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来自于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各人、各国都发挥自己的绝对比较优势，然后两人、两国进行交换，由于两人、两国都用最便宜的方式生产产品，不仅两人、两国的蛋糕可以做得更大，而且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不过制帽只强五分之一，而制鞋则强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强的人可以专门制鞋，那个差的人可以专门制帽，然后两个人再进行交换，这样对双方都更为有利。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把在两个人之间适用的原理推至两个国家：甲国生产毛呢和葡萄酒都比乙国效率高，但生产毛呢的效率更高，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就乙国自己而言，葡萄酒的生产效率高于毛呢，于是甲国可专事生产毛呢，乙国可专事生产葡萄酒，然后两国再进行交换，这就是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支撑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
按照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会有如下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就应当一直生产衬衣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很难或者不能拥有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样遵照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就应当出售他在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因为它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发达国家恰恰对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实行了贸易保护，这就是当前美国的做法。对现实经济活动的不可解释性，使得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暴露出其先天的不足：
首先，李嘉图把适用于个人之间的交易原理推演到了国家之间，认为在个人之间适用的、正确的原理，在国家之间同样适用、同样正确，这显然是不对的。更何况，李嘉图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如果照此实施，欠发达国家只能永远生产低端产品，因为这是他们的比价优势。如果永远做低端产品，那就只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就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地制造低端产品，而是为了国家真正的独立和发展，依靠产业政策发展了很多关键产业领域的尖端技术，从而使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受制于人。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陶醉于做衬衫，而是在做衬衫的同时还学会了做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逐渐地，一些本来需要向发达国家购买的产品现在不买了，可以自己生产了。世界经济史证明，适时地摆脱传统的比较优势，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其次，比较优势的内涵是因时代不同而不同的，是动态的。在人类社会产业层次比较低、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阶段，传统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在经济交往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的时候，比较优势体现为在科学技术的某一方面具有优势。为什么一些自然条件处于不利地位，似乎没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国家能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比如以色列，农业技术却相当发达，原因就在于一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具有了比较优势。
最后，创新能力比任何自然资源都重要。创新能力是一国经济发展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比较优势。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能，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条件。创新需要被激发，要有能够激发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想在创新能力方面获得比较优势，前提是要有一个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
对于一个经济追赶型的国家而言，在发展的起始阶段，可以发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以此换得发展之初最基本的资本和技术。当最初的发展已经实现，需要强身健体的时候，就要对传统的比较优势主动割舍、积极扬弃，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技术创新和掌握核心技术上下功夫。发展中国家需要自由贸易，但同样需要产业政策来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否则就会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丧失竞争力。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形成在一些关键产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是后发国家步入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但最基本的是强身健体，是做强产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形成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比较优势。而要获得科学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就需要千方百计、切切实实地推进实质性创新。
实现创新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创新，这取决于创新的氛围。创新的氛围包括社会对创新的广泛认同和参与，全社会推崇创新精神包容创新失败，还包括创新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另一种是由适宜的产业政策激励形成的创新，这就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具体到我国，就是一定要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协调和组织企业在关键产业、关键领域实现创新突破、掌握核心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