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形势“稳中有变”，对下一步经济走势预期又不大稳定。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研判，要看得远一些，放到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观察分析。经过多年回落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触底不可能一蹴而就，会经历多次反复。根据我们的研究，随着基建、房地产投资减速，寻找新的均衡点，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增长速度也会有一定幅度减缓，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过去三十多年是高速增长，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是中高速增长，将来能够稳定下来的新平台就是中速增长。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目标，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将会稳定在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
因此，需要适当调低增长速度预期。首先要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速度高、形势好，速度调低、形势不好的思维定势。过去长时期内，GDP增速处于优先位置，所谓GDP挂帅，就是先定GDP增速，再定别的指标。尽管这套办法也有问题，但在具备高速增长潜力时还过得去。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这套办法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增债务、加杠杆的办法维持增速，是不可持续的。提出稳杠杆、降杠杆，防控财政金融风险，也就意味着要相应调整增长预期。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适应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变化相应调整增长观、发展观，由增长速度优先转到发展质量优先。
在宏观层面看，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可以由若干具体指标体现。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我以为现阶段应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五个指标好了，增长状态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续的，不会有大的担忧，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增长速度。讲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方法上要调整，先定质量指标，再定速度指标，速度服从质量。事实上，这样决定的速度才是符合实际的、可持续的，从长期看，也是真正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
高质量导向的增长速度有利于稳定预期、稳定市场。近年的市场表现表明，脱离增长潜力、过高的速度指标，并不能提振信心，反而往往被看成是利空因素。降低风险、提升效率，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股市、汇市均可能给出积极反应。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如果坚定不移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市场和社会预期将会趋于稳定。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平台有可能延续十年或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已定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增量空间和效率提升空间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同时还有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大国内部对冲优势，没有理由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在新形势下如何稳增长也有不同选项。从政府角度说，以往稳增长的得力抓手是基建投资，近期又有“大基建”的说法。如果经济短期内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资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种选项。但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基建投资这种老抓手、老办法，空间和效能都不大了。加上隐形债务，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已经相当高，而加大基建投资必然要加杠杆，稳杠杆、去杠杆这件事情能不能坚持下去，就会成为问题。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看，基建投资已经度过了历史需求峰值。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以购买力平价比较不同国家终端需求结构的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比重明显高于国际标准结构，其中基建投资比重高于国际标准结构一倍以上。由于基建投资基数已经很大，即便零增长，实际投资规模也相当可观。到各地看一看，确实还有不少应该做的基建项目，但这些项目并不一定短期内都要上马，可以比较均衡地分布到以后较长一个时期，这样短期内杠杆率不会过高，把一些增长后劲留到以后，避免经济在某个时候出现大幅下滑。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应该说不仅有，而且很大。但如果不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这些动能难以浮出水面。所以，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
一是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乡，各自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规定把他们挡住了。这方面，要打破一些长期流行，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背离现价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势和说法，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进入流转，较为敏感但无法回避的小产权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对当下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钥匙，很可能激发出超过人们预想的增长潜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前几年，有的民营企业到美国办厂，算了一笔账，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要高出一倍以上。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不到9000美元，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基础性成本要高出美国一倍以上？当然，其中有资源禀赋的问题，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地价比中国低，但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简单地说，只让几家企业干，别人不允许，竞争不够充分、有效，成本自然就降不下来。五大基础性成本看起来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实际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如何降低？应该说思路和方法是明确的，关键是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有关精神落实到位。在电信领域，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产品，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较大幅度降低资费水平，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竞争局面。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甚至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方面的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增加基础产业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资。
三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大幅度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空间。下一步经济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比如在创新活跃地区，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给出比较大的自主选择、自由探索空间，形成汇聚全球顶尖人才，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另一方面，对内开放要先于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做的，应先让中国人自己做，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