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县域经济论坛暨《顺德40年》的新书发布会。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的发言整理。
借着总结顺德40年发展经验得失的契机，我也想从哲学层面探讨一下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所在，其中最主要的哲理我归结为有三点。
务实主义
第一点是务实主义，这一点也是我最想说的。在我看来，邓小平所开创的务实主义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也很认同渐进式改革、双轨制等类似的改革经验总结，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邓小平开创的务实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学课本里就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一句虚话或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是经由俄国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
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进入到邓小平时代。他没有继续革命，转而用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把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也随着这个工作重点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甚至还要再加一句，从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党转变为中国意义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回归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也许100或2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再回顾这段历史，并评定邓小平的贡献或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时，可能会比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
大家都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样的溢美之词充分表达了尊重和感恩，但邓小平本人却可能对此一笑置之，因为他一开始也并不清楚地知道中国这条道路到底该怎么设计，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那就是如果中国再不集中精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再一步步拉大的话，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为此，我们就得敢于去尝试，就得通过改革开放打破观念上的禁锢，包括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局限性的突破和延展。
1979年，广东省委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他就突发奇想说你们应该搞特区，但特区能不能真正搞起来，搞起来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他心里也没有十分清楚的蓝图和把握。五年以后的1984年，他一定要去特区看一看。但从他的回忆录来看，即便是1984年到特区之后也没看到特别大的成就，但他没有说什么，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先不急于定论。只要方向大体正确，不妨再留出一点时间观察和试验，改革慢不得，但也急不得，只要方向对，好方法早晚会摸索出来。基本上也就是从1984年开始，深圳开始起飞，深圳蛇口从出口加工区开始一步步走出一条强劲的工业化道路。深圳的特区经验也给后续的特区建设带来很好的示范效果，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快速铺开。所以，邓小平的智慧就是方向大致正确，方法上“摸着石头过河”，用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处理改革和开放问题。
地方试验
第二是给地方政府自主权，让地方政府有试验的空间。在这方面，顺德给中国的改革带了一个很好的头。邓小平南巡到美的跟何享健说你要胆子再大一点，后者就受到了鼓舞。美的一开始到1992年都是一家集体企业。何享健后来就动手改制，变成员工持股，然后香港上市。但5年以后又发现效果不理想，人人持股等于人人不持股，大家热乎劲一过又回归平均主义的低效，于是1997年他再启改革，把公司从香港转回A股上市，并彻底改制，成为一家民营控股企业，这从根本上造就了今天的美的。美的是中国企业改制成功的一个典范，也是企业传承的典范，何享健没有把经理管理权传给自家人，而是传给方洪波这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因此，在改革和传承上，美的都很有很高的案例价值。中国另一个国企改革的样板是山东诸城，诸城的改制走了另外一条路。
顺德和诸城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为什么敢于进行国企改革？1999年我到顺德调研时询问当时的经委主任，你们这样改制国有企业，有没有批评你们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你们怕不怕？他说不怕，也没有压力，因为给国有企业改制不是资产流失，而是帮国有资产止血。当时的很多国企表面光鲜，实际上是一个空壳，不少厂长经理都在私底下掏空企业，有些企业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顺德人就认为无论国有资产、民营资产都是咱们国家自己的资产，都应该成为能造血的资产，这样产业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因此需要改制的就要改制。
同时，顺德、诸城等不同的地方政府当时为什么敢改革，除了作为基层干部对国有企业的现实有真切的认识之外，还要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形成的共识：允许地方实验。如果没有高层鼓励地方实验和容错创新的大环境，改革也不容易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以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
第三是高质量的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和1980年代比较开放的讨论环境高度相关的。中国当时要尝试不同的方向，而开放的讨论非常有利于探寻和论证方向的正确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通过将近10天的公开讨论，帮助政府确定了价格改革的方向。
北大国发院过去20年间参与了很多公开讨论。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公开讨论对于凝聚共识、推动改革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周其仁老师在中国“入世”之前参与了关于电信改革的讨论，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叫做“数网竞争”，把中国电信分拆成几家企业同台竞争。这在当时是个石破天惊的想法，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资源浪费、重复建设。而周老师认为竞争的好处超过重复建设的成本。他当时几乎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参与讨论，而且处于工信部的对立面，至少完全不是工信最初预期的方案，但讨论到最后，工信部把他请去，并最终高度采纳了他的分拆方案。如果当时没有公开讨论，仅仅是周老师向工信部领导递交一个方案，恐怕很难被采纳，因为没有足够的讨论，工信部即便理解并有心选择周老师的方案，也还面临公众质疑的巨大压力。更何况，真理越辩越明，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正确的方案才能从各种杂乱的方向中剥离出来。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2018年参与的民营企业讨论。2018上半年，民营企业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在股市上，很多民营企业的股价跌去百分之六七十，对于一些股权质押率较高的企业来说，面临着被强行平仓、甚至失去控制权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开始讲什么民营企业“退场论”，重新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搞得民营企业雪上加霜，人心惶惶。9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专门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把各位参与者的发言稿都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带动公众讨论。后来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直到最高领导人11月1日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不仅彻底扭转了民营企业“退场论”等错误观点的蔓延，而且对民营经济的地位和改革方向都有里程碑意义。
从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得出的经验是：为政府写报告、做内参固然重要，但公开的讨论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公开的讨论既有利于去伪存真，也有利于凝聚共识。去伪存真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改革方案，凝聚共识才有利于提高改革方案的社会公信力和执行力。
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三点哲学思考，这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应该是我们未来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