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方面，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军事上的盟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保障或者管理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是双边的贸易协定或者条约。美国也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墨西哥）签有贸易协定或者条约。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正在与欧盟和日本等谈新的贸易协定。与这些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同，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却与美国之间并没有正式的贸易协定贸易条约。2017-2018年，特朗普政府要求修改1992年签署、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贸协定》（NAFTA）。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重压之下不得不同意，2018年与美国一起签署了《美墨加协定》（USMCA）。中美之间没有《贸易协定》却有着巨大的贸易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基础之一的贸易并没有获得国际法治（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或者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中美两国曾试谈《双边投资条约》（BIT）。在没有《贸易协定》的情况下谈判BIT本身就是奇怪的。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没有听说中美继续BIT谈判，却在2018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经济的“贸易战”（尽管这个“贸易战”是雷声大雨点小）。
表面上，目前中美在通过达成某种协议缓解甚至结束“贸易战”。不过，我们要问，这样的协议是中美之间好不容易才有的管理整个贸易包括投资的协定，还是仅仅是就事论事解决一些美国方面这次“控诉”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以及结构问题？
2019年1月10日，王岐山副主席“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上的致辞指出：“建交时，中美双边贸易不足25亿美元，相互投资几乎为零；2017年，双边贸易超过5800亿美元，各类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此巨大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2018）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即中国发展或者中国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是可持续的，是因为中国在与美国建交后即谋求恢复或者加入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制度），这一加入在2001年达到高潮：中国加入WTO（“入关”）。中国本来是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国。在WTO取代GATT前，中国的谈判地位是恢复在GATT的席位（“复关”）。
尽管中美之间并无贸易协定，但是，中国加入代表现存的国际秩序的国际经济组织，为中美经济关系提供了国际制度或者全球治理的保障。
人们常用地质地理突变之如山如岭之“崛起”（the rise）来形容快速的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增长）带来了中国在国际体系或者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或者作用的上升。“崛起”意味着变化之快、变化之复杂性，意味着大多数的或者主导性的预测并没有料到这一情况，而别的国家对这一变化的有效的系统的反应或者回应尚未形成。所以，“崛起”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是重大问题。“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话语，且得到了持续不断地研究。
中美贸易等关系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不断膨胀，我把其叫做“中美相互依存的崛起”。这种情况就是中国方面一再说的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相互依存的崛起尚未获得有效的治理（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new China-US relations）。
我在上周的专栏文章指出，治理中美关系的首要工作是面对中美关系的基础之危，寻求中美关系的新基础，以及重建或者更新中美关系的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基础之定，中美关系可能会失去基础，而失去基础的中美关系未必是随波逐流回到两国不相往来的状态，而是可能意味着许多人民不希望的更大冲突，甚至战争。
中美和平的基础之一是共享的国际体系和共存的国际秩序，而如今，美国对待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中美之间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一大战场是WTO，中美在WTO和围绕WTO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反映的正是中美两国对待现存世界秩序的立场和政策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中国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发表了关于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关系的《白皮书》（本来，中国应该在2001年加入WTO后之后就应该年度地发表这类白皮书）。这一《白皮书》指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工作，为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
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中国与欧盟“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双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承诺遵守现行世贸规则。双方还承诺就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合作，以迎接新挑战，并为此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
2018年11月22日，中国、欧盟、印度等成员向WTO提交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联合提案。2018年12月12日，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数十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WTO总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尽快启动WTO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成员遴选程序。中方提出了“对世贸组织的改革中方提出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
在中国等通过支持WTO及其改革而“捍卫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美国政府却站在了多边自贸体制的对立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阻止任命WTO上诉机构新法官。2018年11月22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例会上，墨西哥代表71个成员再次提出倡议，建立上诉机构新法官甄选委员会。但这一倡议再次被美国以目前机制未能解决系统性关切等理由否决。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内阁成员甚至多次威胁，美国退出WTO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如果中国真的坚持“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在治理世界经济问题中的中心性，特朗普政府对待WTO的态度与政策反而为中国在维护WTO代表的现存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贸易治理上可能提供了重大机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国可能不仅向美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国，做出在一段时间内将关税降至零的重大承诺。这将是中国捍卫全球自由贸易、遏制保护主义趋势的一个几乎不可抗拒的机遇。”
最近有多位学者和智库（如由著名学者王辉耀领导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建议中国加入美国退出的但日本等11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中。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建议。
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有日本和印度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早日达成协议。
总的看，中国需要三管齐下治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第一，通过有效的WTO改革挽救WTO，为美国留在WTO和美国走出WTO做两手准备；第二，如果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得到缓解，应该抓住机会，启动中美《贸易协定》谈判。第三，要积极参与高质量的、代表全球化4.0和未来全球贸易治理的区域性贸易协定。转变对原TPP、现CPTPP的态度和政策是一个关键。有关中国参加CPTPP我将另文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