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中国还有通货紧缩可能性的时候，我就预言过，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方式往下走，迟早要来一场通胀。最近大家的感受如何？
让我们先从政府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开始讲起。这个比例在中国居高不下，甚至有上升的趋势。有人说，不要紧，中国的政府债务是以内债为主的，不会演化成债务危机。这话不对。政府债务如果真的是外债，倒是可以“赖”的。恰恰因为它是内债，所以赖不了，因为人民群众不答应。
中国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是主要部分。而地方政府债务有70%左右是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的，这常常被称为“生产性”的支出，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债务安全的理由。实际上，恰恰因为地方政府债务投向了“生产性”支出，因此，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投入-产出关系。如果这个比率在上升，也就说明，投入产出的效率在恶化。
有人又要说了，债务除以GDP的比率上升，可能只是短期现象，如果短期的投资在长期可以换来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不大。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我的研究告诉大家，中国相对来说欠发达的地区反而负债率更高，比如贵州。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总体上，政府负债率还算可以忍受。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债务被大量用于建设开发区、新城和相应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地方，是人口流出地。你觉得这样的投资，会有回报吗？
也许你会说，再给点时间就会有回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在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开始猛增的，至今已经有了十年。我们还需要多长时间来等待政府债务投资带来的回报？另外，如果你知道，中国几乎所有人口萎缩的城市都在做增长型的城市规划和相应的投资建设，请想想，这样的投资怎么能有回报？
我知道你又要反问了，难道加大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不需要吗？当然需要，问题是，投什么和投多少？投资原本应该适应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还应该和一个地方潜在的需求相适应。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投在了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甚至是重化工业。在总量上，工业园大量空置，新城建设所形成的住房库存同样数量庞大。在空间布局上，这些投资零散分割，到了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工业园、每个城市都建有新城的地步。只要你走出家门，到实地去看一看，你就能明白，有一些投资，比如在山区5万人口的县城修的八车道道路，是永远不可能有回报的，而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上文最后这句送给坐在家里做研究的朋友。）
债务除以GDP的比率一直上升是不可持续的，早晚要降下来。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联邦制的国家，采取的是让地方政府破产的办法。在中国，不会走这条路。所以只能是降债务，或者是升GDP。
降债务的办法很难实施，因为大量地方政府债务是在借新债还旧债，不让他借，死得更快。所以，你实际看到的是，地方债务增长并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各种花样层出不穷的隐性债务却在增加。
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GDP的增长率。而怎么提高GDP又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真心实意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不要在土地、人口这些政策上再扼制最有活力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对此，最近的土地政策让建设用地的指标和人口流动一致起来，已经在做这样的改革。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在短期里仍然难以让经济增长回到较高的速度上去。
剩下的，短期饮鸩止渴的做法，就是通货膨胀了。这样一来，相当于全体人民一起为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负债来买单。大家不要觉得委屈，可能就是你自己经常充满智慧地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只要效率。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可能也恰恰是你自己，认为大城市人口规模需要控制。只是你忘记了，被你控制出去的人，呆在老家，他也要发展，因为地理条件差，没有什么优势，劳动生产率又低，所以只好借债搞投资。最后形成的债务，你还要帮他还。
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没有快起来，那么，就形成了中国式的“滞胀”。接着，就是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了。再接下来就不难理解，前段时间为什么在一年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变成了3万亿美元。然后，顺理成章的，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又加强了资本账户的管制，因为担心外汇储备快速流失。管制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倒退了。人民币曾在2015年8月超越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17年跌回到了第7位。
最后用几句话来总结吧。我们总是找出这样的理由和那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做法寻求辩护，但最终逃不过经济规律，也逃不过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你不要效率，别人要。别人要了效率，经济增长上去了，现在在加息。人家越加息，资本流出压力越大，你用什么留住资本？靠管制总不是长久之计吧？
再来看公平，你以为你要的帮助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能够实现公平，最后，让欠发达地区背上了一堆债务，你还得一起还。同时，大城市还在通过公共服务的歧视来“控人”，你觉得公平实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