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全球最为显著的经济表现,但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却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最近,郑永年讨论了这一困局(《亚洲的困局》,《联合早报》2019年1月8日)。十多年前,马凯硕的《亚洲人会思考吗?》也讨论了此问题。
如何解释亚洲缺乏思考和声音这一事实?其实,基于文明变迁的视角,并不难理解。
现代世界只有一种声音
考量一种思考与声音,至少当问三个问题:说什么?(内容)如何说?(方式)谁来说?(主体)
其实,缺乏思考与声音,不仅是亚洲也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困境。现代世界只有一种声音——西方的声音。
当今世界,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在西方。无论是话语的内容、方式,还是话语的主体,都在西方。尽管日本被称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但“老师”仍是西方。即便学生可能超过老师,但老师依然可以说:“你是我教出来的,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何况日本并未全面超越西方。师生之间再平等,话语权也肯定主要掌握在老师手中。
再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标准的西方理论(西方内部的非主流理论),则更可确认:现代世界只有西方一种声音。其他声音,即便有,也无法被传播和放大,相当微弱。非西方世界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能不能被世界关注,成为世界性话题,产生世界性影响,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即便产生世界性影响,说话的平台和扩音器都来自西方。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美苏对抗,全球皆受严重影响,但其实都是西方搭舞台唱主角,非西方不过是配角或观众。即便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也是典型的以西方批西方,仍是西方话语在唱戏。所谓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都是西方文明分支之间的冲突。和,是西方话语之间的和;斗,是西方话语之间的斗。
西方全面占据原创权和制高点
为何亚洲在话语权上如此悲催?这还真不能简单归结为西方霸权。哪个国家不想拥有霸权。关键不在于想不想,而在于能不能。
其实,从文明进步视角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西方掌握现代文明所有要素的原创权和制高点。虽然制高点未必永远在西方,但原创权却无法转移。
我们可从知识生产、合法性建构、经济生产、社会管理、社会秩序、个体生活六个方面来考察。用较为学术的话讲,这六个方面,就是构成人类文明或社会的六个变量或要素。再低级的文明,都有这六个变量。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六个变量的赋值即内容不同,则表现为不同文明或社会。例如,等级/平等是社会秩序(这一变量)的具体内容(即不同赋值)。
第一,在知识生产方面,西方率先发明现代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因为人类的其他具体行为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受观念即广义的知识制约。而知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伽利略率先采用“实验+数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从而开创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虽然现代科学不完美,但有它之后,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出来的具体知识就相形见绌,缺乏竞争力。
20世纪以来,虽然有些非西方国家对科学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非西方国家都没有自己原创的知识生产方式,都是沿着西方开辟的道路前进。其次,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仍几乎占有所有重要的理论原创权。再次,虽然原创性不等于制高点,原创者可能被后来者超越,但在大多数领域,西方仍领先,即占据制高点。
第二,在合法性建构方面,西方率先摆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古代四大文明都是神性文明,中华文明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较弱,否则毛泽东要打倒的神权就没了靶子。用韦伯(Max Weber)的话讲,现代化就是“祛魅”,祛除神性,张扬人性。再借用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其实,这种“祛魅”就是合法性重构。这既表现在政治,也表现在日常生活。前者即政权合法性从古代的君权神授转变为现代的政权民授,即民主赋权;后者即生活的意义来源,从古代的为了神转变为现代的为了人。韦伯说,古人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中国也是如此(参见《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第三,在经济生产方面,西方率先创造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许应该归功于邓小平,但其实践,西方早就在进行了。
第四,在社会管理方面,西方率先创造出法治与民主两种管理方式。
尽管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治理也存在严重问题,但这是法治民主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不可能退回去,因为我们找不到比法治民主更优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犹如,秦汉后,尽管郡县制也有很多问题,但无人能退回(西周)封建制。
第五,在社会秩序方面,西方率先提出了平等理念,并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
四大古代文明都是等级制的。尽管当代西方也没很好地实现平等,但至少肯定了平等的正面价值,比古代否定平等要进步很多。
第六,在个体生活上,西方率先容许自由主义生活方式。自由主义当然不仅仅体现于个人生活,但它要体现在个人生活上。自由不等于放任,它也要受法律及基本交往原则的制约。概言之,只要法无明文禁止和不伤害他人,即可行为。
概括起来,现代价值谱系即现代理念的核心是:科学、人性、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因此,在文明的所有方面,目前,西方既占据原创性,也占据制高点。
亚洲的思考和声音为什么被遮蔽
其实,亚洲并非没有思考和声音。但是,关键不在于有无,而在于显隐。
一般而言,知识生产的产权遵循首创原则,先发知识(包括思想、制度、策略等)会掩盖后发知识。古代已是如此,只不过此原则未必明确总结。后人可能产生了跟孔子、牛顿一样的想法,但无人会承认其工作的价值。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后人也能造纸,但无人能及蔡伦之声望。历史上揭竿而起者甚众,但无人能及陈胜吴广之影响。
由此可知,其实,亚洲不是没有思考和声音,而是被遮蔽和淹没。亚洲所进行的思考,几乎都被西方思考过了;亚洲生产的思想和知识,几乎都被西方生产了,亚洲只不过是作细节改进;亚洲发出的声音,西方早就呐喊过了。
这个讨论还可以推广。知识精英既有思考,也有声音;而大众只有声音。虽然都有声音,但本质不同。精英是首发,是呐喊;大众是模仿,是重复。重复只有放大功能,而无创新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亚洲缺乏思考和声音,主要原因还不是亚洲不团结,关键是亚洲还不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之一),缺乏关注和传播。
在现代化道路上,在理论上,因为亚洲缺乏原创的思考,所以被遮蔽而呈现为缺乏思考。在实践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竞赛,老师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成绩最优者,美、欧位列第一第二,亚洲第三。这意味着,在国际上,一种思考和声音只要不被美欧关注和传播,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思考和声音。因此,作为第三名的亚洲发出的声音,自然很难被世界话语中心关注,因而无法显现,继而沦为会说话的哑巴。
亚洲拥有思考和声音的可能性
亚洲要拥有思考与声音,有几种可能。
第一,提出超越现代理念的原创理念,掌握这个最重要的原创权。第二,在大量具体领域产生重要原创理论。第三,在实践上赶超西方。
目前,第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问过一些学者:“你能否想象既不同于古代理念又超越现代理念的新理念,并形成几个概念?”无不哑然。或许再过几百年,人类又会产生新的理念谱系,但今天,不可能。回头看,古代世界也问题重重,但在西方现代转型之前,无人能提出突破性的新理念和主张。中国可谓典型。中国有最长的君主专制历史,古人也深受君主专制之苦,但无人能想象没有皇帝的世界,也无人能提出法治、民主等更高级理念。
第二点的难度要小些,但迄今亚洲也无突破。
第三点的难度似乎更小些,因为毕竟有几个亚洲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而日本还是西方七国集团之一。
今天,某些亚洲国家可以指责某些西方国家做得不好,这是在实践竞赛中,这些国家开始名列前茅。但是,这种指责所借用的理念和基础理论,也就是话语方式完全来自西方。
回到前面的三个问题,关于谁来说,或许再过若干年,亚洲可以对西方说,我的现代化比你做得还好。虽然这也很难,但通过努力,略有希望。关于说什么,恐怕依旧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关于如何说,则更难摆脱西方给出的规则了。
由此,可以重温胡适的“百事不如人”之说。尽管今天亚洲并非百事不如人,但不妨更加理智、冷静,认清亚洲缺乏思考与声音的本质与现实,继续认真地、选择地学习西方,在现代理念和规则下与西方竞赛,不亦宜乎?
恰逢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百年五四,尚未功成。呜呼哀哉,是为之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