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仅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而现在中国乡村的现状与发展，与当初预期到2020年所实现的初步现代化的设想，距离相差甚大；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等新增的负面变量，也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施有效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中国的顶层，也急需能够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打开一条新的生路。
这也就难怪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一些重大场合再三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意义，并频频推出一系列相关政策和部署。
七月上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对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作出重要指示” ，特别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与此同时，中国众多地方省委书记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出台措施，力挺共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五级书记抓”、“优先位置”和“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等等，这些“高度重视”下特有词汇，充分说明乡村振兴战略之迫切和重大。
那么，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有什么路径和方式，能以最快速度的激活乡村振兴，提供及时迫切、规模可达万亿级规模的新经济增量来抵消诸多的负面影响？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打破城市流向乡村的诸多门槛，允许城市上亿人次的中产阶级，按照市场自由流动和乡村发展的规律，到乡村田园自由生活和创业发展。
把上亿最有活力的的城市中产阶级，按照市场原则和城乡流动需求，“播种”到日益空心化边缘化和愈加凋敝的乡村，不仅可大大提升中国乡村最亟需的人气，更可“立竿见影”的提高中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比例及人口的素质和活力。上亿城市中产阶级的到来，不仅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最稀缺的天量的资本和财富，还可为乡村发展的转型升级换代带来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各种技术和专家人群，以及久经沙场富有眼界的投资者和建设者。同时，上亿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到来，也为乡村带来了最值得期待的市场要素和中高端消费群体。
中国乡村的问题和其他方面发展一样，如果仅仅靠政府行政力量来解决，也就能起着宣导和带头的作用。要想真正化为蓬勃发展、轰轰烈烈和星火燎原般的改天换地的国民运动，只能靠民间的市场觉醒和广泛发动，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参与和行动。他们才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快的加速器”和最新也是潜力最大的“新动能”。只有他们的参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才有了最强的支撑。
几年前，武汉的一些退休工人自发的到郊区的乡下租房养老，这无论是对城市还是乡村的居民来说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城里人到乡下养老，空气清新，环境优越，生活成本还大大降低，并同时给“美丽贫困空心化”的乡村带来了各种技术和项目投资。而对农民来说，不仅过去常年闲置的农房和宅基地被盘活出租出去，而且整个乡村也带来的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武汉市政府发现这一新的城乡融合潮流后，对这民间创举高度重视并顺势而为，在去年4月正式启动鼓励市民下乡租赁空闲农房兴业的“市民下乡”行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鼓励市民下乡租赁空闲农房兴业，促进新农村建设。据报道，该政策实施9个月，武汉市就有10078户闲置农房签约出租，年租金达1.49亿元，户均年租金约1.48万元。按照武汉官方的介绍，该市通过农村空闲房屋出租搞起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三乡工程”，已吸纳资金160亿元投入农村，帮助农民增收22亿元。
武汉的民间实践和官方推动，正是笔者今年三月初在FT中文网发表的《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所阐述的乡村田园养老模式的雏形。它以事实证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可加速成功的“优选路径”。
那么，吸引城市的中产阶级到乡村生活发展和创业，在中国最空心化和凋敝落后的乡村“播种开花”，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加速器”，究竟有几大类“最优路径”可走呢？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最优路径”。
首先，以市场规律大力推动以中产阶级为主城市退休养老人群“新上山下乡”，开辟乡村田园养老的阳关大道。他们是可自由流动到乡村生活创业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主体人群，也是带动其他人群到乡村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当今中国消费产业的发展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未来十年内，养老产业将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第一消费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田园养老，正好可把未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第一大消费产业，融入到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空心化边缘化、最需要新的经济动能注入的的乡村之中，这是时代赐予的不可多得的最大机遇和“天作之合”，也是中国乡村振兴最有前途的希望所在。
笔者在今年3月初FT中文网发表的《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一文中，曾推算在全国城镇2.3亿退休养老人群中，保守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到乡村实现田园养老，也就是将会有7710多万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中老年人，愿意从城市搬到乡村过田园般的互助抱团养老生活。另外，这还将带来为七八千万老人服务的养老产业链（如建筑、农舍装修、物业、家政、餐饮、休闲农业等）上的两千多万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实现上亿人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城市化流动”。这不仅一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空心化和边缘化的问题，而且带来的还是高质量的人口群。
开放城市养老人群按照市场和自愿的原则到乡村田园养老，实际上就等于在中国最薄弱和“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一下子“种植”了7700多万最迫切需要的“中产阶级”种子，使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模式“开花结果”。
如果我们以具体的组织单元形式来看分析，也许可以更深刻的看到这7700多万城市退休养老者到乡村田园养老，对中国整体的乡村结构可以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假如我们以康养型田园综合体或乡村养老特色小镇的形式，来作为承载这7700万乡村田园养老人群的平台，以每个单元平均承接1000名（500对中老年夫妇）抱团养老者计算，全国就可建立77000个康养型田园综合体（或乡村养老小镇）。再以每个养老者在养老住房上等方面人均需要投入15万元计算（注：在发达地区这个投入会更高），7710万人就可为乡村振兴及田园综合体带来11.565万亿元的资金投入。
而在全国大约2000个农村县级单位中，约有一半的县区（及属下的乡镇）有条件打造这样的乡村养老单元。平均到每个县级单位，就可以打造近80个康养型的田园综合体（或养老小镇），每个县至少吸纳城市养老资本投入120亿；平摊到每个乡镇级单位，可拥有5个这样的的养老单元。试想一下，如果全国一半多的乡镇，不仅一下子涌进了数千名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且还一次性就吸纳了7.5亿元的养老产业资本的投入，将会对这个乡镇带来怎样的翻天覆地影响。
我们以南京做一个养老产业上的城乡融合分析，来看看城乡融合下的乡村田园养老产业，对城市周边乡村振兴的辐射影响。
到2016年底，南京市城镇常住人口为678.14万人（全市常住人口827万人）。推算占城市常住人口十分之一规模的退休养老者自愿到乡村抱团养老，就意味着南京市一地就有68万人的乡村养老的市场潜力。还是以每个养老型田园综合体（或养老小镇）平均可接纳1000人计算，南京市及周边的需要建设680个这样的养老单元，才能满足乡村养老市场的需求，并从南京一地就可吸引1020亿养老产业城市资本的投入。
而南京市拥有农村土地的乡镇大约也就五六十个，以每个平均容纳5个养老型田园综合体或养老小镇（共计5000人）计算，也只能消化需求总量的一半。另一半的乡村养老市场，就可以辐射到南京周边15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镇江、常州、扬州、淮安和安徽马鞍山等地田园综合体的发展。
其实，在江苏的城市群中，除了南京都市圈以外，苏锡常和通泰扬（南通泰州和扬州）等发达地区的城市群，都是发展养老型田园综合体（或养老特色小镇）的极佳区域，而且这两个区域的总盘子都比南京要大，有的甚至是数倍以上。尤其是南通和苏州，更是有着24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最佳养老市场——上海市传统的养老后花园。
综上所述，如果放开门槛，大力推广实施乡村田园养老，那么，它必将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也是最快的“播种机”。
其次，充分利用信息时代远程办公和城市养老者资本扩散乡村的优势，让乡村成为吸引更多的城市创业者的优选之地。
武汉市在总结市民下乡养老时，有一组数据值得高度重视，这就是在该市在农村空闲农房签订出租协议达到10078户、年租金达1.49亿元时，由此所带来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三乡工程”所吸纳资金的资金却高达160亿元投入农村，实际农民增收22亿元。这相当于到乡村养老者户均给农村带来22万元的新增收入和160万元新增投入的“边际效应”。
据介绍，武汉市长期空闲农房约11.6万套，目前已利用的连总量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还有很大的较大市场利用开发空间。如果武汉农村的这些空闲资源都被充分开发出来，它所可能带来的整体边际效应就可能是增加收入200亿和新增投资1500亿以上。而在1089万的武汉是人口中，乡村人口只有20%左右，连200万人都不到。仅此一项就可带来的人均万元的新增收入，这样的成绩是在以往任何三农工作中都不可想象的。
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像武汉市那些，打通城市人自由流动到乡村的门槛，以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为切入口推广市民下乡和能人回乡的“三乡工程”，那就将给中国农村的5亿多村民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除了城市养老人群创业投资带来的资本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乡村集聚外，网络信息时代的远程办公，也使过去难以想象的在乡村发展IT等高科技产业成为可能。这必将吸引城市中年轻的中产阶级更多的到乡村，成为乡村振兴最具创新和活力的有生力量。
日本的一个典型案例，可很好的诠释这点。在日本西南部德岛县有个人口只有5000多、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山间小镇——神山町。它和日本大部分的偏远地区一样，面临着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但是作为山间小镇神山町，却通过吸引IT企业入驻当地，一举成为乡村版绿色硅谷，使小镇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目前，这里已吸引了16家来自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IT企业入驻。在这里，抬头就能看到大自然的美景，也没有东京那样拥挤的生活和上下班长时间挤车的烦恼。由于IT技术类的工作不需要太多人际交流，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即使深处乡间也能同样开展工作，这使IT企业的宅男宅女对在这山间小镇工作相当满意。
而对入住的神山町的IT企业来说，不仅这里的房租只有东京的十分之一，而且当地政府还为入住的企业提供房屋改建费用补助和减税等优惠政策，大大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山间小镇的神山町，就这样通过引进IT企业的入住，既解决了当地大量空置房的问题，更带动了当地年轻人的就业，整个小镇重新焕发了朝气和活力。
以上的案例启示人们：那怕就在偏远的山间小镇，“高大上”的IT企业一样可以入住运营。不仅可大大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员工在更惬意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更能为当地乡村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不仅原有的闲置房产再次发挥的作用，而且为之配套的产业链也为更多的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作为互联网产业在全球数一数二、乡村空心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日本神山町的经验，更能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条难能可贵的经验。
其实，在国内浙江江苏等地，一些搞IT和做创意产业的青年人到乡村创业已不是什么新闻。实施乡村振兴的人才战略，可以吸引大量的、特别是由乡村出去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和新型农民工回乡村发展和创业。他们可借助信息社会网络所带来的远程办公和电商等迅猛的发展，利用乡村生活和创业成本低、房价低和压力小、不拥挤的乡村优势，大大提高创业生存几率和市场竞争力。初步推算，如果这方面形成全国性的规模态势，总共可吸引四五千万的青年人和劳动者回归乡村。
第三、乡村旅游和乡村养老、乡村创业所带来的关联效应，将为乡村振兴带来大量的候鸟型的休闲度假人群。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消息，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达25亿人次，旅游消费规模超过1.4万亿元，无疑这为乡村振兴增加了新的富民新渠道。
而全国七八千万的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养老人群和四五千万年轻创业人群逆向流动到乡村，以及随之而来的为相关产业链至少带来的三四千万人口回流到农村，使1.5亿多人”“5+2”都居住在乡村，而不是“节假日和周末的过客”。他们的到来，也会给乡村带来难以想象的候鸟型人群。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乡村田园养老人群还是回归乡村的新型年轻创业者，他们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田园居住，都可以对其他城市人群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必将会吸引各方的亲朋好友更多的前来游玩探访甚至是短时间居住，大大增加亲朋好友在乡村休闲度假的时长。比如说，老人儿女和孙辈的探访，使体验农业和亲子游又有了常态化规模化的消费人群。还有年轻创业者配偶和儿女的假期到乡村居住等，诸如此类关联效应所带来的乡村候鸟人群的必将大大增加。
一年25亿人次的乡村旅游人数，加上上述关联效应所带来的较长时间的休闲度假人群，推算下来相当于每年又使乡村增加了3000万左右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群“长期居住”在乡村。
乡村养老、乡村创业和候鸟型休闲度假这三股城市中产阶级人群的到来，使中国的乡村将增加1.8亿人的中产阶级群体，相当于现有乡村人口总数的30%。正是他们，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不可或缺的“加速器”，也是中国农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的支撑。
实际上，把城市里上亿的中产阶级“搬”到乡村去，绝对不需要什么行政命令和动员。这样的“新上山下乡”，本身是市场要素之间的趋利吸引所致，是一种自愿向往、于己有利、城乡资源优化融合的市场逐利行为。这和五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世界潮流上来说，无论是城市退休养老人群到乡村养老还是年轻人到乡村创业，在欧美和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惯例。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乡村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三大城市中产阶级人群在乡村的发展。根据统计推算，目前中国农村大量闲置的空心化乡村农舍，可通过整治盘活的空心村宅基地等闲置农村住房等建设用地就高达1.4亿亩，这无疑为这1.8亿的庞大的人群，提供了最适宜、成本最低和最可按需建设的生活和创业的集聚地。
1.8亿的城市中产阶级，必将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加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