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是具有最高城市发展能级的领先城市，具有资本、信息和产业的管控能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枢纽性的地位。对全球城市的关照，往往重视其经济产业、科技创新、资本信息流动、城市竞争力等方面，而城市的人口状况和居民的活动，似乎并没有吸引起足够的关注。如果对这些城市人口状况进行比较，能发现全球城市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别。
从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和空间结构来看，往往可以将城市的空间分为都市的核心区、中心城区、都市区、都市圈或者联合都市区，以及更为扩展的城市群和城市连绵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和上海的人口空间形态更加密集，而纽约的城市空间则更加大一些。世界主要全球城市都有广阔的大都市圈或者联合都市区，范围大约在1-1.5万平方公里，而上海大都市圈尚未有实质性的形成，其大都市区域只有6300平方公里。因此，作为中心城区和城市的市区，上海和东京一样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但是在联合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尺度看，上海的人口密度还是相对不高的，比不上日本的首都圈和英国的伦敦-伯明翰联合都市地区的人口集聚程度。
再从城市人口的生育和死亡的角度看，全球城市确实都进入了更替水平之下的低生育率。东亚的东京、上海、香港生育率极低，纽约的总和生育率还在更替水平附近，大约是1.9-2.0，城市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在15‰左右，是其他全球城市的约两倍。上海的人口出生率近十年来略有提高，大约达到了9‰。而在19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上海出生率曾低至4-5‰。即使目前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有所提高，但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左右，说明出生率提高主要是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上海的人口生育率水平在主要全球城市中基本是最低的。
全球城市总体上死亡率低，但世界主要全球城市的死亡率和国家整体的死亡率相比，差距并不大，预期寿命并非明显更高。但是上海的死亡率则显著更低，预期寿命83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岁，且已经超过了世界主要全球城市。上海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显示出城市卫生健康领域的巨大进步。
不同全球城市在年龄结构上也有差异。例如纽约的少年儿童比重更高，超过20%。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约有12.9%。东京则老龄化程度更高，并出现少子化带来的更低的少年儿童比重，2010年东京老龄化程度达到20.6%，少年儿童比重大约在12%左右。因此，在人口结构方面，一定程度上，上海更类似东京，甚至少年儿童人口比重比东京还低，只有9%，出现少年儿童在城市中不合理的消失。但是城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实际上也很低，在2010年只有10.9%。当然，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衡量，上海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则要高得多，2015年达到19.6%，接近东京的数据。因此，如果不考虑外来移民，上海的人口结构和东京类似。但是，大量的移民改造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人口老龄化水平下降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了。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上海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极高，接近80%，远远超过几乎所有的全球城市。
由此可见，世界主要全球城市人口状况和人口结构存在相当的差别，很难设计一个类似全球城市人口发展指数的标准。不少学者在关于全球城市人口特征的论述中，往往只能宽泛地讨论城市的人口。例如弗里德曼在论述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时，提到了几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而沈金箴和周一星等在最初引进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概念时，也只强调全球城市具有巨大规模人口。显然，随着全球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经济产业的集聚性，人口集聚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全球城市最直接的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来归纳全球城市的人口特征，首先是人口集聚和人口高度密集。虽然在不同国家的国情背景下，不同全球城市的人口密度有所不同，但是全球城市往往都是一个国家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实际上，城市人口集聚和密度增长，正是城市运转良好的结果，因为城市更高的发展能力才吸纳了人口的集中。全球城市本身就支撑着人口的高密度。从这个内在关系来看，既要建设全球城市，又要限制人口集聚性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是自相矛盾、逻辑不通的，不利于全球城市发展。
而当前发展中，从大都市圈和城市区域的视角看，全球城市的人口增长和密度提高并没有终止。例如在纽约和伦敦，虽然经历过中心城区本身的郊区化和人口密度下降的过程，但是在大都市圈，或者是在联合都市区范围内的人口是继续增长集聚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随着中心城区出现新一轮的绅士化和城市更新，全球城市的城市中心还出现了进一步的高密度化。
第二个特征是人口的高流动性。全球城市主要是低生育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的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和高人口密度的形成主要是由人口迁移形成的。移民成为全球城市最主要的人口变动。全球城市本身是移民城市，是包含了大量国内移民和国际迁移的目的地和枢纽地区。例如纽约60%以上的人口不是出生在纽约，其中20%的人口出生于纽约之外的美国其他地区，40%的人口来源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全球城市处于全球商贸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结点，城市的连接性带来商务人口和旅游休闲人口的短期流动性。全球城市具有公路、铁路和航空连接带来城市和外部城市体系之间的巨大流动性。例如上海的空港客运量2017年已经达到1.12亿人次。全球城市内部的复杂功能和通勤带来城市内部的流动性。
正是由于全球城市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空间动态性，产生出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创造精神。因为总体上移民是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人口，因此迁移过程实际上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
人口流动性改善城市人口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地价，使得人口进入老年以后也会自己离开城市到风景更好的地区进行度假和养老，从而进一步降低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上海当前的城市老龄化程度还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常住人口数据来看，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最近时期以来并没有增长很快，甚至还是下降的。这充分说明了开放的城市迁移对于城市人口结构具有积极作用，在迁移过程中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压力。
人口迁移也使得全球城市成为优秀人才集聚的地区。 全球城市不仅通过其教育资源提升了地区的人口素质，更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级服务业集聚了国家乃至全球的优秀人力资本。因此，全球城市的人口流动性是改善城市人口结构的根本原因，发挥了积极的替代性迁移的效果。
第三，全球城市在人口大量集聚的过程中呈现出人口的多样性。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移和国际移民，使得全球城市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口。人口的族群构成非常丰富，也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中形成不同族群的人口居住区。全球城市产业活动的丰富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多样性，带来职业构成的多样性。
人口构成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表现为城市社会的分化，正如萨森提出，由于全球生产部门和地方服务部门的分离，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但是和萨森所看到的对全球城市分化和对弱势群体的驱离的悲观图景不同，笔者认为全球城市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全球城市的人口多样性下，也出现了相当大数量的新兴中产阶层。
总之，全球城市的人口状况虽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仍然表现出一些共性的人口特征，即人口的高密度性、高流动性和人口多样性。而这些人口特征的核心机制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性，全球城市在移民过程中构造了移民城市，影响城市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全球城市成为具有最有活力和最有动态性的人口地区。
卓越全球城市的综合性和建设人人共享社会
对于全球城市的发展，有必要促进适应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的发展和治理，完善适应人口流动性的运行和管理，以及适应人口多样性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全球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植于人口的状况、结构以及动态，服务于不同人群的具体特点和需求，提供增强包容性的发展策略，以推动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城市发展的成果和机会，共同致力于城市的发展和创新，并从而构造出一种包容的、共享的城市发展格局。
移民城市是全球城市的典型特征，这些移民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创新和活力的主要动力，促进了城市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提升。因此世界不同的全球城市，都面临着增强对移民的包容、促进社会整合的任务。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则会带来城市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全球城市需要实现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共享发展，全球城市是本地人口的城市，也是移民作为城市主体的城市。从根本来看，既然移民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和主要动力，那么，鼓励移民，就是鼓励全球城市的发展，限制移民，就是限制全球城市的发展。移民不仅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城市活力和竞争性的来源，通过文化多元主义的包容和吸纳创造多样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创新能力。
积极地建设移民城市，不仅包括来自本国的移民，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地区的国际移民。上海在五普的时候，国际人口的比重只有0.3%，六普数据表明在2010年左右增加到了0.7%。最近几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下，上海的国际移民数量有显著增长，最近数据表明浦东新区2017年底的境外人口总数8.83万人，增加了1.85万人，增长了26.5%，占实有人口比重的1.6%。到2035年，上海的境外人口的规划目标将达到3%。这表现出上海离世界意义的全球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说明在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上海的国际人口比重增加会较快。
但是，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在全球城市目标的牵引下，城市对国际移民比对国内移民更加友善和包容，这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从城市的发展道德来看也不健康。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上海的国内移民管理和服务问题首先需要积极推进，不能产生出国内移民管理和国际移民管理的错位。
全球城市除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才政策，还需要考虑包括婴幼儿、儿童、妇女、老年人口等所有人口群体的生活和福利。全球城市不仅要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同时也需要建设妇女友好型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重视城市生活空间和社会服务空间的打造。
全球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未必就意味着城市的分化性。但是显然，全球城市面临着社会结构分化和对贫困人口驱离的巨大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城市需要积极应对扩大的不平等。对于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并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建设强大的中产阶层社会。
因此，要建设出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根植于人口状况和人的生活，而不仅是从资本运作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城市。需要结合人的发展、人口活力的提高、人口主观能动性的提高和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将其构造成全球城市的建设内容。城市需要提供有利于人口生活和发展的空间安排和公共政策，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从而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目标。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16届（2018）学术年会高端论坛“新时代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空间战略“会议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