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暴发并迅速传播，给世界造成巨大冲击。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其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陆续将其定性为史上罕见的公共危机。截至2020年4月2日北京时间0时，全球累计感染人数突破9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4.5万，整体趋势仍在迅速恶化。尽管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欧洲疫情拐点还未出现，美国也正处于暴发期，同时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也开始出现疫病快速流行情况，有预计最终全球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全球将遭遇超乎想象的社会经济挑战。
作为一场典型的外部冲击，疫情的全球扩散短期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剧烈冲击，全球资本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剧烈动荡。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10天内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连带十几个国家的股市或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面对市场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美联储（FRB，下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措施。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政府签署通过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后发表声明，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主要国家间日趋严厉的边境封锁措施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造成国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的“骤停”。目前，受疫情严重影响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影响的供应链占全球的90%，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中心——供给中心中日韩、需求中心欧美和能源中心中东均遭受严重冲击。基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各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1月8日疫情尚未全球扩散时，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5%，理由是贸易和投资的复苏慢于预期，债务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仍对经济增长构成风险；3月9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使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5%以下；3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FMC）紧急视频会议，表示全球卫生流行病已经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伴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2020年全球产出将严重收缩。摩根大通银行的近期预测显示，202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将陷入经济衰退。大部分学者、机构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事实，担心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萎缩。
关于这场疫病的扩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情况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影响金融系统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二次打击，最糟糕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本次疫情的暴发速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但目前断言世界会再次陷入经济大萧条还为时尚早。从影响上看，虽然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更多是由于外生冲击而非金融系统自身问题所致，各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也与20世纪有很大区别。只要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措施得当，虽然经济衰退无法避免，然而不可能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在人类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学家任何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都不应绝对化。目前，人们多用“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来描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或者说在缓慢衰退过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减少贸易量，主要是增加贸易成本或者出现更多的贸易转移，但此次疫情却导致大规模的交易中断；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正当主要大国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导致全球化分裂的过程中，疫情冲击很有可能使得全球化市场出现碎片化发展的趋势。［1］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中国在此过程中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畅销书《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或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一样历史分期的起点，即B.C.（Before Corona）与A.C.（After Corona）。［2］这种表述反映了人们对疫情影响的忧虑。本文将从世界经济增速、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讨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任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都必须基于全球疫情扩散与防控的情况来进行。疫情扩散与防控拖延的越久，其对世界增长的危害就越严重。参考各个国际组织不断修正的预测，基于疫情的全球扩散与防控情况，可以将世界经济增速的判断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全球疫情扩散在第二季度被控制住，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在1%~2%之间，而且被阻碍或压制的需求会使得经济出现一波爆发式反弹；二是如果全球疫情的控制拖延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1%以下，甚至为零增长、负增长，但2021年经济反弹的可能性仍会存在；三是如果疫情扩散跨年度甚至更长时间，一场经济衰退无法避免，至于能否进入全球性大萧条，需视具体条件而定。总体上看，现阶段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主要国家之间越来越严格的隔离措施严重打击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不仅是需求方不能及时复工、复产，供给方即便生产出产品也不得不堆放在仓库里或码头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扩大到今天的约70%。因此，如果疫情继续扩散下去的话，全球产业链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
第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由于现阶段疫情扩散严重的国家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的货物进口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30%1，因疫情扩散与防控导致的需求锐减无疑会严重损害世界贸易的发展，近期全球范围内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均预示着国际贸易将出现严重萎缩：一是既有订单的“退单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二是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禁止粮食出口2，由此很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发生改变，近期股票、石油、黄金等几乎所有资本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而美元却在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只关注流动性而非价值，是比较典型的危机时期的心理特征。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以及本币汇率贬值。类似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规模在短期内急剧变化与波动，极易造成1997~1998年那样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金融危机的重演。
第四，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的隐患有可能不断显现。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严重，按照疫情的发展势头未来这些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应对缓慢。疫情发生后先是欧美主要国家旁观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疫情的发展，2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竟然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扩散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后，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关于疫情起源等问题的争吵日益加剧，让世人对因经贸摩擦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充满忧虑。面临疫情扩散及其导致的经济停摆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统一面对、共同协调的情况迟迟未能出现。直至3月26日G20首脑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并达成共识，与会各国强调应该采取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并承诺“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大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全球疫情无论何时结束，都将会对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1. FRB实施超级QE的原因与影响
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为当今“美元体系”的核心或全球意义上的中央银行2，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世界意义；此次FRB无底线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在迄今为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FRB采取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举措挽救市场。从2月19日开始，美股累计暴跌近20%。期间，3月3日FRB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至1.00%~1.25%；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股继续下跌。面对股票市场因疫情扩散导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场恐慌情绪；3月15日FRB再度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QE计划，其中购买国债至少5000亿美元，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MBS）至少2000亿美元；3月17日，FRB启动多种短期流动性供给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这期间，3月9日至18日美股连续触发四次熔断机制；33月23日，FRB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开放式资产购买，并将建立新的计划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流动，该计划将共同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同时，来自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300亿美元将为该计划提供支持。4此外，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几乎是2009年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8310亿美元的3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毫无底线，放手宽松；二是救市与经济刺激并举；三是其货币政策的财政补贴味道颇浓，实际上是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FRB动作如此之大，当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冲击下提振市场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及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整体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得到较好的修复，而美国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则扩张迅速。因而，FRB所面对的市场流动性危机不是2008年那种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仅就金融市场表现来看，不仅市场隔夜回购利率（Overnight Repo Rates）走势并未发生2008年那样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购力度加大而出现下降，而且三个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 Spread）也远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说明银行间的借贷意愿并未发生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证据不足；同时，近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利差却急剧上升并已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表明目前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比较悲观。
第二，本轮长达11年的股票市场普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基本面良好所致，而是在较长时期低通胀条件下政府、企业及居民消费部门低成本融资，尤其是通过大量的杠杆融资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在此过程中，3月6日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关于原油限产的谈判破裂导致国际油价狂跌，致使生产成本高达每桶40美元以上、用高杠杆推动起来的页岩油企业的高负债链条（目前负债本息高达9300亿美元）难以承受，由于石油不仅是能源产品，同时也是金融产品，资本市场对页岩油企业债券违约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忧虑急升。另一方面，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抬高每股盈利（EPS）进而增加分红，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据统计，过去15年间，美国上市公司EPS年复合增速为11%，而企业利润复合增速为8%，表明在目前美股EPS增长当中公司回购股票的虚增贡献高达30%。1而且整体上看，过去10年虽然美股涨幅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点3倍，但美国制造业产出水平仅比2007年底低2%，工业总产出在过去12年里总共才提升4%；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经营者与股东利益的高度一致，使得美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大幅下降，企业研发支出占现金比重仅为11%，远低于用于股票回购所占的27%。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本轮扩张的基础脆弱，经不起任何较大风险的冲击。一旦市场出现转向下行的动能或压力加大，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面临巨大赎回压力，结果一定是流动性短缺。
第三，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服务业经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就业比重高，遭遇危机时极易产生大规模失业；二是相对而言收入以现金为主，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债权债务就会出现快速收缩，影响到大批供货商的财务指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达328.3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0万人的失业，比2009年3月创造的66.5万人的历史记录高出近5倍。
总体而言，尽管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伴随着清除有毒资产，目前看似比较稳健，但企业层面的债务增长过快，其资产负债表比较脆弱。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4%2，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随着消费下降、产业链中断等导致债务违约，将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形成“企业财务问题——债务违约——金融机构风险”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伴随着资本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行情，已导致“牛熊通杀”的量化基金的业绩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资巨头文艺复兴（Renaissance Technologies）、Two Sigm和德卲（De Shaw）均出现严重亏损。业界表示，在如此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多空都很难做，预计今年量化投资基金亏损将达14%。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FRB加大QE力度的根本原因。此番操作中，它绕过商业银行直接购买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很大程度上并非为绕开“沃尔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恰恰是为了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以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针对FRB的超级QE，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近乎对立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FRB出手及时，对挽救因疫情冲击而备受打击的市场信心意义重大，3月26日FRB主席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NBC Today）节目采访时表示，FRB仍有政策空间，借贷方面的弹药还没有用尽；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此次金融动荡与2008年时大为不同，个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债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负债表恶化的主要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企业，因而FRB如此大力度操作是用传统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拯救股市，无异于“用治疗感冒的药来治拉肚子”。6实际上，针对疫情冲击导致的股市暴跌，FRB的紧急救助无疑是必要的，起码起到了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相较于1929~1933年大危机时FRB的毫无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出手及时且功效显著，此后数年它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充分的理论准备，此次超级QE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经验与理论的应用。然而，FRB的此番操作无疑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FRB的资产负债表将急剧膨胀。在自3月18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FRB已经购买了5870亿美元的债券，经过此番超级QE，FRB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扩张到5.2万亿美元，未来一两个月内如果FRB进一步购买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很可能在6月前扩张至7万亿美元，预计所有救市行动过后其资产负债表可能飙升至近10万亿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选项依然很多，轻易不会实施负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曾经推出过许多政策工具，如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资产购买计划（CPP）、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MMIFF）以及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TALF）机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启用，并创设了类似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来FRB有可能参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购买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业债券等，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实施负利率，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日本等央行已经是负利率，更主要的是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利。
最后，FRB的超级QE一定会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此次美国推行的超级QE引发的两个问题更值得思考：一是本轮QE何时退出？2008年后FRB用了5年时间退出，考虑到疫情冲击的各种可能影响，恐怕此次“退出”需要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将更加脱离，实体经济将更加趋向虚拟化发展，美国业已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将更加稳固；相应地，其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也将更为严重，并对国际资本流动、产业链布局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此轮超级QE对“美元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换言之，疫情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这将是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度过流动性危机，FRB的超级QE政策客观上完全符合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即只要政府有信用，完全可以靠发债来支撑经济运行且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如此，必将导致全球美元泛滥，带来各种资产价格的上升或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得持有美国国债的主权国家遭受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很可能快速进入一个贬值周期，进而抬高其他货币汇率，或引发剧烈的汇率波动。但问题仍然在于，无论从各国综合实力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等角度看，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单独取代美元的地位。这种矛盾将会在疫情期间及其过后更加快速地得到积累，因而货币体系碎片化发展的进程很可能有所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将得到更为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尤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时隔20年之后再度开展合作，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深化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本次疫情对于各国而言，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则是非周期性的突发外在冲击。总体而言，疫情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典型的外生变量。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响的判断不应再以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总体来看，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外围”结构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创的地理空间革命走到了尽头。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全球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的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可开拓的新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通过经济金融化发展开辟了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并获取了该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单一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转向了与“电子—金融经济空间”相交织的立体结构。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随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双重“中心—外围”结构：一重是高度金融化发展的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导致剧烈的社会政治危机；另一重则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化。在上述两个方面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不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的。相应地，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走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金融化处理问题，通过印钞、货币放水的方法借新债换旧债，经济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诸如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大体上是通过货币放水“救市”来延缓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只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动力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2011年及2017年除外）。这是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棵稻草，甚至重创世界经济的原因。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政策空间基本耗尽，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复苏之后，疫情冲击很可能使其走上一个较长周期的衰退。
第二，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高标准的新贸易规则的谈判等等，表明世界经济第一、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发生了严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产业链出现脱节或者中断的动向，“去中国化”进程日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各国相互间封锁边境、中断人员交往等行动，使得二战以来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扩散不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被“硬脱钩”，就连抗疫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医疗器械等的生产与供应也出现中断，无法满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各国相互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以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脆弱性。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应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在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后，G7、G20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行动迟缓，传统的协调机能几乎失灵，直至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在此次G20特别峰会召开前，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全球20位顶尖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疫情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两次人为灾难和大萧条之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以及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大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并积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立场。2然而，美国却担忧中国借疫情之际通过对外医疗、经济等援助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员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如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变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广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至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入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二，经济政策的目标与重心面临重大调整。目前，全国经济工作重心正在从抗击疫情转到“保增长”“稳就业”，但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界关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阶段，而对因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恶化造成的反向冲击即萧条或危机阶段重视不足；二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此次疫情虽然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同强调“增长速度”或“保增长”相比，“稳就业”的形势与需求更加重要。这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需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变为更进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业。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第四，如何处理好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该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但总体而言目前尤为迫切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如何增强国际信任或者说互信？这不仅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也是涉及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国际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样去“说”，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做”；中国应在认真总结自身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其他国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认识到各国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国情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否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或过度反应。二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不能将中美关系简单地看作“你输我赢”的二元选择，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重大问题。三是如何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这不仅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国际舞台的集体行动逻辑平等地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双边约束平衡的问题。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提升中国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功利主义目的去开展对外援助，而且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地慎重实施，一方面应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疫情发生后对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
2020年1~3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巨大冲击：第一轮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急剧缩减；第二轮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批取消的状况，不仅复工、复产面临巨大压力，本年度出口也将面临重大挑战，总体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均不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思考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时首先应立足于两个视角：一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可能长度与程度，二是世界经济可能遭受冲击的长度与程度。目前，国内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这两轮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尚处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救灾和救市的阶段，后面第二阶段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复工和复产，然而倘若疫情扩散长期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第三个阶段即反危机阶段。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对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扩散时间过长，导致全球需求极大萎缩，就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反向冲击，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输入”“二次复发”等风险，必须对第三阶段的冲击做好思想与政策上的足够准备。如果第一阶段用于救灾的政策支出发力过猛，这种没有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过早地耗尽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空间。而且，前两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各国独立实施，后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因此，中国必须以更为深重的危机意识、更长远的底线思维和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着眼于疫情冲击的三个阶段予以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 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至“保就业”。如何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经济政策上并无固定的良药，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面对如此猛烈的疫情冲击以及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失业率急升1，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再应该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保增长”意味着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就业”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企业减免税费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产状态的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更多财政支持，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业、贫困状态的人群予以补贴、救助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疫情冲击的第一、第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2，以货币政策为辅，鉴于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比较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状态，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不宜采取欧美国家那般激进的宽松政策1，进而为有可能出现的第三阶段留有宽裕的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倒闭与竞争性倒闭不同，后者会有大批新兴企业崛起、加入竞争过程，而前者倒闭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确保对就业具有巨大贡献率的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是“保就业”政策的核心之一。为此，应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国进民退”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 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一，消费拉动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是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然而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巨大，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是必然之举。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曾对投资着墨甚多，但仅仅一个月后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则更加侧重消费，寄期望于内需拉动的信息强烈。今后，投资的重心也不应再是确保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应该是传统基础设施甚至仅仅是5G等现代通信设施建设，而是应关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设。通过超大城市群的建设，不仅发挥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3，即通过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张内需。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实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努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中美关系，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国应利用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努力降低双方“贸易战”的规模与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抛售美国国债、主动与美国“脱钩”的行为。其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开展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合作，并将其纳入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当中，尽力发挥G20的集体行动逻辑，争取与美国进行更多的集体博弈。最后，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及其风险，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化的碎片化发展将促使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在产业链、货币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积极探讨加入现今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机制，为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协调建立牢固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