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存在的众多分歧中，关于一个中国问题的分歧是根本分歧，其他分歧均由该分歧所派生和延伸而来。该分歧直接影响到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影响到未来的国家统一大业。为此，有必要梳理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所做的各种论述，探明两岸在该问题的哪些部分有交集，哪些部分没有交集；哪些部分过去有交集，现在仍有或者没有了交集；哪些部分过去没有交集，现在却有了交集。在此基础上，探讨化解双方分歧的思路和办法。
一、大陆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其演变
纵观大陆近七十年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其根本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文字表述前后有所调整。
（一）20世纪50至90年代初的一个中国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仅有一种表述，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表述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大陆提出的目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1950年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挠大陆军队解放台湾。美国为了给自己入侵台湾海峡提供合法性依据，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为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
1956年6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针对美国在国际社会搞“两个中国”时指出，有些人“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管这个阴谋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绝不容许这个阴谋得逞。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主席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是年10月25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两岸在外交领域激烈斗争的重要时期，其中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始终是斗争的焦点。美国先是竭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后来随着两岸“外交”实力的消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阻挠，而是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方案，即在不得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继续拥有席位的前提下，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鼓动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联合国里弥漫着浓厚的“两个中国”气氛。对此，大陆方面反复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双重代表权”方案最终因两岸的一致反对而破产。以上史实表明，大陆方面当时对“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反复强调，主要是针对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一个中国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开始解除“党禁”、“报禁”，开启了民主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台湾民主化的逐步推进，民进党政治诉求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即由早期的“民主诉求”转移到了“主权诉求”。至1991年时，民进党出台了第一个关于“台独”的纲领性文件——“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李登辉也开始推动“台独”活动，使得一个中国原则在岛内受到严峻挑战。针对岛内日益猖獗的“台独”活动，大陆官方不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尽管“一中”原则于1992年由两会暂且达成共识，并促成了1993年的“汪辜会谈”，但两岸仍为“一中”问题争论不休。1993年9月1日大陆方面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该白皮书对“一中”政策的表述在台湾遭到了强烈的排斥和抵制。此后，“一中”政策在台湾逐渐被污名化，不仅将它视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义词，而且将大陆的这一立场视为刻意矮化台湾的策略。为了避免因“一中”内涵之争而影响两岸和谈的进程，大陆方面针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台湾当局背离一个中国政策、公开从事“台独”活动的情况，开始对“一中”原则的表述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具体参见下表：
上述回顾表明，大陆方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始终没有任何变化，但对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却有一个策略性调整的过程，其中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重要分水岭。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中国统一，分歧在于何者代表中国行使主权、何者主导中国统一的问题。因此两岸互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均在国际社会秉持“汉贼不两立”的“零和”政策。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李登辉当局开始背离一个中国政策，并大力推动“台独”分裂活动。随着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出现的新变化，大陆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所针对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由早期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主要反对“台湾地位未定”、“双重代表权”、“双重承认”等企图和行径），变化为主要针对来自岛内的“台独”分裂活动（主要反对岛内的“台湾独立”、“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国两府”、“分裂分治”、“平行外交”等企图和行径）。
基于以上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开始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进行策略性调整，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旨在给台湾在一个中国框架内预留出必要的政治空间；同时，为了有力地遏制“台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大陆对一个中国内涵的表述开始向“反独”方向做出调整，着重强调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同时在两岸之间的场合不再刻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变化，使大陆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出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一个中国意涵开始日趋抽象和模糊。为了避免让台湾方面将一个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只强调“一中”原则，而不对“一中”涵义作具体解释，即使提到一个中国必须与其意涵有所关联，大陆对这个意涵的解释也力求抽象与模糊。其二，一个中国意涵出现内外有别的两个版本，即在国际场合将“一中原则”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为“一中”表述的国际版本；而在两岸之间则将“一中原则”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此为“一中”表述的两岸版本。
在这个过程中，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总体精神和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可为我们把握大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要义提供基础。概括起来，一个中国政策的要义包括以下五点：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②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两岸尚未统一只是暂时现象，未来两岸必将实现统一；④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内涵。仅仅是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势，不同时期的论述有不同侧重而已，甚至在某一时期回避谈及某一具体内涵，但那是策略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大陆对这些内涵的更改或放弃。
（一）两蒋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守
20世纪50至80年代末的两蒋时期，台湾当局出于不甘失败、妄图“光复大陆”的目的，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5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台海问题曾提出过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划峡而治”方案，建议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切断与大陆的连结。但蒋介石认为，金门为台湾门户，放弃金马，台湾本岛将朝夕不保，并且蒋介石也反对这种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大陆方面从两岸统一的长远考虑，对国民党守军采取“打而不攻”策略，两岸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保持着默契，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炮战”，这就是“金门炮战”。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问题上提出了所谓的“双重代表制”方案。对此，不仅大陆方面坚决反对，而且蒋介石政权出于奉行“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政策也同样反对，使得美国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需要指出的是，两蒋时期的两岸之争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法统之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谁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问题。[10]台湾当局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主张“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当时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是出于与大陆争夺“法统”地位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岛内政治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李登辉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背离
李登辉主政之初，继续坚持两蒋时期延续下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巩固，李登辉渐渐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以1991年2月台湾“国统会”推出“国家统一纲领”为标志，台湾当局的一个中国概念出现了明显变化。该纲领虽未明确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及其内涵，但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两岸为“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政治理念，隐含着对一个中国的回避和否定，亦即要求“两岸互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在国际间上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事实上，该纲领“预设了‘两个中国’和分裂固定化、长期化的前提”。
1992年7月31日，为贯彻“国家统一纲领”的精神，台湾当局“行政院”颁布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两岸界定为“中华民国”下辖的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并以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理论来处理两岸法律事务，将“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理念法律化。该条例将中国大陆视为与台湾不同的地区，台湾地区的法律和公权力不及于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大陆视同为“外国”，这种精神和做法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
1992年两岸两会在香港会谈时，大陆提出双方应先确定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面不得不开始着手研究一个中国的涵义问题。1992年8月台湾当局“国统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该文件对一个中国的界定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
1993年9月16日，台湾当局发表“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的声明，旨在强调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自此之后，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的涵义相继做出大幅调整，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目的更加显现。
1993年11月21日，出席美国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台当局“经济部长”江丙坤根据“外交部”提供的文件发表书面声明：“中国为一个历史、地理及文化之中性名词。台湾固为中国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一个省。……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
1994年7月5日，台当局“陆委会”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该文件全面吸收了江丙坤西雅图讲话的要点，重申“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从而将“中国”虚体化。该说明书对一个中国的解释，显然与“国统会”在1992年对一个中国解释（一个中国应指1992年成立至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有很大偏离。一个中国从此开始由政治法律意涵上的中国演变为民族意涵上的中国。
1997年2月22日，台当局“行政院”发布“透视一个中国问题”的说帖，在有关一个中国问题上进一步提出：“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建国以来即为一个主权国家。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起，中国即处于分治的状态。其后由于台北与北京均未统治过对方，所以谁也不能代表对方，当然，谁也不能代表全中国，而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统治的一部分。据此，我们认为，与其去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One divided China)，就像现在的韩国、过去的德国或越南一样。”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抛出了“两国论”，即“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内部关系。”至此，李登辉完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族两国”，即两岸同属一个民族，但为两个相互不隶属的“主权独立国家”。
以上回顾和考察表明，李登辉当局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模糊、回避和否定的过程。把两蒋时期的现在式一个中国，及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内涵逐渐蜕变为过去式和未来式的一个中国，并将一个中国的内涵蜕化为“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一个中国”，从而将一个中国虚体化。从表面上看，李登辉当局提出两岸“分裂分治”并未排斥两岸的最终统一，但事实上已经放弃两岸统一的目标。
通过对上述台湾官方文件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李登辉当局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蜕变的轨迹，即“一国一府”、“一国两区”、“一国两体”、“一中两国”、“特殊国与国”。尽管李登辉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前后有所不同，但从总体来看，其一个中国政策可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一个中国指的是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此意义上的中国的一部分；其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等于中国，任何一方也不能代表全中国，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一个省；其三，两岸目前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目前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
与两蒋时期相比较，李登辉时期一个中国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两蒋时期的台湾当局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领土所辖范围包括大陆、外蒙古和台澎金马；李登辉当局虽然声称“中华民国为一个主权国家”，其领土范围涵盖外蒙古、大陆和台澎金马，但强调其治权范围仅限台澎金马，旨在凸显“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是没有直接说出而已，这与蒋经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概念有很大差异。其二，两蒋时期的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并视其为“叛乱团体”，坚持“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李登辉时期则提出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政治关系论述，坚持“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对等分治”、“互不隶属”，实际上开始承认大陆政权的合法性。其三，两蒋时期的台湾当局在处理国际社会涉及两岸关系的事务时采用“零和”规则，以杜绝“两个中国”的出现；而李登辉则抛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谋求“双重承认”，并竭力凸显台湾当局的“主体性”。
（三）陈水扁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抛弃
2000年陈水扁上台初始，其权力根基未稳，为避免过度刺激大陆，他在2000年的“5·20就职演说”中作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表示在他的任期内“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但对一个中国原则却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声称“在既有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坚持认为一个中国是议题而非前提。至其执政地位稳固后，陈水扁便于2002年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并抛出“一边一国”论述，并声称要以所谓“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前途、命运和现状”。事实上，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是将李登辉“两国论”和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加以糅合而形成的产物，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上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将李登辉时期的“两个中国”变成了“一中一台”。
从总体上看，陈水扁当局不仅在政策上完全抛弃了一个中国，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四处破坏台湾当局原有的一个中国政策，坚持“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暂时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最终目标指向是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与过去两蒋时期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相比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两蒋时期从未公开称“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从未表示同意以“台湾”名义参与国际活动。需要指出的是，陈水扁当局尽管在政策层面坚持“一中一台”，但（迫于大陆的威慑和岛内各方的压力）并未在法理层面变更“中华民国”的一系列“宪政符号”。
（四）马英九时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有限复归
马英九当局坚持“宪法一中”，坚持认为“中华民国主权”没有因为“政府迁台”而有所分割，“两岸关系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不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架构之下的两个地区，两岸关系是“非国与国的特殊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马英九当局对一个中国的解释具有两面性，其政治宣示与现实操作存在巨大落差。其一方面在法理上坚持“大中国”意义上的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坚持“两岸对等”、“互不否认治权”等可能导致“一国两府”的政治操作。倘若将马英九当局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两蒋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相比较，可发现两者存有重大不同，具体表现在：其一，两蒋时期是战略性一个中国原则，而马英九时期则是策略性一个中国原则。所谓战略性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将一个中国作为最终目标来对待，强调一个中国的目的性；所谓策略性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手段或工具来处理，未必将一个中国作为最终目标。这是两岸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后，处于弱势一方的台湾所作的消极因应。其二，两蒋时期的一个中国具有一面性、与“台独”没有融通的空间；而马英九时期的一个中国则带有某些两面性，这决定了其一个中国的立场并非刚性且有些摇摆，在某些方面与“台独”有融通的空间（如“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实质上会导致“事实台独”）。其三，两蒋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积极的”、主动性的，强调“反攻大陆”，实现两岸统一；而马英九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则是消极的、被动性的，并非要实现两岸统一，强调“不统不独不武”，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
（五）蔡英文上台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破坏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后，坚持“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的立场，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强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未来及两岸关系发展由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台湾主体性”。其虽然声称要推行“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却在岛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柔性台独”、“文化台独”路线，竭力挖空刨除岛内的中国元素。其虽然称呼我们为“中国大陆”，但其含义并与马英九时期“中国大陆”并不相同。后者是与中国台湾相对应称谓，意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分别是一个中国下面的两个地区；而前者则不同，是相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称谓，其实质意涵是“中国是大陆，中华民国是台湾”。所以从本质上看，其与陈水扁时期的两岸政策并无二致，无非是在手法上更加隐晦、柔性一些而已。截至目前，看不出蔡英文当局有调整两岸政策的迹象，其所谓的建构两岸互动新模式，也是建立在“两岸主权对等”的基础之上的，均与一个中国原则背道而驰。
三、两岸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与分歧
此处两岸关于一个中国的共识与分歧主要是指大陆与国民党关于一个中国的论述而言的，由于双方均认同一个中国，所以才有一个中国涵义之争。倘若国民党像民进党一样不认同一个中国，那么也就无所谓与大陆的一个中国涵义之争了。
根据前面的梳理，可以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变化主轴的两岸关系史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个中国在两岸之间不是“问题”的阶段。如果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强调一个中国。台湾当局当年之所以采用一个中国的提法，也是出于同样的思维逻辑。尽管美国是“两个中国”的最早炮制者，但并未导致一个中国在两岸之间变成一个“问题”。两蒋时期不存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自然就意味着否定己方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大陆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并且以解放台湾，彻底消灭“残余政权”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当时两岸官方关于一个中国的意涵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其一，均维护中国主权的完整性，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其二，均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非一个“主权国家”；其三，均认为在国际上只能有一个政府（且是己方政府）代表中国行使主权。
第二阶段，一个中国在两岸之间成为“问题”的阶段。李登辉主政后，开始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提出“分治的中国”、“阶段性两个中国”来定位两岸关系，并多次通过“修宪”，实现“中华民国台湾化”，一个中国逐渐由“事实”变成“问题”。事实上，就字面意思而言，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强调已经暗含了一个中国成为“问题”的意蕴；否则，根本就不用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就好像现在没有人提出“一个德国”、“一个越南”，更不可能有“一个美国”或“一个日本”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两岸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演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大陆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其出现的变化仅仅是策略上的调整；而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变化则是战略上的根本改变。这是两岸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最大不同。这个变化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只是对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抑或“中华民国”的问题存在分歧。两岸都主张中国应当统一，统一的标志是产生出一个两岸均服从的中央政府，至于何者有资格组织或主导这样的中央政府，双方存有争议。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方面综合实力的日渐壮大，台湾方面已基本丧失与大陆争夺中国代表权的实力。于是，台湾方面逐渐放弃与大陆争夺“法统”地位，改奉行分离主义，企图“另起炉灶”、“独立建国”。
研究两岸官方（特别是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之演变，单单从名称一个中国上并不能完全看清楚，需要结合两岸官方（特别是台湾当局）在政府层面上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来进行分析。倘若借用“国家—政府”分析框架来分析，可以将两岸近七十年来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概括为下表：
余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台湾方面两岸政治关系论述的主轴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与大陆对等、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或中央政府”，大陆方面两岸政治关系论述的主轴则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两岸之间存在着很大政治分歧。从台湾方面来看，不仅其当局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有些当局还运用公权力资源，经由政治社会化途径，向台湾民众灌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观念意识，使台湾民众的一个中国认同率逐渐下跌，这对大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挑战。
回顾两岸关系曲折发展近七十年历程，一个中国变成“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在台湾被逐步解构的过程；而今后一个中国不再是“问题”（或“问题”严重性逐步减弱）的过程，就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逐步在台湾建立的过程，也是两岸逐步迈向统一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两岸经过这么多年的博弈，双方的两岸政策均日趋务实。从大陆方面来看，其已认识到两岸统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台湾方面来看，早期“台独”势力对“独立建国”抱有幻想，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他们终于认识到大陆反对“台独”的坚定决心，除了极少数极端“台独”分子，大部分台湾民众已意识到“台独”之路走不通。这些挫折后的反思对于双方稳健地处理两岸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