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消费疲软以及部分群体消费降级的担忧。进入2019，面对依然严峻的下行压力，如何通过支持消费稳定中国经济，已成为政策决策眼前紧要课题。近期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旨在短期内提振消费。然而，类似于2008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推出的激励消费措施，且同样提到的支持农村消费、重点支持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措施公布后，市场反应平平。本轮刺激消费政策是否对症下药？未来提振中国消费的关键在哪里？
与2008年刺激消费的措施相比，本轮支持消费《实施方案》提到的措施中，农村消费仍是重点，提及了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潜力、建设消费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此同时，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较大的商品，包括汽车、家电等耐用品亦有明确的支持要求。
那么为何支持消费方案涉及范围广泛，但市场反应平平？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在于本次支持消费的财力受限、刺激消费的边际效应递减、以及前期刺激政策存在套利空间与道德风险三大因素。
第一，中央财政预算支持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消费补贴
2007-2013年的家电、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力度较大，补贴方案具体，中央财政支持力度明显。根据梳理不难发现，2007-2013年“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的多项配套政策均明确了补贴的产品范围和金额，补贴力度较大，且中央财政资金占80%以上。例如，2009年8月财政部表示,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资金至少在75亿元以上；中央财政2009年追加70亿元预算补贴此活动,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0亿元, 家电“以旧换新”20亿元。
与之相比，本次支持消费的政策，中央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且未明确财政补贴力度。《实施方案》全文仅一处提到中央财政支持，即对“淘汰更新老旧柴油货车，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成效显著的地方，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持”，其余诸如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扶贫农产品销售、绿色和智能家电销售消费的政策，中央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且未明确财政补贴力度。《实施方案》全文仅一处提到中央财政支持，即对“淘汰更新老旧柴油货车，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成效显著的地方，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持”，其余诸如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扶贫农产品销售、绿色和智能家电销售、家电以旧换新、高清电视等方面的补贴，均须依靠地方财政；且地方补贴非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可视情况自行决定，力度不明确。
究其原因，或与本轮稳增长政策中，“宽财政”面临减税降费、基建补短板等多重目标，中央财政预算有限相关。受减税措施影响，2018年四季度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已降至负值。
第二，短期行政刺激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
过往对于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的刺激政策，主要采用财政补贴、购置税减免等行政手段，属于短期需求管理措施，往往能在政策落地后即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提前透支了部分消费空间。以汽车为例，2009年、2015年分别两次下调购置税，“对1.6L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按5%征收”，购置税减半，政策落地后均能见到乘用车月度销量增速的短期回升；尤其在2009-2010年，财政补贴配合购置税减免，使乘用车销量月度增速由2009年1月-7.8%迅速回升至2010年1月的115.5%，效果显著。而在刺激政策退出后相关消费均出现下滑；在2012年、2014年家电补贴主要政策退出之际，家电产品零售额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而2010年、2017年购置税优惠力度减弱时，乘用车销量增速也应声下滑。
此外，长期影响而言，上轮“家电下乡”等刺激政策存在提前透支需求的问题，在基数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当前新增家电拥有量较为困难。就家电而言，截至2017年末，中国农村百户保有量中，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分别为120、91.7、52.6、86.3台，较2007年分别提升了25.6、65.6、44.1、40.4台，除空调之外其他三项均已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本轮家电刺激政策和之前相比，并不包括家电下乡，而主要是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的以旧换新、节能惠民政策，更注重结构化的消费升级；而政策刺激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更新的边际影响力度是减弱的。
第三，财政补贴等手段亦有政策套利空间
过去几年，虽然财政补贴、降低购置税等行政刺激手段短期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本身也存在经济上的效率损失，骗补等道德风险上升、抬升了政策成本。2014年审计署曾发布公告称，在推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补贴政策的过程中，企业存在的骗补现象严重，其中不乏行业龙头，可谓拿补贴“上瘾”；近几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也存在同样问题，2016年1月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联手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进行大范围核查，并于9月公布了5家骗补车企名单，合计骗补金额10亿元以上。
二，刺激消费关键在减税降费
虽然支持消费短期刺激措施效果降低，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中国消费潜力仍然巨大。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然高于GDP增速，高品质消费需求呈现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之间，消费差距与不平衡的现象仍然突出，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消费升级均存在强烈的需求与愿望，特别是农村消费基数较低，如果能够协调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财富，进一步提振消费的前景十分广阔。此外，考虑到上一轮消费刺激政策退出已有6-7年，由其带动销售的家电等耐用品已到更换周期，未来更新换代的需求仍然旺盛。那么，未来支持消费的政策重点何在？
在笔者看来，去年消费疲软主要受到收入下滑、消费信贷收缩、财富效应缩水等多重负面因素驱动；其中，居民长期收入增速放缓和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对可选消费部分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是当前消费升级的主要阻碍。例如，12月社零数据显示，食品、粮油、日用品等必选消费品类零售额增速较11月有所上升，而可选消费的多数品类增速均保持下滑态势。此外，京东大消费指数也支持当前必选消费与可选消费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手机、电脑等可选消费品类近一年来整体呈趋势性下降，而食品饮料等必选消费品类则整体相对平稳，且2018年3月以来增速维持在20%以上。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提振消费的重点仍应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是关键。
首先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措施已经落地，但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缴纳人群基数较低，提升起征点等措施能够惠及的人数有限，大多数居民并未享受到减税福利。考虑到降低五险一金费率有一定空间，应尽快推动费率降低的相关措施落地，以扩大减税降费的惠及范围，提升居民中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二是在企业端，加大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当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也有担忧未来收入稳定性，增加预防性储蓄的考虑。在笔者看来，尽快落地企业减负，更大规模的降低增值税，大度下调社保缴费等各种费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定向调控政策，以及大规模用国资存量充实社保基金等措施对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十分关键。
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群体财富收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笔者看来，提振农村消费，除了加速完善基础设施以外，最关键在于考虑农民的财富收入增收问题；2019年加快农村土地改革落地，通过农村“三块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农村消费，亦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