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日益市场化的体系过渡，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在经济层面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西方冲突。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最长达十五年的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NME），以期能在过渡期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通过这样做，中国领导层希望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分为“市场经济”（ME）和“非市场经济”（NME）。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阵营。
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反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的做法经常导致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裁决和更高的倾销税。在很多情况下，“替代国”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偏见来源，往往成为疏解国内竞争对手施加政治压力的便利工具。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后，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刺激了经济活动和自由贸易，使其空前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因其涉及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市场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多年中，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而言，因为中国还远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中的市场经济体，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政府仍然是最终的经济决策的主体，市场并未在很多领域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定义不清或保护匮乏的财产权、过时的劳动制度、对于金融体系的持续束缚、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国家施加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引起了外部观察家之间持久的争论，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主要也是由于这一巨大的部门，中国的制度被命名为“国家资本主义”，即商业经济活动由国家承担，但以资本主义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时常招致国内外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在一份著于2008年的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譬如，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近期以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的交易使人们愈发恐惧中国有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计划。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肌肉”发达的傻瓜：没有私人公司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部门。国企的力量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手。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私有化举措，从而实质性地缩小国有部门，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部门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譬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认为具有贪婪属性的私营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对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因在履行这些职能时相对低下的经济效率、过度扩张以及利己的政治自主性而受到指责。
由于这些问题，西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从未达成共识。美国和欧洲对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从战略角度来看，有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西方能够通过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来换取中国向更自由和繁荣的方向取得进步，这进步也是受大家欢迎的。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和增加全球竞争。
海内外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也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其中包括：首先，除了在一些战略经济部门中政府拥有主导权，例如银行、电信、运输和能源，而这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也司空见惯，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利润微薄。其次，中国的私有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私有化政策不可能在旦夕间实现。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其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西方由于中国而愈发富裕，而中国的出口行业因为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让社会更美好而保护主义让其更糟糕。其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不难发现，在那些赞成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会推动这个国家更自由。那些反对的人则相信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更加自由。的确，中国一直都是被视为处于后社会主义过渡期的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二十年后，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富余状态，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上升。尽管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而言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就中国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譬如，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成功缔结，这本将是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其将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即美国和日本）加入到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之中。
TPP排除中国却包括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美方预期中国可能会因此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之后的某个阶段加入这一倡议。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按照西方经济体制的路线那样运转，这样的博弈还会在未来持续。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个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共同立场，即将中国的经济转型视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争论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正在变得越发市场导向，计划的角色越发减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性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在理解市场经济？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之前提到的存在“巨大分歧”的争辩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是否会最终汇合？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肯定：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目睹的那样的市场经济体。譬如，尽管中国在朝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持续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这在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后邓小平时代关于经济改革最为重要的文件中再次得以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国有资产是中国独特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中西方之间第二个争论事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这场辩论，我们想知道并揭示的是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这场辩论的主旨很好地体现在“大分歧”这个概念中。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阐释的那样，“大分歧”聚焦于以下问题：“为什么尽管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东亚的先进地区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持续的工业增长只始于西北欧？”换言之：“为什么尽管有一段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中国却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寻找其认为导致中西方走向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但其成果有限。
一、长期锁定理论
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借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术语而言，就是“长期锁定理论”和“短期事故理论”。“长期锁定理论”首先出现。从孟德斯鸠开始，19世纪在西方关于中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的是：认为中国是缺乏自我进化的政治和经济活力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这种将中国视为“没有历史”的国家的观点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在马克思看来，“亚洲专制主义”的特点是缺乏土地私有权、农业领域大规模的国营灌溉系统、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落社区、对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官僚治理下的城市，以及一套专制且占用大部分经济活动富余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程，并将最终发展至共产主义制度；与欧洲这样的经历不同，亚洲模式只有王朝兴衰的周期，而不具备一个进化的历史。这导致马克思以积极眼光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认为殖民者将亚洲人民从“东方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概念，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惊世名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中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根据他的研究，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私有财产制度，而且还发展出相当规模的商业体系、货币体系和手工业；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生态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在组织大型水利工程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这就要求国家发展出专制官僚体系，而且即使在商业发展的情况下这个体系也允许专制君主保持其政治主导地位。这种与治水密不可分的复杂政治经济体系高度稳定，只随着王朝命运的兴衰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这种用批判性眼光来审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观点在西方老一辈汉学家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他的合著者们区分了两种工业化的基本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英国模式中，现代化是内生的。根据费正清及其同事的研究：
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秩序本身为（工业革命的）孕育提供了框架。商业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随后的农业革命是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必然前提。内生的力量以新发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形式在打破平衡的力量的兴起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此相反，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符合第二个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即在现代化发生之前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打破传统均衡：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经济体系，消费消耗了所有的生产 （即使有净储蓄也非常微薄），因此经济只是自我复制，没有进步。虽然经济活动存在一些商业化，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够打破平衡的重要改变。
创作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倾向于采取这种观点。李约瑟认识到中国直至公元1500年左右都在全球技术进步中占据相当主导的地位，但令其最为费解的是：既然中国所有的发明和工程解决方案对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技术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未能引领中国发生类似的工业化变革？李约瑟认为社会分析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指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消化各种各样的发现和发明，而这些发现和发明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却能扮演类似于定时炸弹的角色。
二、短期事故理论
为回应“长期锁定理论”，世界史的“加州学派”提出了“短期事故理论”。这一学派包括了史学家王国斌（R. 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这些学者认为，在包括生态或家庭结构、技术和产业或金融和相关机构、生活标准或消费者喜好等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上，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的江南地区和英国之间）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二者间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简而言之，彭慕兰认为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西方的第一次走运在于偶然发现了美洲，从而为廉价产品和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创造了市场，这为生产的工业化提供了动力。第二个重要的幸运之处是：那时世界上仅英国拥有位置便利的煤矿以及快速机械化的工业。
三、受既有方法论影响
在中国内部，尤其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现代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即使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而且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也著有许多关于中国国家和经济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进一步完善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对明末财政制度的权威调查中指出，该制度的特点包括不规范的税收和附加税、掠夺成性的官员和财政代理人，以及权贵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这些都印证了专制统治皇权的本质。
这种帝国时期中国政体的专制形象，虽然在更具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中继续盛行，但帝国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实证数据在很多方面并不支持这一形象。譬如，除了明朝早期（1368—1449）有过一段短暂的非常积极的国家建设过渡期外，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弱小，与现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国家的绝对主义作风相比，它对于其庞大社会只有有限的直接控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专制的“小国家”能不与超脱其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力量进行谈判，就出台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那样，恰恰是帝国时期中国国家的弱小，而不是其专制权力，导致了封建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缺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到了猛烈抨击。例如，经济学家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和彼得·诺兰（Peter Nolan）已经观察到，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标准观点”的影响，当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中国学者将自身束缚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目标之内：首先，评估早期的现代中国在何种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次，检验“生产力”的性质；再次，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同“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因此毫不意外，他们的结论也往往符合马克思主义。
例如，根据吴承明等合著的有关中国自1500年后经济史的多卷本著作，尽管前现代的中国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元素，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极其缓慢，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只不过占到国民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学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限制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解读，也使得他们的解读在理论上未能超越西方学者。
四、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
除了各种方法论问题之外，在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时学者们还经常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就像布拉莫尔和诺兰观察到的那样：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经济的本质，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外部世界，19世纪对有关传统中国经济的证据的选择和解释受到欧洲自身动态发展的巨大影响。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受到反共斗争、对中文的无知、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动荡，以及1949年后长期的文化孤立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内部，相关观点受到民族主义情绪、1949年以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49年后大部分时期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以及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和西方学者之间极为有限的互动的影响。
在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尝试中，学者们通常指向那些存在于中国但不存在于西方的因素，或者那些存在于西方但不存在于中国的因素。尽管这样的比较研究在展示中西方间的差异或相似性时非常有益，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尝试并不能提升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导致了曲解。而且，鉴于学者们的重心并不在于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他们的努力在产出关于中国的知识上成果寥寥。
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在本研究中回答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但是，我们确实尝试通过构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径来阐明这些问题。如此，我们希望不仅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还能激发读者对中国政治经济体本质的兴趣。
为了解决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古老且宏大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背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和机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核心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学术挑战。我们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型国家和市场、资本和社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形成。尽管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鉴于我们无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极为相似的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未知的。
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各种以西方发展经验为语境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然而，他们发现很难使用任何既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来圆满地解释这一奇迹。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已经阐述了既有概念和理论为何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多年来，林毅夫一直呼吁中国经济学家在寻找新的解释方面敢于创新和创造。事实上，他和同事们也一直在寻找他们认为能够更有力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念和理论，譬如，他们试图将中国置于东亚奇迹的背景下。虽然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种解释并没有超越现有的西方分析框架。
自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于当代中国这一案例。尽管学者们了解中国崛起的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定政治和制度背景，但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一直到最近为止，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文献都将中国视为正处于“转型”中，明确暗示中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的另一批学者也在试图在中国重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是那些传统上占主导地位，但其解释在新时代受到西方受训的经济学家严重威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其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为了解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学派之间的争论继续在意识形态上而不是在学术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用作为现有政权提供意识形态辩护，或反驳西方其他经济学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无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消极的社会后果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而中国的发展确切地证实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的确，可行的概念和理论必须能够到达两项要求：它不仅得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而且还得解释各种形式的社会后果如何与快速发展的过程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具有相关性，因为它试图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后果提供经济解决方案，其解决方案（即革命）还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质也确实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严重的知识和政治挑战。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而未考虑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发展。在认识到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已通过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来寻找对中国发展的新解释。对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这一类型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强调全球和比较的视角。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拥抱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然而，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或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属于任何西方的类型，而是仍保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他们因此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被视为是不好的。例如，黄亚生讲述了一个“两个中国的故事”——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乡村中国和一个国家控制的城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中国占据上风，其结果是迅速而普惠的增长；而到了9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中国模式取得了胜利。在这十年中，国家扭转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农村实验，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长期的破坏。 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金融部门薄弱，收入差距扩大，文盲率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收入增长减少。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在迅速增长，但增长背后对于财富的影响差异极大。
黄亚生认为，要纠正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与西方类似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形态。他尤其强调民主的作用（例如在对印度这一案例的研究中），以及在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私有化。不难发现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黄亚生的解释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在西方经验中资本主义即意味着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根据这种解释，中国似乎以错误的方式在发展。虽然政府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但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未实现；相反，中国发展出越发庞大的国有部门，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市场的主导。
任何忽视不断发展的国有部门的概念或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相关问题。然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未能解释中国的市场体系及其所有社会政治后果。譬如，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市场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引发社会后果方面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虽然黄亚生痛惜国家资本主义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崛起，但他忽视了私营企业的崛起，例如从1995年到2014年城市中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口比重从15%增长至60%这一事实。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总能够主导以国有企业资产和经济力量形式存在的资本，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属于国家。国家和其资本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利益冲突。虽然国家试图控制其资本，后者希望通过引入市场来规避这种控制。
就研究方法论而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政策层面制定的，特别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面。它的重点是政府政策和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各种主体的经济行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未指向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层面。它们有时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被后者决定。在文献中，学者往往会告诉我们政府政策如何塑造了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但仅仅关注政策层面的因素不会引导我们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成型，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