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与华盛顿和解以来，特别是中美建交后的40年，中美两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体现为双方教育、人道主义和科技交流的扩大。仅仅几年前，太平洋两岸贸易、人文交流和旅游业的增长似乎还是不可阻挡和无法逆转的。
然而，中美关系在2017年和2018年出现急剧的螺旋式下滑。尽管公众关注重点是被大肆报道的贸易混乱，但忧患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几乎传染到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若干官方文件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对手，标志中美建交后美国历届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其中一份文件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018年8月通过，并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将中国归为“试图用对美国及盟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破坏活动按照他们的专制模式塑造世界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来应对中共利用政治影响力、经济工具、网络活动、全球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和军事行动与美国及盟国和伙伴国作对”。
对中国的许多观察人士来说，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的这种转变令人担忧，让人费解。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利益。中国官员和评论人士习惯性地以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两国应寻求“互利共赢”，“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十年的相互交往中，中美两国在安全、经济及其他领域获得了大量有形的物质利益。过去十年，中美双方的累计贸易额超过了美日或美国与任何欧洲盟国的双边贸易。
然而国际史告诉我们，国家间合作的加强不仅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也基于相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如果两个国家的价值观有冲突，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加剧。例如，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从来不会有导致军事冲突的危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是相似的。美苏冷战的标志就是，除了地缘战略竞争，它们还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受到争议，但对许多观察人士有说服力的是，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靠分析它们的物质利益来解释，而且宗教信仰也的确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今天的中俄贸易额只是中美贸易的一个零头，但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向本国国内政治渗透的共性，成为北京和莫斯科增进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诚然，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两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相背离的结果。两个大国的力量平衡向中国倾斜也推动了中美的地缘战略竞争。但是除了利益冲突，它们有可能发生对抗的一个更重原因也许是政治价值观的冲突越来越突出。
40年前，共同的安全关切让北京和华盛顿走到一起，并在建交过程中克服了台湾这个障碍。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美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各阶层人员交往频繁，不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双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国内的重大政治变革。透过不同价值观棱镜来观察，两个社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中国，“党领导一切”作为政治原则近年被重新强调。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新指导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进党章。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的“任何背弃社会主义和走邪路的企图”，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式民主。
北京表达了对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的担忧，包括前苏联集团的“颜色革命”，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倒台，以及叙利亚、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等国出现的政治风暴。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中国人看到西方世界有明显的动机和行动，以牺牲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稳定为代价干涉其内政。更加不祥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侵犯人权。一些人怀疑美国人正在中国境内煽动反政府活动。
结果是，为阻止此类活动，北京通过了法律法规，加大行动力度，并发起了意识形态运动。因此并不奇怪，在中国官方对“核心利益”的定义中，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国内稳定始终被排在首位。实践中，中国正努力解决与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并维持与美国的两军对话。但在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中国是不会妥协的。这个原则美国很难理解，更不会接受。
在美国的政治中，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也反映了人们对以多元文化为基本价值观的传统政治建制的强烈抵制。当前的政治两极化重塑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导致了更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然而，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无论怎样分裂，他们仍然具有将美国凝聚在一起的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分权、制衡、民主、对专制和集权的恐惧、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等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美国这些价值观也反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在经济层面，诸如“公平”、“互惠”、给中国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技术盗窃”这类概念不仅与经济利益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国人推崇的政治原则。在安全领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航行自由”是被当作反映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基本价值观来捍卫的。中国官员和社会精英很难接受美国按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中国的行为。而美国关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适当作用的说法，也让中国人听起来既陌生又难以理解。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因为发现“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而著名，它是指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有可能发生致命的冲突。这种类比听上去像老生常谈，它把国际关系描述为权力斗争。但其实艾利森的担忧远远超出旧式“大国政治”。他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特有的“文明冲突”概念，将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比较。“对美国人来说，”艾利森称，“民主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政府——才是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保护公民的权利，让他们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这位美国教授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政治合法性来自政绩。”“至于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基本政治价值观，”艾利森继续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人认为人权和民主是普世愿望，只需以美国为榜样（有时用帝国主义手段推动）就可以在每个地方实现。”为在40年内把一个贫穷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自豪的中国人，他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中国应该效仿美国的民主。相反，北京想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新选择、新智慧和新方案”，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那样。
艾利森教授认为，这种有可能让中美陷入深渊的乱局，其成因既有实力的竞争，也有价值观的冲突。他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事实上，一旦利益分歧与难以妥协的政治价值观相结合，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变成长期的战略对手。
为防止两个大国陷入悲剧性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应该同时在两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中美两国应巩固共同利益。让中美经济和技术联系脱钩的企图对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害的。中美在气候变化、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个就是，关心两国关系的人应该加倍重视双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鸿沟的不断扩大，并找到应对方法。两国都在国内进行着引人注目的政治试验，其结果要到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能显现。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从长远看，中美两国人民也许会发现他们不仅有更多共同的现实利益，而且还有更多共同的精神基础和共同信仰。要使两国朝正确方向前进并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