个阶段？金融周期对经济和大类资产有什么影响？
什么是金融周期呢？中国人民银行在报告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金融变量扩张与收缩导致的周期性波动。
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Borio认为是人们对于风险和价值的认知以及面临的资源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了金融活动的周期性波动。与金融周期最相关的两个金融变量是广义信贷和房地产价格，前者代表融资约束，后者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由于房地产是信贷的重要抵押品，因此两者之间会相互放大，从而导致自我强化的顺周期波动。而广义信贷和资产价格还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等渠道进一步把金融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同步叠加时，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幅度都会被放大；而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不同步时，两者的作用方向可能不同甚至相反。
Bagehot（1873年）最早将金融因素纳入经济波动的分析中。他认为，银行信贷的增长与资产价格的攀升带来资产泡沫。
信贷理论的发展推动金融周期理论的形成。费雪（1933年）的信贷周期理论认为杠杆的扩张与收缩对应着繁荣与萧条。
以信贷理论为基础，Bernanke（1996年）提出了金融加速器原理，进一步强调了银行信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产价格渠道会将金融冲击显著放大，并传导至实体经济。
现代金融周期理论蓬勃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Bernanke等人的系列论文否定了货币中性论之后，金融周期理论开始进入重要发展阶段，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都显著增多。近几年，很多学者开始对金融周期进行实证研究。BIS基于对金融周期早期预警指标的研究，测算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处于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一些国内学者在引入金融周期的分析框架后，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给出了一种系统的解读。陈雨露（2016年）等在《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通过对全球68个主要经济体3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实证研究了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
虽然对金融周期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广义概念包括了数量型和价格型金融变量的联合波动。中外学者在刻画金融周期时选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这些变量主要有广义货币供给M2，金融业总资产规模，信贷总额，股票价值，保险金额，资产价格等。BIS 研究表明信贷总量（作为杠杆的替代变量）、房地产价格（作为可用抵押品的衡量标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者相互强化带来顺周期性，快速增长的信贷，特别是抵押贷款推高房地产价格，从而增加抵押品的价值，增加私营部门可获得信贷。其他变量，如信贷息差、风险溢价和违约率，提供了对压力和风险的补充信息。
1）金融周期比商业周期更长。传统的商业周期（即经济周期）长度通常为1-8年，而金融周期的长度为8-20年。周期长度的差异意味着金融周期可以跨越多个商业周期。
2）金融周期的顶峰往往伴随着银行业危机或显著的金融抑制。在金融周期顶峰，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繁荣，这表现为资产价格上升与信贷扩张，二者之间相互强化。多余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导致某些领域投资过剩，如房地产。当经济受到冲击时，前期过分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部门无法偿还债务，泡沫被刺破带来金融周期走入下半场。在繁荣时期的资源错配又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
3）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周期往往是同步的。很多金融周期的驱动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全球因素。例如，流动性状况在不同市场间往往是高度相关的。
4）金融周期随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框架而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金融周期的长度和振幅都有所增加，反映出更自由化的金融系统，以及看似更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框架下对信贷的扩张的放任。金融危机后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未来的发展动态。
完全从经济周期理论视角很难充分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演变。该视角不能充分说明信贷、资产价格和产出的关系，而这些因素解释了近年来很多发达经济体疲弱的增长。
金融周期理论开拓了宏观经济周期研究的视角，关注信贷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带来的顺周期性。相对于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思维而言，金融周期是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更加契合当下的经济环境，我们处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新时代，关注金融周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经济问题。
1.2.1 金融周期研究关注信用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契合金融创新后的理论需求
关注信用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带来的顺周期性：房地产是信贷最常见的抵押品，房地产泡沫和信用过度扩张紧密相连，经济繁荣时期，一方面，房价上涨带来房贷增加，促使信贷扩张；另一方面，信贷上升带来多余资金寻求出路，而房地产等资产由于增值保值的预期成为首选，资金大幅流进房地产市场，带来房地产价格上升，信用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带来顺周期性，这表现为繁荣时向上动力强，衰退时向下动力也大。
中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带来的经济理论要求：2012年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减缓。为应对增长速度下滑，中国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缓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增加投资总量，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初衷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由于监管缺失，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以及道德风险等因素，最终和实体经济脱节，且不断加大金融体系风险。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无法反映和解决如今的经济问题，只有把金融因素纳入参考，研究信贷、房地产价格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金融周期，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1.2.2 金融周期接近顶部出现“类滞涨”，可提前侦测金融危机
美国、欧洲等国家的经验显示，金融周期接近顶部时，经济出现增速下行，通胀上行的“类滞涨”现象。研究显示，金融周期的波峰后往往会发生金融危机，而这也是研究金融周期的意义所在：实现对金融危机的提前侦测。
美国在2004-2006年，经济增速下降，通胀上升，美联储17次加息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欧洲在2007-2008年也出现类似情况，CPI上行，GDP下行，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
1）土地价格上涨带来其他行业成本增加。信贷和房地产相互促进，加之城市化进程推动房价上涨，而由于土地是其他行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土地价格上涨带来其他行业运营成本上升。
2） 金融和房地产过度扩张，占用过多资源。信贷分配影响经济结构，由于房产和土地是最常见的抵押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房地产相关的部门在融资时占有优势，同时，从供给端来看，银行业赚取利差收入，促使其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在这个过程中，信贷和资源都向房地产及相关行业靠拢，造成资源错配，分配不均。
3）银行风险增大。银行由于享受“货币创造”带来的铸币税效应，会不断扩充其资产负债表，而存款与负债存在较大程度的期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银行业风险。
BIS是国际清算银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组织。BIS最早且较为全面的展开了对金融周期的研究，BIS对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危机历史的分析结果为金融周期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BIS率先提出金融困境早期预警指标以及金融周期概念，并实际测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金融周期。
BIS通过金融困境早期预警信号评估金融危机风险。共三个指标，信贷/GDP缺口、债务偿还率、地产价格缺口。
1）信贷/GDP缺口，定义为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与GDP之比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
2）债务偿还率，即同一部门的本息支付与其收入之比，测算其对历史均值的偏离。
3）地产价格缺口，即实际住宅价格与长期趋势水平的偏离。
这些指标能够准确反映金融是否过热，揭示金融业存在的危机，如图5所示。红色单元格的门槛选择基于3年内至少超过2/3的概率发生金融危机，BIS的历史记录表明信贷/GDP缺口（信贷/GDP和长期趋势的差）超过10%以上，3年内银行体系将面临严重压力。蓝色单元格中信贷/GDP缺口的门槛选择是基于《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缓冲得到，偿债比率临界阈值基于两年的预测期。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7年6月发布的第87期年报来看，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信贷/GDP缺口颇高，尤其是数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贷缺口相当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更能反映一年左右短期风险的偿债率大多低于阈值。然而，在压力更大的条件下，若其他情况不变，利率上升250个基点，多个经济体的偿债率将会升至高风险区间。
然而，早期预警指标存在多种缺陷：
1）指标不够全面，没有将主权危机等金融困境的其他潜在来源考虑在内；
2）指标有一个置信区间。需要在这些指标发出假预警的风险和未能识别未来压力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3）尽管这些指标能够反映整体金融风险的累积，但并不能准确指示风险何时会实现，更无法量化金融压力的强度；
4）这些指标与金融危机风险的关联可能随时间推移而改变。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开始对金融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BIS的Claessens（2011年）等人使用美国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NBER的经济周期转折点分析方法，分析了信贷、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周期情况。发现在周期频率方面，信贷和房地产价格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具可比性，股价周期比经济周期更加频繁，在周期长度方面，金融周期比经济周期持续时间更长。
BIS的Drehmann（2012年）等人综合使用滤波和转折点分析两种方法，通过对七大工业样本国1960-2011年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出各国的金融周期，结果发现，金融周期的振幅和长度高于经济周期，且金融周期的波峰之后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BIS首席经济学家Borio在2014年正式提出“金融周期”概念，他认为，金融周期是通过风险认知联结传递的信贷约束与资产价值间交互增强作用的体现。
BIS综合使用滤波法和转折点分析法两种方法测度金融周期，选取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的季度数据进行中期滤波，测算出各国金融周期。
目前理论界在金融周期的定义上还未达成共识，中外学者在测度金融周期时选取的指标也不尽相同，这些变量包括广义货币供给M2，金融业总资产规模，信贷，股票价格，保险金额，资产价格等。
本文选取的指标为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
2.2.1 信贷
信贷指标的含义：本文所选用的信贷指标，是指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
非金融私人部门主要由非金融企业、居民和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两部分构成，信贷来源包括国内银行信贷、跨境银行信贷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信贷三个部分。在中国，其他国内金融机构信贷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AFRE），该指标代表着随着近些年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大量增加，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为什么选用信贷指标？信贷作为连结储蓄和投资的重要变量，可以较好的测度金融市场的波动。
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较好地结合了两个常用指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的优点，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相比具有更好的市场属性，和社会融资规模相比具有更长的样本区间，与实体经济的顺周期关系紧密，更能有效地反映实体经济的状况，是较为理想的融资约束替代变量。
1）信贷的总量视角
经济学家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债务人结构出发解读金融周期，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内生的。明斯基将市场中的债务人分为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种，对冲型债务人可偿还本金和利息，投机型只能偿还利息部分，而庞氏型则需要依赖举借新债来偿还本息。在经济周期初期市场中对冲型债务人居多，随着获利机会的上升，尤其是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利率时，人们纷纷扩大负债，投机型和庞氏型债务人不断增加。一旦通货膨胀或银行信贷紧缩引起利率上升，投机型和庞氏型借款人无力偿还利息，只能通过抛售资产获得现金流，造成资产价格下跌，又由于资产是借贷的抵押品，资产价格下跌和信贷萎缩相互强化，金融衰退开始。
2）信贷的结构视角
奥地利学派认为信贷投放是不平衡的，有先后的，带来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先得到信贷的部门和行业由于价格粘性短时间内还未发生变化，相对而言占有更多资源。信贷投放的先后造成了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均衡，信贷的不断扩张使得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扭曲，累计的扭曲越大，最终的衰退就越剧烈。
1）信息经济学视角，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顺周期性。对一个投资项目的了解，贷款人相对于借款人处于劣势，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借款人向银行提供抵押品，比如房屋等。抵押品价格波动影响借款人的借款能力和银行的贷款意愿，加剧了信贷的顺周期性。
2）银行的信贷行为与政府监管视角，铸币税的刺激作用导致银行不断扩张信贷获取更高收益。与一开始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作用不同，银行先创造信贷，信贷再转化为存款，不断创造流动性——而作为回报，银行赚取存贷款利差，这实际上是一种“铸币税”，导致银行有不断扩张信贷的冲动。
银行资产的期限错配问题导致政府的担保。银行在创造流动性的过程中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即存款属于流动性负债，而贷款属于期限较长的资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带来期限错配增加，发生存款挤兑时会对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巨大冲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对银行存款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并同时监管，监管越放松，越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3）人们的心理预期角度，贷款受经济景气程度和心理预期的影响。经济景气时，人们预期收入增加，把未来的收入转化为现在的购买力，企业预期未来利润增加，贷款扩大投资。从供给来看，银行在经济景气时贷款违约率低，坏账拨备少，扩大贷款规模。
2.2.2 房地产价格
对欧美等国的金融周期测度，我们选用BIS官网统计的房价指标，而由于中国没有跨度较长的房价指标，故本文选用的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标，是国房景气指数。国房景气指数，全称为“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 合景气指数”，是国家统计局研制并建立的一套针对房地产业发展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的综合量化指数体系。该指数体系是由8个分类指数合成运算出来的综合指数，以100为临界值，指数值高于100为景气空间，低于100则为不景气空间。从1991年以来的景气指数值看，国房景气指数符合房地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
我们认为用国房景气指数代替房地产价格具备合理性。国房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全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景气状况的总体指数，“国房景气指数”可以地、资金、开发量、市场需求等角度显示全国房地产业基本运行状况。
为什么选用房价指标？房地产价格作为重要的抵押品价格，通常被当作资产价格与识别价值风险的指标。房地产价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它的价格波动影响信贷，带来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的顺周期性。
2）房地产是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住房抵押贷款形成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CDS等业务，皆以房地产为前提条件。
3）房地产还是实体经济的重要部门，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土地财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深层次来说，房地产还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以房地产为基础产生的次级贷款以及资产证券化业务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随着美联储加息，房地产价格下跌，借钱者无力偿还利息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进而产生席卷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2.2.3 信贷比GDP
本文选取的信贷/GDP指标是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GDP，这一指标作为宏观经济中杠杆状况的度量指标，可以视为金融体系损失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各部门债务比例高企，杠杆率越发引起人们的注意。
衡量杠杆率的指标有两种，即资产负债率和负债收入比。
1）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代表着一定量的资产所撬动总资产的比例，体现出杠杆效应，如果资产的收益率高于贷款利率，则提高杠杆率有利可图，同时也会放大风险。
财务分析中指标形式多样化。包括总资产/净资产，总负债/净资产，总负债/总资产，虽然形式多样化，但这些指标内涵是一样的。
资产负债率的缺陷。缺陷在于资产的名义价值不好度量，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资产包括公开交易的和不公开交易的，二者的价格对比无意义；
（2）流动性差的资产价格波动很大；
（3）不同行业，不同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比较没有意义；
（4）中国没有权威的可用于测算资产负债率的国家资产存量数据。
2）负债收入比
负债收入比考察还本付息的能力，据此明斯基将债务人分为稳健型，投机型，庞氏型。考虑到计算本息涉及到债务的利率期限结构，为了简化计算，常用的指标是负债对GDP的比例，其中GDP代表一个经济体新创造的收入。
本文选择的信贷/GDP属于第二种方法，简单也规避了资产负债率方法的缺陷。
2.2.4 杠杆率测算方法
国内主要有社科院测算方法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方法两种。
社科院测算方法：政府部门债务分为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包括融资平台和非融资平台债务。融资平台的债务形式包括三种：银行贷款；城投债；基建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非融资平台债务则以财政部公开的纳入预算管理的相关数据估算。
非金融企业的融资包括三个渠道：传统贷款（用央行本外币信贷收支表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估算）；直接债务融资（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企业债券项估算）；通过除银行外的其他中介获得的债务融资（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下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估算）。但因为属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融资平台债务往往也被纳入了央行报表中相关科目，故最后测算时应减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前者的不同主要有两点：1、因为不符合付息原则，剔除了未贴现承兑汇票；2、将证券业、保险业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债务融资以及外债纳入了债务口径。
本文杠杆率的测算，为了和欧美等国进行杠杆率的比较，同时也为了金融周期测算的指标一致性，我们统一选择BIS官网给出的信贷数据进行杠杆率计算。
就总体杠杆率而言，从BIS最新统计结果来看，日本最高，印度最低。中国总体杠杆率与欧美相当，但这些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杠杆率过高。
2009年来，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快速攀升，与之相对应 ，日本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较快，杠杆率高。
2.3 为什么不用其他指标
前文提到了测度金融周期的很多指标，可最后我们只选用了其中的三个，那么为什么不用其他指标呢？
1）排除货币供给和保险金额的原因是，中国的货币供给有较强外生性而保险市场的发展规模有限；
2）不用社融而选择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是因为社融的数据太短，不能反映金融周期这一长周期的特性；
3）不选择股票价格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三个指标而言，股票价格波动频率更大，与其他三个指标的一致性不强。
根据一致性指数测算，可得股票价格与其他三个指标一致性指数较小，几乎独立。
滤波分析法。Christiano和Fitzerald提出全样本非对称带通滤波来提取各变量的循环序列部分，该方法可以剔除短期噪声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得到序列的周期波动。
拐点分析法。拐点法分析的是完整序列，而非剔除趋势因素、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之后的循环序列部分。刻画金融周期的关键之处在于周期峰顶和谷底的确定。确定了峰顶和谷底的位置，就能获得金融周期长度、振幅、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分界点等信息，从而准确地描绘出金融周期。
本文采用BP滤波法从信贷/GDP、实际信贷和实际房价序列中抽取周期成分后取算术平均值作为金融周期指数。同时辅以信贷/GDP缺口和实际房价缺口作为预警指标，缺口=变量原值-长期趋势（HP滤波法得到）。
具体而言，我们选取实际信贷，信贷/GDP，实际房地产价格的季度数据进行中期滤波得到金融周期指数，先将这些指标经过指数化处理，再进行bp滤波法得到周期成分，选择的区间上下限为32-80季度，同时滞后12个季度以消除季节影响。再进行bp滤波之前还需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不平稳则需去除线性趋势。按照上述方法得到三个指标的bp滤波结果后取算术平均值即为金融周期指数。
关于缺口，用hp滤波法对指数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到长期趋势，变量原值减去长期趋势即为缺口。
测算结果显示，美国在40年的时间经历了两轮金融周期，金融周期达到波峰的时间分别为1989年1季度和2006年4季度，峰值分别为0.16和0.22，分别对应美国近年来的两次金融危机，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欧洲金融周期达到顶峰的时间为2008年4季度，峰值为0.047518，略晚于欧洲银行业危机发生的2007年，但早于2010年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这反映着金融周期到达顶峰对应着金融危机的到来。
就缺口指标而言，我们关注房价缺口和信贷/GDP缺口同步为正的时间，从图上可以看出，从1987年到1990年，美国两缺口都为正，2004年3季度房价缺口为正，信贷/GDP缺口2006年4季度转正，略微滞后于房价缺口，两缺口指标均为正的阶段分别对应着两次金融危机。
而对于欧洲金融周期而言，两缺口表现不佳，早在2005年3季度，房地产缺口已经转正，而信贷/GDP缺口直到2008年3季度才转正，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步。
美国和欧洲金融周期上半场都表现出信贷扩张的迹象，宽松的流动性、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以及宽松的监管环境会带来期限的错配，为市场埋下隐患。
美国和欧洲在金融危机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家庭部门杠杆率都急剧扩张。
与此同时，市场利率降低，房贷利率降低，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推高房地产价格。在经历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美联储开启QE，降低市场利率，至2003年联邦基金率和房贷利率到达低点。
2）利率上升或监管趋严容易引发危机爆发
美联储为了抑制房价泡沫，从2004年6月直到2006年6月一直上调目标利率。而欧洲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出现银行业危机，最终导致利率高涨，从2005年7月持续到2008年7月，进而带来融资成本上升以及还本付息的困难，泡沫破裂引发周期走入下半场。
3）房价回调和滞涨预示着周期下行
美国在1998-1991年和2004-2007年出现了滞涨，欧洲在2007-2008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美国房地产价格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回调，欧洲房地产价格在2008年年中达到顶峰后开始回调。
而与此同时，在两次金融周期到达顶点时都出现了滞涨的情况，即CPI上行，GDP下行。
美国在2006年房价下行，带来了以房屋为基础的抵押贷款无法还本付息，资产证券化公司倒闭，从而引发次贷危机。
为保证房地产价格的时间跨度，对日本我们选择了东京所有住房的价格。
经测算，日本在1990年1季度，1999年2季度，2008年1季度达到金融周期顶峰，这三次顶峰分别对应着1991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至于缺口方面，三次金融危机期间，1989年第3季度到1991年季度两指标缺口均为正，与前文所述相符，可在后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两指标缺口并不同步为正，仅在1997年第4季度到1998年第1季度同时为正。一方面，由于日本房价在1991年崩盘后一蹶不振，房地产价格长期下跌，房地产缺口指标有所失真。另一方面，日本信贷结构有所不同，以政府借贷为主，私人非金融信贷占比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高，也导致了缺口指标的失真。
就房地产价格而言，和美欧金融周期类似，1991年金融危机前日本房地产价格急剧升高，而下半场房地产价格回调，不同的是，日本房地产价格自1990年达到顶峰后便一蹶不振。
就各部门信贷而言，日本家庭部门信贷/GDP在1990年之前迅速攀升，而非金融企业部门信贷则上涨到1994年，略微滞后于金融危机。
就利率而言，日本也是由早期的信贷宽松，低利率演变为金融危机前利率上升，泡沫破裂，1990年和2007年央行基准利率到达顶点，周期下行。
就“滞涨”而言，1989-1991年，1996-1998年，2007-2008年均出现了CPI上行，GDP下行的情况。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印度的住房价格季度数据从2010年开始。
根据测算结果，印度金融周期于2014年1季度达到顶峰，从缺口指标来看，2014-2015年印度两指标缺口几乎同时为正，这似乎代表着印度在2014年左右发生金融危机。可是印度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印度央行采取的正确决策。
2013年，欧债危机导致资本外逃，卢比急剧贬值，时任印度央行行长采取加息并辅以资本外流管控，并在经济回暖之后从2015年1月开始持续降息，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流动性宽松，房地产价格并未飙升，这是由于印度贷款买房的市场不够发达，整体杠杆率不高。
我们对中国金融周期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目前处于2009年以来的第一个金融周期顶峰，根据欧美等国经验，应高度重视防化风险。
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时，由于没有房价在较长区间的指标，我们采用国房景气指数来代替房地产价格。
根据测算结果，中国目前处于2009年以来的第一个金融周期顶峰，金融周期已于2017年1季度达到顶峰，处在下行阶段，同时两指标缺口在2016年均为正，CPI和GDP显示2015-2016年存在一定程度的滞涨，这些都预示着2017年金融风险的加剧。另外，中国各部门杠杆率逐年上升，且存在期限错配的情况，使得金融体系存在不小的风险。根据美欧等国经验，在金融周期顶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欧美等国在金融周期顶部被动爆发危机不同，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加强监管、去杠杆和防化风险，信贷/GDP缺口已于2017年转负，表明金融风险在主动调控之下正在积极主动化解，宏观杠杆率达到周期顶部后趋稳。
值得一提的是，与欧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中国受到的波及较小，从中国金融周期曲线也可以看出，2008年并未出现波峰，曲线从2003-2008年都处于下行阶段，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
1）中国的次贷问题不突出，国人和西方贷款消费模式不同，储蓄规模比较大；
2）中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国际冲击；
3）国家及时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内需，带动国内消费，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4）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一定程度上缓解引入性危机。
1）信贷风险持续上升。信贷持续较快增长，带来期限错配，影子银行等一系列隐患。
2）信贷投放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信贷大多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抵押品价值高的行业，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
3.3.3 何去何从：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针对金融领域日益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的金融政策举措，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措施为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及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加强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2008金融危机前主流央行的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稳定物价是政策目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说明，物价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单独的货币政策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还不够，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现任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央行宏观审慎政策上起步较早。2011年，央行在年度会议上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将准备金率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挂钩，使贷款规模与经济发展，资本金规模相适应。2016年，央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七个方面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实施逆周期调节。
货币政策主要调控经济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主要调控金融周期。当前监管的重点是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规范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业务。
未来政策有望演化为“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组合，通过降准和鼓励资产证券化来实现表外回表、非标转标，通过资管新规、财政整顿、控制国企负债率、传统产能过剩行业限贷等化解结构性债务风险和去杠杆，通过对外开放、放开行业管制、降低税负、国企改革、鼓励创新等推动政令畅通的新一轮改革。
虽然周期下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在政府的管控及改革措施下已有明显好转，由于政府及时有效的政策调控，如金融监管的加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信贷/GDP缺口已于2017年转负，表明金融风险在积极的调控之下目前是可控的。
中国目前处于本轮金融周期的顶峰，由于表外收缩和影子银行业务收缩，社融大幅下滑，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处于历史低位，应高度重视企业信用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中小房企风险等风险暴露，防止财政、货币、监管、房地产调控等紧缩政策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风险的演化往往是非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中国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期，处理好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之间的平衡，在增加内部转型紧迫感的同时，积极营造外部环境和争取时间窗口。
由于广义流动性收缩，大类资产没有系统性机会，同时信用收缩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去库存等增加经济下行压力。但如果处理得当，用短期阵痛赢得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经济金融领域系统充分出清以后，资产负债表修复，经济有望逐步具备再出发能力，启动新周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新5%比旧8%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