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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升华:主动歇业与转型重生

自2016年7月财新PMI回到50.0的上方以来,至今仅有1个月份回落到50.0下方。但2018年后,这一被市场认为反映经济运行信心重要观察指标的数据,就持续下滑,9月为50.0,最新10月数据未50.1,表明对市场最敏感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难言乐观。市场普遍认为,官方PMI因样本包含较多大型企业,故而受政策影响比较直接,对市场灵敏度不如财新PMI。

中国并不存在中小企业关停潮

不过市场人士,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士和普通社会公众,对经济的感受,更多地是来自于自身的观察和体验。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却会对人的经济感受和观察认知,产生潜在影响。就经济市场间的关系而言,笔者一直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市场的运行是背离的——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就进入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经济增速在下台阶后维持平稳;但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2018年却持续低迷,这直接反过来影响了市场经济前景的预期!正如经济“增速换挡”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一样,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也会带来一段较长时期的低迷。

对中国经济前景担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担忧。社会似乎突然观察到,近2年关停并转的中小企业增多不少。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增多,当然意味着企业经营困难和经济环境变差。从数据看,全国中小企业单位数下降最快的时期是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个口径指标(小型企业单位数和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单位数)当年都减少了约1/3,可以说是经历了大面积的企业关停潮。从时间进程上看,2011年的中国中小企业关停潮,正好是中国经济经历了2008-2010年的危机冲击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危机前的14上方,快速回落到近9位置。经济的周期性回落,自然带来了中小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危机期间和周期底部,政策上的扩张,如货币“放水”,在“流向质量”的规律作用下,中小企业得到的政策帮助通常较小,因而关停潮是普遍现象,各国莫不如是。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看,2012-2014年,中小企业单位数逐步回升,2015年后进入平稳运行期;中国中小企业单位数的这种变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是一致的。

然而近期中小企业的关停增多现象,更多地却是公众的“感受”而已!由于经济增速下台阶带来的心理惯性落差,尽管经济在新周期中平稳运行,公众心理还是感受经济偏差!尤其是对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变动,市场感受和理智分析间,存在有较大差距。笔者通过对当地某大报中缝企业注销公告的持续观察,强烈感受到当前企业关停的“特征”——结构性!每期10家上下的或注销、或清算的企业关停公告中,生产性企业顶多1家,基本上没有,其余均为咨询公司、投资公司、贸易公司等一般服务类型企业,因受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商业形态等因素的冲击,这类传统企业中很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实际上也已难有生存空间;在经济转型的平稳时期,显然更难生存,因而大都选择了主动歇业。劳动力成本上涨、产业转移带来的生态改变等,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则是生产型中小企业选择主动歇业的主要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对个体而言,都是经营困难、运转不下去,而从宏观角度,则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禀赋优势变化和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民营救助新政和风险显性化

高层喊话民营经济政策环境不变,市场似乎并不领情。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不仅是空喊口号,实际行动也不少。但是,还是由于市场低迷带来的认识“扭曲”,以及对新政策工具的理解差异,使得社会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认识,还有待“纠偏”!

股市向成熟转型也带来了对市场运行的错误悲观预期。在经济增长平稳和企业效益改善的宏观环境下,市场成熟过程中的J形调整(即过度调整)规律,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叠加经济转型期的变化,基于纯粹心理变化而带有“悲观”有色眼镜的各类投资者,将转型期的特征当作了未来发展的疑虑。 对市场型救助政策的不理解,造成了对民营经济政策的忧虑。中国民营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碰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虽然这种情况当前已大为减少,但仍有不少存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要更多地采用市场的形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同时这也意味着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支持。这意味着新时期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更多的采用了市场中介的形式——政府引导、带头、出资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扶持基金、经济组织,甚至号召、要求国有企业参与救助民营企业。这类通过带有国有性质平台(企业、产业基金、产品等)救助民营经济的新型市场化形式,竟被部分人士解读为对民营企业的收购。按这样的逻辑,西方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私人机构的股权收购式救助,那更是趁火打劫式的国有化!

风险显性化使得市场扩大了金融风险的真实压力。自中国经济2013年进入“底部徘徊”阶段以来,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日益显性化。中国经济在之前当然并非没有风险,2013年后风险关注度的上升,尤其是民营企业信用违约风险的上升,只不过是风险显性化而已。经济风险的显性化,也是经济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如随着人生命延长和医疗水平提高,癌症发现率会提高一样,现代人需要与癌共存。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与风险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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