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全球最为显著的经济表现，但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却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最近，郑永年讨论了这一困局（《亚洲的困局》，《联合早报》2019年1月8日）。十多年前，马凯硕的《亚洲人会思考吗？》也讨论了此问题。
如何解释亚洲缺乏思考和声音这一事实？其实，基于文明变迁的视角，并不难理解。
现代世界只有一种声音
考量一种思考与声音，至少当问三个问题：说什么？（内容）如何说？（方式）谁来说？（主体）
其实，缺乏思考与声音，不仅是亚洲也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困境。现代世界只有一种声音——西方的声音。
当今世界，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在西方。无论是话语的内容、方式，还是话语的主体，都在西方。尽管日本被称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但“老师”仍是西方。即便学生可能超过老师，但老师依然可以说：“你是我教出来的，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何况日本并未全面超越西方。师生之间再平等，话语权也肯定主要掌握在老师手中。
再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标准的西方理论（西方内部的非主流理论），则更可确认：现代世界只有西方一种声音。其他声音，即便有，也无法被传播和放大，相当微弱。非西方世界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能不能被世界关注，成为世界性话题，产生世界性影响，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即便产生世界性影响，说话的平台和扩音器都来自西方。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美苏对抗，全球皆受严重影响，但其实都是西方搭舞台唱主角，非西方不过是配角或观众。即便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也是典型的以西方批西方，仍是西方话语在唱戏。所谓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都是西方文明分支之间的冲突。和，是西方话语之间的和；斗，是西方话语之间的斗。
西方全面占据原创权和制高点
为何亚洲在话语权上如此悲催？这还真不能简单归结为西方霸权。哪个国家不想拥有霸权。关键不在于想不想，而在于能不能。
其实，从文明进步视角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西方掌握现代文明所有要素的原创权和制高点。虽然制高点未必永远在西方，但原创权却无法转移。
我们可从知识生产、合法性建构、经济生产、社会管理、社会秩序、个体生活六个方面来考察。用较为学术的话讲，这六个方面，就是构成人类文明或社会的六个变量或要素。再低级的文明，都有这六个变量。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六个变量的赋值即内容不同，则表现为不同文明或社会。例如，等级/平等是社会秩序（这一变量）的具体内容（即不同赋值）。
第一，在知识生产方面，西方率先发明现代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因为人类的其他具体行为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受观念即广义的知识制约。而知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伽利略率先采用“实验+数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从而开创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虽然现代科学不完美，但有它之后，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出来的具体知识就相形见绌，缺乏竞争力。
20世纪以来，虽然有些非西方国家对科学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非西方国家都没有自己原创的知识生产方式，都是沿着西方开辟的道路前进。其次，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仍几乎占有所有重要的理论原创权。再次，虽然原创性不等于制高点，原创者可能被后来者超越，但在大多数领域，西方仍领先，即占据制高点。
第二，在合法性建构方面，西方率先摆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古代四大文明都是神性文明，中华文明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较弱，否则毛泽东要打倒的神权就没了靶子。用韦伯（Max Weber）的话讲，现代化就是“祛魅”，祛除神性，张扬人性。再借用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其实，这种“祛魅”就是合法性重构。这既表现在政治，也表现在日常生活。前者即政权合法性从古代的君权神授转变为现代的政权民授，即民主赋权；后者即生活的意义来源，从古代的为了神转变为现代的为了人。韦伯说，古人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中国也是如此（参见《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第三，在经济生产方面，西方率先创造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许应该归功于邓小平，但其实践，西方早就在进行了。
第四，在社会管理方面，西方率先创造出法治与民主两种管理方式。
尽管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治理也存在严重问题，但这是法治民主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不可能退回去，因为我们找不到比法治民主更优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犹如，秦汉后，尽管郡县制也有很多问题，但无人能退回（西周）封建制。
第五，在社会秩序方面，西方率先提出了平等理念，并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
四大古代文明都是等级制的。尽管当代西方也没很好地实现平等，但至少肯定了平等的正面价值，比古代否定平等要进步很多。
第六，在个体生活上，西方率先容许自由主义生活方式。自由主义当然不仅仅体现于个人生活，但它要体现在个人生活上。自由不等于放任，它也要受法律及基本交往原则的制约。概言之，只要法无明文禁止和不伤害他人，即可行为。
概括起来，现代价值谱系即现代理念的核心是：科学、人性、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因此，在文明的所有方面，目前，西方既占据原创性，也占据制高点。
亚洲的思考和声音为什么被遮蔽
其实，亚洲并非没有思考和声音。但是，关键不在于有无，而在于显隐。
一般而言，知识生产的产权遵循首创原则，先发知识（包括思想、制度、策略等）会掩盖后发知识。古代已是如此，只不过此原则未必明确总结。后人可能产生了跟孔子、牛顿一样的想法，但无人会承认其工作的价值。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后人也能造纸，但无人能及蔡伦之声望。历史上揭竿而起者甚众，但无人能及陈胜吴广之影响。
由此可知，其实，亚洲不是没有思考和声音，而是被遮蔽和淹没。亚洲所进行的思考，几乎都被西方思考过了；亚洲生产的思想和知识，几乎都被西方生产了，亚洲只不过是作细节改进；亚洲发出的声音，西方早就呐喊过了。
这个讨论还可以推广。知识精英既有思考，也有声音；而大众只有声音。虽然都有声音，但本质不同。精英是首发，是呐喊；大众是模仿，是重复。重复只有放大功能，而无创新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亚洲缺乏思考和声音，主要原因还不是亚洲不团结，关键是亚洲还不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之一），缺乏关注和传播。
在现代化道路上，在理论上，因为亚洲缺乏原创的思考，所以被遮蔽而呈现为缺乏思考。在实践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竞赛，老师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成绩最优者，美、欧位列第一第二，亚洲第三。这意味着，在国际上，一种思考和声音只要不被美欧关注和传播，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思考和声音。因此，作为第三名的亚洲发出的声音，自然很难被世界话语中心关注，因而无法显现，继而沦为会说话的哑巴。
亚洲拥有思考和声音的可能性
亚洲要拥有思考与声音，有几种可能。
第一，提出超越现代理念的原创理念，掌握这个最重要的原创权。第二，在大量具体领域产生重要原创理论。第三，在实践上赶超西方。
目前，第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问过一些学者：“你能否想象既不同于古代理念又超越现代理念的新理念，并形成几个概念？”无不哑然。或许再过几百年，人类又会产生新的理念谱系，但今天，不可能。回头看，古代世界也问题重重，但在西方现代转型之前，无人能提出突破性的新理念和主张。中国可谓典型。中国有最长的君主专制历史，古人也深受君主专制之苦，但无人能想象没有皇帝的世界，也无人能提出法治、民主等更高级理念。
第二点的难度要小些，但迄今亚洲也无突破。
第三点的难度似乎更小些，因为毕竟有几个亚洲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而日本还是西方七国集团之一。
今天，某些亚洲国家可以指责某些西方国家做得不好，这是在实践竞赛中，这些国家开始名列前茅。但是，这种指责所借用的理念和基础理论，也就是话语方式完全来自西方。
回到前面的三个问题，关于谁来说，或许再过若干年，亚洲可以对西方说，我的现代化比你做得还好。虽然这也很难，但通过努力，略有希望。关于说什么，恐怕依旧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关于如何说，则更难摆脱西方给出的规则了。
由此，可以重温胡适的“百事不如人”之说。尽管今天亚洲并非百事不如人，但不妨更加理智、冷静，认清亚洲缺乏思考与声音的本质与现实，继续认真地、选择地学习西方，在现代理念和规则下与西方竞赛，不亦宜乎？
恰逢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百年五四，尚未功成。呜呼哀哉，是为之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