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通识读本《民粹主义》(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中，作者穆德(Cas Mudde)和卡尔特瓦瑟(CristóbalＲovira Kaltwasser)在总结多种关于民粹主义定义的基础上，将其核心特征确定在“反精英”和“反多元主义”之上，并认为我们应该将它理解为一种“思维地图”(mental map)，人们通过它来分析和理解政治现实，但其本身不是一套针对政治问题提出综合性答案的意识形态，而是会在不同的场景中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这一处理方案虽然并不错，但民粹主义似乎更显得是一种条件性、附属性的存在，和“标签”的意思其实相差并不太远。
正如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说，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反精英”和“反多元主义”的反抗运动，它还会成为一种统治形式，而这种统治形式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民粹主义都既和民主有关，又带有明显的反民主成分。
如果我们能将这里微妙但又重要的区别展示出来，那么就离把握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了一大步。而这里的“主要内容”又非指向某种单纯利益或抽象价值观念，而是和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政治”(the political)有关。因此，我们在这里是试图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从而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民粹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的视角?我们需要先从其反面，即“非政治”的视角说起。2016年的两大事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人们的预料，因此也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人将这两大事件的一些共同特点，如反精英、反体制、排外、反全球化等放在一起，认为它们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但也有很多人拒绝从民粹主义的角度解读，认为它们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或只是表面看上去“新”而已，这正是我们解释“非政治”视角的出发点。对后者而言，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实际上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自我调节”，是一种很正常的周期性政治变革。因此，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共和党的上台执政并没有什么新鲜。
然而，特朗普竞选成功和英国公投脱欧毕竟不一般，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都大大挑战了人们的预期，这又如何解释?上述质疑或拒绝民粹主义视角的主张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英美两国以及总体而言的西方社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又分为两类:其一是在经济或利益层面，政府过度地干涉市场，以国家强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劫富济贫，严重侵犯了西方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传统。其二是在宗教、文化认同方面，西方社会长期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在政策法律方面越走越远，导致“白左”“政治正确”病泛滥。因此，上述主张认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英国脱欧派，或是欧洲大陆的右翼政治运动，都是对这种俨然已入骨髓的“社会病”的大力纠正。重病要用猛药，这正是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看起来不一般的原因所在。
对此类主张而言，民粹主义在这儿显然是一种廉价的标签，主要用来攻击你不喜欢的政客或政治运动。再者，说到民粹主义，人们一般想到20世纪的拉美，尤其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即民粹领袖在底层民众的支持下平均分配社会和经济资源。
以上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倾向于从一种“道德”，甚至“文明”的视角看政治现象。在这一视角之下，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会被看作一种道德上的病症，当一个社会过度地受它影响时，就需要另一股力量来进行矫正。外来移民和文化的入侵也是更多地被看作一种病症，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则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更关键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也被和其本国的文化甚或宗教联系在一起，排外几乎变成一种保卫民主制度的手段。正因为此，很多看似很“包容”的学者在特朗普的争议方面突然变得极其保守，每每发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调。在这种道德视角之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英国的脱欧，或是欧陆的左翼政党，都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从道德主义视角看政治现象，结果却是对“政治”的忽视。什么是政治?我们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罗马教会在11世纪分裂成东西两个教会，虽同属基督教，却在很多教义方面有重大分歧。但这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纯教义的分歧?抑或它们实际上和东西两个罗马、两个教会之间的政治竞争有关?前者是一种道德、宗教上的分歧，后者则指向一种政治上的分殊。
坚持道德视角看待政治现象，就如同仅仅从教义本身看待东西罗马教会的分裂一样。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政治”不是指日常的权力斗争，而是更具根本意义的权力的分配、重要政治决定的做出和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及可能性。如果从一种道德主义的视角看，公投几乎是一种完美的民主政治的体现，人民没有经过任何代表体制的过渡，“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如果从政治的视角看，公投无疑会增加而非减少在公共议题上做决定的暴力、专断之可能性。这也提示我们不应将民主看作某种文化或文明的产物。特朗普虽然远不可能摧毁美国建国之父们奠定的政治结构，但他代表的有其自身特征的民粹主义显然是对这一结构的动摇，或一种压力测试，未来美国的走向要看这种压力测试的后续。如果仅从减税、反移民、反多元文化政策就判定这是对美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回归，无异于盲人摸象。
“道德的”与“政治的”
道德视角会导致对民粹主义重要性的忽视，模糊它和民主之间的界限，不过也有接受民粹主义概念、体认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巨大区别，但同时又从道德主义视角解释它的论点。如同将特朗普式的右翼政治看作对美国社会病的有效医治一样，有一种正好相反的观点认为，作为一种民粹主义现象的特朗普政治是美国社会病的体现，是现代政治中的沉渣泛起。同样是道德主义的视角，这种论点在今天同样流行，因此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进一步厘清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政治”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特朗普最终获胜之后，那些支持他的人喜出望外，认为终于有一个完全在体制外的人战胜了体制，一个用普通人的方式说话，咒骂、攻击“政治正确”的人打败了两大政党中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精英”。然而对于那些不支持甚至厌恶特朗普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美国政治史上黑暗的一页，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在各方面的进步———女权、有色人种权利、同性恋权利等等———遭到重大挫折和倒退。最关键的是，特朗普对这些“进步”如此不尊重，言行如此不“道德”，却又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追捧，最后居然能够登堂入室成为美国总统，这反过来说明美国社会堕落的程度。这种“心理－道德”的角度在看待民粹主义时其实很流行，它主要从选民的情绪———愤怒、失望、憎恨、恐惧———角度分析民粹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民粹领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这些“非理性”的情绪主导了大量选民的意志，或民粹主义煽动家成功激发了选民的这些情绪，特别是当他们将矛头指向体制内的精英、少数族裔或外来移民时。
穆勒曾经批评对民粹主义的心理学解释，他认为这种分析路径是一个死胡同，因为它无视这些“情绪化”的选民本身可能存在的合理化诉求，也值得在政治中得到有效表达。从心理角度分析民粹主义就如同从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心理解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一样简单和荒谬。然而，当人们急切想为特朗普上台这种“意外”现象寻找原因时，这种心理学解释几乎唾手可得。关键在于，这种解释可以让人站在道德高地做出指控，同时也免于向自身问责。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自己，在大选前她曾说过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是一群“可鄙的人”(deplorables)。虽然事后希拉里为自己的这种描述道歉，但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坚定地相信希拉里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心理分析实际上与道德主义分析在旨趣上一致，愤怒、憎恨等通常是弱者的情绪，他们在道德层面上的表现也常常被看作是负面的。
对从道德主义角度理解民粹主义的路径批评更深入的是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墨菲(Chantal Mouffe)。在发表于2005年的文章《“政治的终结”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The‘End of Politics’and the Challenge of Ｒight－wing Populism”)中，墨菲反思了世纪之交欧洲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在二战之后的首次大规模崛起。如同在今天很多人对民粹主义兴起的应对一样，当时欧洲许多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同样倾向于采用一种道德主义的视角，将这种现象看作某种道德上的退化，如同旧纳粹阴魂不散。自由党刚刚正式参与组建奥地利政府时，欧洲各国就立刻对其一片谴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之进行抵制和制裁。这些右翼政党并非不值得担忧，但这种简单的道德主义立场同样忽视了这样的现实———那些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持者可能有非常值得反映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关切，而且这种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谴责和制裁反而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作为一个由精英控制的官僚机构的形象，让很多普通民众更加感觉只有那些右翼政党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自己。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民粹主义，尤其是其成因? 墨菲的文章标题实际已经给出了她的答案。在她看来，民粹主义在欧洲的重新兴起，以及人们对它普遍缺乏深入理解的最重要原因是“政治的终结”。不过与其说是“政治的终结”，不如说是一种“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兴起，其代表是吉登斯(Antony Giddens)等人倡导的所谓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治活动基本由左和右两派之间的抗争构成，两派各自提供了对“如何组织一个良好社会”的清晰的、互相反对的看法。但随着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人们开始认为这种左右之争已经成为过去，未来属于“居中”的、“以人为本”的理性政治，我们应该追求共识，而不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政治的内容应该是寻找客观中立的解决问题之道，或者干脆就取消“政治”，以“治理”(governance)代之。这种中立的“共识政治”看上去很好，但在墨菲看来，它在现实中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它会将政治泛道德化，如果政治完全失去“抗争”的成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最后在政府层面形成的法律和政策都成了理性、道德、正义的化身，人们也就很难再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它进行批评和反对。第二，正如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的中立化和泛道德化并不真的意味着政治的消失，它只不过是在别处以另一种形式展开而已。在过去，“敌友之争”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展开，虽不和谐，但互相大致承认对方的合理性存在。但在共识政治之下，那些继续进行抗争的人则会被涂上“不那么理性、不那么道德和不那么正义”的色彩，逐步被边缘化。
正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最后成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在体制内找不到合理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只有求诸体制外的力量，这给了民粹领袖们以极好的契机。只要有人站出来反精英、反体制，就能得到人们的欢呼，无论这些煽动家们自己和普通人多么不一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民粹主义”角色，特朗普和左派领袖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以挑战体制的面目出现，他们挑战的对象不仅是对方政党的候选人，而且也包括自己政党内部的建制精英。他们的支持者也大都感到这两大政党虽轮流执政，但基本上换汤不换药，都无法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感受。
有一种观点认为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因为政治太过民主化，左翼民粹主义要求更多的平权，更多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再分配，右翼民粹主义似乎是反过来对这种过度左倾的矫枉过正的反应。但这实际上只是将现象当作问题的本源，左右之争从来都不新鲜，当代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政治的“极化”(polarization)以及民粹主义政治的出现实际上都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之争，出现很多指向“一元式民主”“赢者通吃”的苗头，其原因恰恰和其政治“不够民主”有很大关系。从冷战结束到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内部抗争的动力，上台的政治领袖———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党———都面目模糊，看上去都是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权力精英，这种状况迟早会造成那些“被遗忘的人”的反抗，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可能会偏左或偏右而已。
民粹与民主
上文分析了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和成因，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粹主义，还需要明确指出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区别。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这二者都认同人民主权原则，至少在语言上都以“人民”作为其行动的依据，党派和政治家们都竞相“为人民代言”，因此民粹主义很容易被当作一种标签，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区别很难清晰地界定。
在经济主义盛行、利益分析视角居主导地位的今天，这一困难尤其显著，因为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某种利益诉求比较激烈的表达，它和其他更“温和”的利益诉求表达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有很多从左右之争的视角分析民粹主义的努力，无论是左还是右，如果它过度激烈就导向了民粹主义，但怎么才算是“过度”则并不清楚，因此正好符合将民粹看作“标签”的观点。
至于左右之争，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无非是分配问题，尤其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而认同问题也经常被以各种方式卷入这种争论之中。从根本上说，这是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庸俗版马克思主义共同分享的缺点，即将经济看作政治分析的基础，只不过一个将分析的单元放在个人身上，另一个则放在阶级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被降为第二等重要的位置，它被认为完全是经济和利益关系的后果和衍生物，政治必须从经济的角度理解。
从政治的视角理解民粹主义，即要强调政治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和理解，它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古典的语境中，“政治”首先指向“谁统治谁”以及“如何统治”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涉及民粹主义的问题，我们虽不可能照搬亚氏的观点，但仍然可以从“统治的形式”入手进行分析。今天，人民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谁又是人民?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但谁又能说自己真的是在统治?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但主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用勒弗的话来说，这种矛盾和不确定性正是现代民主问题的发端。
民粹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被体制长期忽视或压制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粹主义者并不认为选票可以表达“大多数”人的声音。当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时，它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要么是体制本身的力量歪曲了选举结果，要么是真正的人民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角度看，人民的胜利就是其所倡导的政治运动的胜利。这里的“人民”其实是一种充满道德意味的构想，它先预设一个“正义”的立场———如大规模减税、排外、反多元文化，然后根据这种立场来判断“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否得到表达，至于人们通过投票表达出来的看法，则一概是次要的。而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内部来看，其领导人的主张又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民粹领袖一般具有权威人格，在其组织内部说一不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治的内在需求，它要表达出来的“人民的声音”必须是单一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内在冲突和分裂，所有与它有所不同的声音都会被看作是反人民的，因而也是不正义的、需要被消灭的。
虽然民粹主义反精英、反体制，因而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挑战，但民粹主义本身并不真的反精英，更不反对政治代表。事实上，几乎正好相反，民粹主义需要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领袖来“代表”人民，替人民发出声音。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常常称自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如果真的没任何区别，缘何他能做人们的领导者，而其他人不能?特朗普也经常被很多体制外的普通人认为是“自己人”，但无论是这些人还是特朗普自己都知道，特朗普一点都不普通，他继承了其父亲的大笔财富，是一个地产商人、娱乐圈名人。但这都并不阻碍查韦斯和特朗普与“真正的人民”之间代表关系的建立，只不过这种代表关系和传统代议制中的政治代表关系有很大区别。在传统的代议制政治中，每一位代表会声称自己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但他们并不会认为其他代表就是无效的、不正当的或应该被彻底清除掉的。从整个政治过程上看，代表和人民(即被代表者)之间存在一个可见的距离，每位代表都从自己的立场、视角出发解释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从而提供自己版本的对人民的代表，但他们永远无法对“公共善”的实际内容做一个完全排他性的占有。事实上，正如勒弗所言，这种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可见的距离，正是现代民主的最基本特征。
在民粹主义政治中，“人民”被看作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在分裂的道德整体，这意味着民粹领袖和人民之间的代表关系也是特殊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通常给被选出的“代表”以一定的“使命”，它使得代表的正当性和权力范围都要受到限制。但民粹主义更经常地将代表看作直接“体现”(embody)了被代表者(人民)，如同前者即是后者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选举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同时代表者(民粹领袖)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距离也基本被取消。换而言之，民粹领袖与人民之间被看作是完全等同的，前者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反对他(她)就是反对人民本身。正因为此，民粹主义虽然号称反精英，然而却更容易产生不受限制的“精英权力”;它虽然也常以反对国家建制的面目出现，但它却反而更容易扩大国家权力。当代政治理论家娜蒂亚·乌碧娜蒂(NadiaUrbinati)就这一点曾评论道:“民粹主义不会导致反国家的后果;正好相反，它会为国家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准备温床。”
结语
现代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而且也将“经济”变成人的生活核心，人被当作所谓“经济人”，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的主要问题被看作是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正如阿伦特所说，这种“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与家庭相关的活动成为人共同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已经失去将人看作“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语)的兴趣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民粹主义这种现象时，很多人———可以说主流的分析———会从经济层面、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去理解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背后的利益诉求，判断这些诉求的表达和实现的模式，并将之与我们比较熟悉的模式比较。这种方法当然有其自身的用处，但它从根本上无法理解民粹与民主的区别，更无法说清楚现代民粹主义的起因以及应对它的有效办法。如果仅仅是一种利益的表达，那么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和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之争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区别，至多只是表现形式有些“特别”而已，但何为“特别”则又完全依赖观察者的感觉。因此，在分析民粹主义时，我们必须突出“政治”的维度，强调其自身内在的重要性。民主与民粹的区别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区别，而不是经济分配方式或与之相关的认同结构上的区别。尽管二者都以人民主权为基础性原则，但民主指向一种开放、多元的政治生活，而民粹则指向封闭的、否定内在分化的政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