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的哲学智慧，黑格尔先生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后起飞”，[1]而马克思先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断言“高卢雄鸡的高鸣”。[2]当然，我们必须首先要承认的是，至少就今天的研究水平而言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是很差的，主要的工作还是集中于对过去错误与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然而，想提前获取对于未来世界的认知是人类的本能。因此，本文大胆地在高度盖然性的条件下对未来十年的世界趋势做一个一般性分析，为学界的批判树立起一个靶子，进而在相互批驳中寻找到某种可靠的路径。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新关键词，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大历史自觉。同时，“新时代”也构成了本文分析未来十年世界基本趋势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未来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选择？它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是本文尝试给出回答的三个具体问题。
一、历史自觉与“新时代”背景的判断
所谓历史自觉，是指建立在对历史运动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以能动性的创造实践构建一条符合“以人为目的”的发展道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以“斗争”①为主题的历史直至改革开放才得以结束，以“发展”为主题的历史进入舞台的核心。从这段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才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党人没能拯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刻板学习苏联共产党也饱尝了失败。直至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真正地获得了转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失去了历史自觉，盲目地学习苏联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盲目地拒绝西方的市场经济。直至邓小平一锤定音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才再次重获历史自觉。
近五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审视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坚持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3]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世界也在日益深入地融入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被列为指导发展的基本原则，“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4]这种极具穿透力洞见的背后不仅反映着历史自觉的深刻要求，也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历史自觉的自信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能够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正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惊人性历史成就表明，人类完全可以选择、创造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以亲身实践的“历史自觉”宣告了“历史终结”的终结。
实践者的能动性创造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对历史环境的准确把握是顺利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前提。邓小平同志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的存在遏制了大国间直接进行战争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了大量战后新兴国家对于发展的渴望，而且认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他分析到：
“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笔者注：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5]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国获得了重大进步，大量的新兴国家也在快速成长，[6]甚至出现了能够对区域格局构成重大影响的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7]面对中国内部以及外部世界的急剧变化，从中国自身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没能及时地从心理与现实上调适过来，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格外敏感。②现实中，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存量业已十分惊人。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例，截至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8]可以预见，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量也必将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面对巨型中国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世界也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面对一系列的新情况、新变化与新问题，五年来，中国在对外战略上采取许多前所未有的积极动作。例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编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些积极的行动意味着中国扬弃了“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9]但是“韬光养晦”只是邓小平当年表述的一部分，完整的历史总结至少还应包括“永不当头”“有所作为”。③故而在事实上，这些新理念、新实践并不是对“韬光养晦”的扬弃。诚如贾庆国教授的判断，“这些新的理念既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理想世界的思考，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出现深刻变化的现实”。[10]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本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做出了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总结。[11]
理解“新时代”至少有三大重要维度：第一，从中国自身的维度看。中国正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维度看。尽管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中国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第三，从世界历史的维度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历史角色的回归)，将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历史自觉与时代背景互动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主线：推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大历史自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整体进程的思考与实践。从欧洲到东亚的实践证明，工业化所爆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大大超出了农业文明社会的想象。马克思也曾感慨地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近代历史上，“小”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击溃“大”中国，本质上讲是“工业日本”战胜“农业中国”。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13]正如《中国制造2025》中所描述的那样：“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14]
从人类整体的文明进程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当前主要集中于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内创造了占世界70%以上的财富，但三大区域的人口却仅占超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因此，要想彻底实现人类的工业文明转型必然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当然，在对未来抱有偏乐观信念的同时，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转型过程必定不是一个必然的线性过程，深处历史进程中的实践主体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对“新时代”的背景的判断为中国未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历史基点，但这并不保证中国一定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历史背景的内部始终保持着风云变幻。故此，中国能否获得成功，仍需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做更加深入、细致的把握，在历史的进程中对自我的行为保持不断的修正。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十年是一个中等长度的时段，相较短时段的偏确定性、长时段的偏预见性，它更好地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未来十年世界的发展趋势将是如何？这已经成为一个人们必须回答的、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
二、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十大趋势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会因内部不同主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出现涨缩。这种涨缩变化既是塑造未来世界趋势的一般性动力源泉，也是我们分析未来趋势的内在逻辑主线。
未来十年，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做到趋利避害。面对复杂广袤的世界，把握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需要借助于一些基本线条。
首先是国家，尤其是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与具备强大地区影响力的中等强国。
其次是区域与国际格局，前者是世界内部大体相对稳定的空间划分，后者则反映了一个时段内国际权势的大体分布。
再次是新的科技进步及其附带问题，科技创新对于未来世界的塑造是基础性的，它能够深远、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
最后是人们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诸如全球治理赤字、文明的冲突、非传统安全等等。
综合前述的分析线条，本文认为，未来十年的世界有十大趋势应当引起中国战略界的格外重视。
(一)六大国关系左右未来世界格局
尽管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的地位在学术界日渐上升，但是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未来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仍然不会动摇。未来十年大国关系比过去十年更复杂，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本文中的六大国指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起来的欧盟算“一国”)、日本和印度。尽管巴西的人口规模、领土面积都满足大国要求，然而综合考虑工业化能力、市场规模与影响力等维度就将巴西排除在外了。未来这六方的基本行为方式其实相差不多，都会优先处理好内部事务，然后努力发展同其他大国关系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再去推进自己的国际议程。因此，未来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相互参与必然会加深。
从中国的视角看，未来中俄、中欧关系大致是相对稳定的，比较难处理的是中美、中日、中印三对关系。
面对被视为“异质”中国的崛起以及内部政治制度的衰败，[15]美国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对“美国梦”的信心。[16]以前我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一定的，“坏不到哪里去”则是未见得。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积累，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未来的中印关系会变得非常麻烦，因为既有现实的划界冲突问题，又有两国同时崛起所造成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主观层面，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进入了强人政治时代。④在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看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实力衰退并从印度的周边撤出，中国成为次大陆最重要的域外力量，莫迪没有办法按照旧规则与之博弈。相反，他必须设计新的方案来维持在次大陆的天然优势”。[17]
日本是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大国，因为它具有两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心理：一个是对中国有愚蠢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一个是非常深刻的犯罪感。过去百多年，日本学习西方的工业化，而中国自晚清70年间则愚蠢地拒绝工业化。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历史角度则是工业日本战胜农业中国。这是事实，中国必须尊重、承认，然后谦虚地学习改正。然而，日本的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错误地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解释为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有人把它解释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强。为此，在日本人建构的“中国人”形象中掺杂了大量的文化谎言，并自近代以来常为日本知识分子所重复。例如，日本人说中国人马马虎虎、一盘散沙等等。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说成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说成人的优势，这就形成了日本对中国的种族优越感。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从心理上严重妨碍日本接受中国崛起。日本其实很清楚，中国是日本的文化养母。既为了说服自己、也为了震慑中国人，日本就以极端的方式压制羞辱中国。例如，日本在南京对战败投降者的屠杀、对平民的屠杀，这是一种具有羞辱性的屠杀，背后就是这种种族优越心理作祟。日本因屠杀中国人的罪恶感又让日本没有安全感，随时担心中国会报复日本。
(二)世界格局将由“两超多强”构成
未来世界的格局既不是像美国所希望的永远保持“一超多强”，也不会像中国以前常说的多极化，更有可能的形态是“两超多强”，即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其他几个一般大国。以世界银行的GDP统计数据为准，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一个曾被视为可能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同美国的经济差距都在拉大，唯独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变小。在中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综合国力会稳步提高，中美同其他大国之间的距离会进一步拉大。美国相比其他大国具备十分庞大的存量优势，而且在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中处于上层，同时还拥有美元霸权以及发达的科研体系。中国则拥有“洲际规模”的内部市场、并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其升级转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可观的经济存量将令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中国通过对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对比研究发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放任自流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18]因此，建立在地方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比单轮——市场驱动的美国经济——发展得更快。美国的经济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仍未能从中彻底地走出来。因为产业“空心化”所造成的失业问题，间接地影响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结果，大量的底层失业民众将票投给了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俄罗斯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从高度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转向市场经济，这既导致俄罗斯政府失去了克服市场弊端的能力，又因经济方式的急剧转换而造成了市场动荡。尽管一段时间内，普京政府依靠价格强劲的能源出口恢复了经济，但同时也为俄罗斯经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从2013年到2015年间俄罗斯的GDP呈现断崖式下跌，[19]美国人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具有优越感，甚至有媒体戏称“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走向“两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平台(机制)的变化，具体而言有两个大的方向。首先，全球治理的平台将由过去美欧中心的G7集团转变为更具有全球代表性的G20集团。G7集团仍然会存在下去但其重要性日趋下降，全球治理由G7时代走向G20时代。其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强大，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重要。例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等等。此外，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创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将越发活跃、越发具备全球性影响。
(三)格外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
“两超多强”不同于“两极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未来它的结构呈现一种扁平化、网络化而非等级化的状态。在网络化结构的状态下，中等强国能够发挥的作用与当前相比将获得显著的提升。未来十年，特别要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即越南、印尼、伊朗和土耳其。
越南在经济改革上极力效仿中国，自1986年起推出了越南版的改革开放政策——革新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GDP在2008年超一千美元、2015年超过两千美元。越南的人口基数将近一亿人，特别是其女性国民非常的勤奋，具备良好的工作愿望。外部的资本也很看好越南的经济发展，仅在2017年前十个月就吸引外资280亿美元，其中制造加工工业占137.5亿美元。[20]相比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共中央带领下的越南不仅拥有力量而且很善于运用力量，外交策略在大国博弈之间运用得很成功。
印尼的人口规模超过2.6亿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为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印尼凭借其人力优势、资源环境基础以及区位条件，将率先从中国、印度崛起的外溢效应中受益。加之地处印太地区的连接点，域内外大国会愈发重视其在地缘战略中的作用，这使得印尼的外部环境会左右逢源。但印尼的内部问题要比越南大，未经历土改的土地制度已成为印尼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阻碍。例如，始于2006年的雅万高铁征地工作截至2017年5月才完成近六成。[21]
伊朗是一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领土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油气的自然储量非常丰厚。在8000多万的人口中，以什叶派穆斯林的信奉者占主要多数，是什叶派国家中的领导者。在伊斯兰世界中，伊朗是难得的拥有自己工业的国家，能够实现导弹国产化、独立开发“闪电”式攻击机间接地证明了伊朗的工业能力。美国推翻了伊朗的宿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此举急剧增强了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朗通过伊拉克连接起叙利亚，实现了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联通，有效地缓解了伊朗的安全压力。在中东地区，伊朗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
土耳其的人口基数近8000万，超7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它不仅拥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而且在军工、航天等高技术领域有不错的成绩。从埃尔多安以“黑马”的身份当选总理，再到2014年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至今，纵横土耳其政坛十五载。中东地区从历史到当下，都是全球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地带，然而，埃尔多安推动“新奥斯曼主义”雄心令该区域内的变数陡增。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无可避免地穿越这一地带，故中国需要对土耳其格外重视。
除了上述四国，在中国的战略排序中还有巴西、韩国、缅甸、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国家值得重视。再次之，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和以色列等国家。
(四)世界的区域稳定会更加分化
大国博弈加深、国际格局演变以及中等强国崛起，客观上成为造成区域更加分化的重要动因。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可以粗略地划分几种类型：稳定区(包括次稳定区)、不稳定区、不确定区。
得益于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北美和澳洲将是未来世界政治的稳定岛。欧洲和东亚属于次稳定地带，尽管区域内国家间存在诸般矛盾，但是凭借政府强有力的管理举措也能够维持稳定。
在不稳定区，中东必定会更乱，非洲的动乱向好。中东内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内斗与大国在区域博弈升级相叠加，库尔德人追求独立建国的行动成为一个新变数，具有帝国与宗教情结的土耳其、伊朗会在动荡中表现得更加活跃。非洲的局势会比过去十年好，当然，非洲在经济上、安全上依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坦率而言，非洲向好，中国的贡献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真正地给非洲带去了工业化。
不确定区，主要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区域与南亚。国家内部的问题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苏联解体时所遗留下的民族矛盾。例如，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已经执政了20年，以后会存在权力交接的问题。
南亚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印度。取决于印度能不能持续地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是不是慎重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客观而言，印度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首要的困难就是社会结构改革。印度的政治结构是现代的，但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当前看好印度发展的论述有三大主要理由：英语国家、民主政治与人口红利，坦率地讲，这三个理由都难以成立。首先，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对学习西方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它不是那么重要。正例，日本是非英语国家，但它的现代化远超印度。反例，津巴布韦全民讲英文，但它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国家信用破产津元被废。其次，民主政治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而非前提。印度却是反过来的。从外部率先移植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工业化、城市化却还在路上。这就导致了民主政治成为其发展工业化的一个阻碍，而非正面的帮助。最后，印度的人口规模的确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前提：提升教育水平，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立身之本是现代制造业，而支撑现代制造业需要大批经过知识、技能教育的工业人口。而印度，众所周知的高文盲率，再加上重来世的宗教伦理，缺乏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发育的宗教文化。因此，印度能否将人口优势转化经济优势就很值得怀疑了。
(五)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赤字
未来十年的一个大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动力不足，缺乏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动能。受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仍处在大病之后的康复阶段。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会出现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间的博弈，竞争力强的新兴国家会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发达国家却举起了公平贸易的旗帜。表面上是规则之争，实际上却是利益之争。发达国家强调“公平”反映了其趋于保守的动向，然而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却不会因发达国家的保守而消失。贫富分化、资源不足、恐怖主义等老问题依然存在，网络问题、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同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面对全球治理需求的不断攀升，作为全球治理支出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和欧洲却均趋向保守。美国是有力无心，欧洲是有心乏力，在日渐积累的过程中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的赤字。中国的利益已经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向全球，美欧的保守客观上将倒逼中国深度介入全球治理。
(六)科技发展将催生新业态
2016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总量为156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6%[22]。经历了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个位数的增长后重回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的投入不升反降，特朗普在2018年度计划预算中大幅削减涉及医疗、气候变化等非军事领域的研发投入。[23]中国在研发领域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带动了人类科研投入资金整体的增加。随着新科技成果的日益增加，慢慢就会催化出新的业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绩，高铁、无现金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被媒体称为“新四大发明”。除了高铁外，其他三项均属于新业态。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十年应该还不会出现，仍将处于酝酿之中。
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未来十年将渐渐地出现一个态势——引领未来的科技与产业主要由中美两家竞争。人类目前所能联想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诞生在五个方向：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和新能源。目前而言，美国在这五大领域都处于第一梯队。尽管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但是从客观衡量的指标来看，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中领先位置。[24]未来，随着中国的规模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强劲的政策支持，中美在未来科技和产业中必将呈现出双强竞争的态势。
(七)科技进步推动国际竞争向新空间拓展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断为人类的活动开辟新的空间，网络、太空、极地与深海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四大新战略空间。新空间不仅仅承载着作为个体的利益，也同样承载着作为整体的人类共同利益。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25]然而，现实中的超级大国却肆意扩张个体利益而无视整体利益，不仅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拒绝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的提案。因此，大国之间在四大新空间的博弈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事关人类的整体利益，其他的中等强国、小国也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加之各种非政府力量在涉及人类整体命运议题上的重要影响力，未来在新空间领域的国际竞争势必更为活跃、复杂。
(八)西方、非西方国家都面临内部政治稳定的挑战
过去十年，政治不稳定主要发生在非西方，例如中东欧的颜色革命以及后面的“阿拉伯之春”。与过去十年相比，未来十年各国政治稳定都很困难。
首先是西方国家，西方社会出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主流社会的分化。社会层面精英与民粹的矛盾、政治层面左派与右派的矛盾、经济层面实体与虚拟的矛盾，是美欧目前难以破解的三大主要矛盾形态，矛盾的结果是主流社会的分化。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以及形形色色的公投现象背后，都反映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大选中的桑德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高调地宣扬社会主义，这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其实代表了实业集团，他对以金融为主导的虚拟经济是持有怀疑的，因此他要发展实业、解决就业，“让美国再伟大”。多党民主体制的必要前提是拥有坚强的主流社会，失去这一前提将无法维持斗而不破。
其次是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大多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的上升、中产阶层的扩大以及教育的进一步普及都会提出新的政治要求。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交织在一起，必将挑战发展中国家本就非常脆弱的政治稳定。此外，网络世界中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传播很容易将人引向极端化，原本就极端的人物也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一种虚幻的鼓舞，借助网络工具挑战政治稳定将更为常见。
(九)两个普世价值之争——文明冲突
文明的冲突可以称为“诸神的战争”，它以利益为基础但又超越利益。这里的“诸神”是指各不同族群所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对象，一旦将信仰与冲突绑定，就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来加以调节。
未来十年，将出现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与非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之争，而且是在内部的文明冲突与外部的文明冲突中交织进行。内部的文明冲突会特别集中在欧洲，欧洲内部难民的聚集自然会引起欧洲主流社会的反弹，当他们以“神”的名义汇聚力量时，文明的冲突就无可避免了。美国也会有文明的冲突，但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做到可控。外部的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还有一个是印度与伊斯兰。此外，相对现实世界，虚拟的网络世界将是未来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主战场。两种普世价值之争在现实与虚拟的世界中互动，其影响将广泛地介入其他领域。
(十)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首先是未来思潮的分化会比过去十年更激烈，尤其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以及国家内部的主义之争。尤其是在经济长期呈现出一种低迷状态的地区或国家，思潮的分化将会演变成区域动荡的诱因。
其次是移民、难民问题进一步发酵。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因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移民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是移民在当地的融入难题。尽管难民相对移民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但某种程度上讲难民也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移民和难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在社会心理上通常会被定位为“他者”。在防御性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一旦出现社会问题，“他者”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宣泄对象或者代罪羔羊。例如德国，短时间内吸纳超百万的移民，已经成为德国内部不稳定的一大来源。[26]
再次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会依旧存在，他们甚至会采取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关注或者作为政治博弈的要价。
第四是气候变化问题。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会迫使人们更加关心气候变化议题，首要的努力方向将聚焦于减少碳排放。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整体而言更加严峻，但是粮食安全、资源供给等老问题会因技术进步、中国的介入而趋向改善，2015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治理问题标志着中国将主动介入全球治理议题。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及其对世界历史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未来十年间世界的总体性趋势，那就是：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升高。尽管战后制度设计的框架仍然在提供着巨大的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制度效用在发生递减。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特朗普美国的“美国优先”转向，要知道美国是战后秩序的核心设计者之一。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之后，“变局”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代表性的概念。与之相对，在特朗普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不确定性(uncertainty)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代表性概念。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一个走到某种历史转折关口的世界，“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自党的十八之后通过实践逐步探索对该问题的回答，并且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表述的升华，对中国向何处去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发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7]
这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也是引领未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指南。中国旨在追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7]无论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还是中国追求的目标，抑或是遍布海外的中国利益均表明：延续狭义的“韬光养晦”已经不足以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必须在战略上做出适时修正。事实上，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在行动上做出许多重大的改变。
第一，中国的自我定位由以往的地区大国转变为世界大国。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8]明确指出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定位。
第二，明确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9]
第三，构建起了层次清晰、多元立体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网中囊括了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再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关系以及“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等等。此外，还有同瑞士、以色列建立的功能型“创新”伙伴关系。
第四，提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一个是西进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另一个是东向为主的亚太自贸区战略。中国领导人放眼全球、东西兼顾，盘活了中国的整个外交，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积极提升中国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争取同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例如，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批准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这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SDR货币，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30]
第六，提出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新全球治理理念基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自身国情，其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发展为优先，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为前提，坚持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既是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也降低了中国外交可能面临抵触的战略风险。此外，近年来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组建八千人规模的维和部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等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的最新实践。
从现实的国际关系层面而言，中国的战略选择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实践，“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巨大的稳定性”。[31]然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具有极为深刻的、超越国际关系的世界历史意义。综合中国自身、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未来等不同维度，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少具备三大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的战略选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刺激—反应”式互动及其应对。新战略选择的背后，反映着中国领袖对“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关系的历史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进取式思考。它一改百多年来中国以“西方”为未来理想状态的潜在预设，⑤因此，在高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又增加了文化自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提出：“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32]在韦伯看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文明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于新教伦理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精神动力，这正是其他文明所未能具备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必定会质疑自己的这一论断。因为，无论是战前崛起的日本还是战后兴起的“亚洲四小龙”，再或者是今天的中国大陆、越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它们都处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内部。客观事实证明，以儒家文明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同样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看来，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33]汤因比在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预言，在未来由文化引领的世界里中国文明将成为新世界的主轴。
第二，中国的战略选择将开创人类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西方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无一不是建立在通过血腥殖民掠夺所获取的原始资本积累之上。在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北美的土著不断丧失其传统领地，非洲的黑人则被贩运至北美为奴，亚洲则沦为原料产地和产品的倾销市场。即便是号称以“自由”建国的美国，其对内、对外的历史中也充满了讽刺。对内，彻底否定奴隶制度的合法性也要到1862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此时距离莱克星顿的枪响已经过去了近九十年。对外，美国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得菲律宾作为殖民地，菲律宾人争取独立的斗争遭到了美国严厉的武装镇压，直至1946年才获得真正的独立。相比而言，作为向工业文明转型后发者的中国不仅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而且在经历长期的战乱后百废待兴。然而，新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通过集中自身所能掌控的有限资本以及外部借款，优先建立起以大型工业项目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对比英美与中国各自工业化道路所产生的外溢效应，英美除了带给被殖民国家有限的科学与技术外，也给它们带去了疾病、劫掠、杀戮和奴役。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带给世界的则是平均每年30%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欠发达的非洲地区国家的全方位援助。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医疗卫生服务再到人才培养教育，这些援助能够帮助发展落后的非洲有效提升自我独立发展的能力。此外，相比英国千万级人口的工业文明、美国亿级人口的工业文明，今天的中国正在引领十亿级人口规模的工业文明。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除印度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引领十亿级人口规模工业化的可能。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书写人类工业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史诗。
第三，中国的战略选择修正了人类自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自我力量的膨胀，将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能够得以不断生存、进化的基础性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迟至20世纪，因多起重大生态灾难事件的发生，才引发人们去反思工业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整体，它并不因国界的划设而割裂。例如咸海，苏联解体后咸海周边的中亚国家都以各自的利益为中心，不能够从维护生态整体的高度出发，如今的咸海相比1960年已经衰退了90%以上。在生态学家眼中，咸海的消失已是一个时间问题，现代版“楼兰古国”的故事将在我们眼前重现。就环境问题而言，以往基于纯粹自我中心视野的国家利益考量，从理论到实践均表明其不符合系统科学的认识规律。生态破坏对人类的报复过程虽然缓慢，但当其累积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系统效应却影响深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4]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实践源远流长，相传在三代时期大禹就制定了“禹禁”，在春天禁止砍伐树木、在夏天禁止用细网捕鱼。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证明，战国时期的秦国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法”——《田律》。中国不仅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行动纲领，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向全球发出了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倡议。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与当代人类对工业社会的反思在新时代形成了共鸣。
一言以蔽之，在历史自觉引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5]
尽管未来世界的形势复杂多变，新的挑战会不断地浮现，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之中。强大的工业能力与自我纠错能力保证，除了中国自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外部的力量能够击败中国。因此，中国要强化战略思维运用、保持战略定力，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审慎决断、未雨绸缪。从全球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力逐渐趋近，但十年之内很难超过美国，这使得处理两国关系比以前会更困难。从地区角度看，美、日、印、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针对中国的四国联动，这需要我们想办法加以化解。从中国自身看，我们的人、财、物已经广泛地走出去，而且会越来越多，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当前，我们海外利益保护的手段远落后于海外利益的扩展。整个外交的站位需要更高，准备好更多元化、立体化、具体化的可执行方案。当然，我们必须要绝对保持警醒的是：中国积极的战略行动应当在不超越战略保守主义的框架下，控制好实践节奏、坚定而温和地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避免因好大喜功而造成战略冒进，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对任何敢于侵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做出果断、坚决的回击甚至是进攻。例如，针对任何支持台独分子策动“台独”的行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十九大报告为如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绘就蓝图，接下来当本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①“斗争”早期以“救亡”的形态存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由“救亡”的形态转变为“阶级斗争”的形态。
②美国早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探讨“中国崛起”问题，认为这将是未来世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之后，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必然性事件，讨论的焦点转向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对所谓自由世界秩序的威胁。参见：Nichoals D.Kritof.The rise of China[J].Foreign Affairs,Vol.72 No.5,1993,p.59-74;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J].Foreign Affairs,Vol.76,1997,p.18-32; Chir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t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2006,p.7-41；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J].Foreign Affairs,Vol.87,2008,p.23-37；David C.Gompert,Astrid Stuth Cevallos,Cristina L.Garafola.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M].the RAND Corporation,Snata Monica,Calif,2016; 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R].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March 2015.
③邓小平1990年12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2年4月又指出：“我们要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46.
④2017年三月份，在印度五个省帮的地方选举中，由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尤其是在人口超过2亿的北方邦议会选举中获得3/4的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废钞”不仅没有影响到莫迪的选情，反而增加了在2019年大选赢得连任的可能性。
⑤从中山先生开创民国始，中国就以“西方”为未来的理想状态。但是，这中间有一段时间中国一度以苏联为未来理想状态。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解体，“西方”又重新成为中国未来理想状态的潜在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