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稳外资”作出了重要部署。如何理解“稳外资”？怎样“稳外资”？这些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稳外资”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收外资的走势继续保持平稳，流入总量仍保持了一定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企业运行总体良好。1-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增长96.6%，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在全球投资增长面临很多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贸易环境恶化、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小幅增长已属不易。
诚然，改革开放后，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短缺，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境外市场需求，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最初承接以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加工制造业开始，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国际分工格局中逐步确立了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
外商投资带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跨越式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10.1%的年均增速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在3%左右。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量，创造了1/ 4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5的税收收入，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仍不够强，需要进一步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一方面，要塑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
就服务业而言，我国服务业层次还不够高，相对于数量庞大的人口来说其规模也不够大。未来5年，中国将把发展服务业作为重要的战略和任务，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将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显而易见，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国际合作不断扩大的过程。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稳定外资规模、提升水平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必然要求。
吸收外商投资面临严峻挑战
现在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外资流入放缓或成为大概率事件，总体将维持低速波动的增长格局。下半年，外部环境难言好转。国际引资竞争激烈，特朗普的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实，逆全球化的潮流进一步加强，我国外资增长空间将受到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不利影响。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有小幅恢复性增长，但扩张力度仍偏弱势、复苏基础并不牢固。贸易冲突、国际政治变化给国际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高度关注贸易摩擦对全球投资可能产生的冲击，同时高度关注周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政策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经济运行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这些因素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
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存在某些缺陷，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缺失，一些跨国企业对开展中国业务犹豫不决，对华投资的愿望不肯轻易转化为实际行动。实际上，只要我们的投资环境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稳外资”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今年或者明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率及增长趋势，而在于吸收外资与我国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我们对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认识。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正处于调整期，调整就不会有高速度，新领域的开放和新投资方式的采用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政策效应释放仍需时间，所以外商投资不可能在近期内大规模增加，但中国有稳定的投资环境、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有潜力巨大、正在升级而且不断开放的消费市场，吸收外资有条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多措并举“稳外资”
吸收外资牵涉到生产、消费、流通、市场准入、税收、进出口、安全等各个环节，“稳外资”涉及理念、文化、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措施保障和协力配合。
第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新时代外资工作的新目标新要求更加明确，必须从全球的视野考量外国投资的战略地位，对外资经济的作用作出新的判断，明确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在吸收外资的政策导向中体现中国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如城镇化、产业升级、中西部发展等，注重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智力资源，提高决策水平，切实把握好政策调整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第二，进一步提升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竞争力。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引资要素优势。政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仍然是继续贯彻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通过提高投资便利化、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加大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的力度，提升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使对外开放的举措落地生根。由于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不同，因而改善投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重点也不一样。东部地区投资环境建设重点是提升综合竞争优势，中西部地区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
第三，利用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应来推进国内改革。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国际贸易和投资之间摩擦的实质是国家间产业竞争的结果，被外国竞争所伤害的企业总是致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保护。从表面上看，实行保护措施可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使得需求转向国内生产，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但产业保护显然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治标治本的做法是发展经济，创造具备比较优势的高生产率的工作岗位。开放垄断行业，其实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但实质性开放仍不够，一些垄断行业在政府多年的庇护下仍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还削弱了产业的创新能力，下一步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等,破除垄断行业实质性开放的阻力。
第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加快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开放平台的建设。通过RCEP协议、“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部分抵消美国等国家内向政策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外资分流。
第五，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在贸易摩擦冲击下，我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从理智上讲，外国投资的发展符合各自国家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和经济效率的基本目标，从中获益的是两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接近一半，贸易摩擦虽然针对的是产品，受到打击的则是涉案产品相关的整个行业，并进而影响到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资下降趋势长期化或幅度过大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应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的影响，帮助企业缓解可能受到的冲击，特别是要稳定现有外资企业的经营,以较为宽松的政策让其凭借更为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实现进一步增资。同时，还需要给外资企业提供更好的法律权益保护，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产业优惠政策等方面保障外资参与公平竞争，避免政治化、情绪化的言论和认知主导舆论环境，向全球投资者展示一个稳定、理性、法治的中国市场，使中国继续成为外国企业投资的首选之地。
第六，坚持不懈地推动中美双向投资向前发展。由于政治体制、价值观、社会理念、安全保障体系、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双向投资现状落后于两国的经济现实。中美之间进一步相互开放投资领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应加强与美国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媒体的沟通合作，设法使中美双向投资互利互惠的共识更加深入人心，逐步克服互信缺失、敏感部门开放等障碍，坚持不懈地推动中美双向投资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