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篇题为《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文， 控诉父母“控制与伤害”》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平台。该报道的主人公王猛（化名）是四川某地级市的高考理科状元，就读于北大最好的专业之一，后又读了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研究生。但是十二年前，他不再回家过年；六年前，他把父母的电话、QQ和微信拉入了黑名单。他将自己的性格弱点、心理问题以及与家庭决裂的根源归结于父母从小对自己以“爱”和“保护”为名的过度控制。文章发出来后被国内多家新闻网站转载，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网友回忆了童年时期亲子互动中存在的类似问题，反思不健康的亲子关系对成年以后性格或行为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字经》有云：养不教，父之过。家长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提供生理性抚育，更重要的职责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培养，使之拥有良好的道德、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成为能够顺利适应社会生活的独立个体。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表明，中小学生普遍对父母持有积极的认可和敬爱态度。因此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四种教养方式
发展心理学家通过“要求”和“回应”两个维度来界定家长的教养方式，前者是指家长通过监督和管教使孩子的行为符合家长要求和社会规范，后者则是指家长通过沟通和满足孩子特定的需要来培养其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这两个维度按照各自程度强弱进行交叉分类可以得到四种简明的教养方式：权威型、宽容型、专制型和忽视型（图1）。
图1 社会心理学关于教养方式的类型划分
权威型是比较好的教养方式，权威型家长既坚持以较高的要求管教孩子，同时也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与孩子存在平等且频繁的沟通。宽容型家长与孩子也存在频繁沟通，但他们并不要求孩子服从某种既定的规则，更强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专制型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且在孩子违背要求时，家长倾向于通过惩罚或强迫的方式要求子女服从，而不是像权威型家长那样通过平等沟通解决。忽视型家长则对子女既没有严格的要求，又缺乏积极的回应和沟通。
笔者尝试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数据考察四种教养方式的占比。问卷询问了初中生家长在孩子的作业和考试、学校表现、交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等六个方面要求严不严格，以此可以界定家长在“要求”维度严格与否；问卷同时询问了家长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事或烦恼等四个方面话题，以此可以界定家长在“沟通”维度频繁与否。
两个维度相结合可以界定出所有家庭的教养方式，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在当前全国初中学生家长中，大约27%的家长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大约40%的家长主要表现为专制型教养，大约34%的家长主要表现为忽视型教养。
专制型教养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相比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亲子关系，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家庭利益优先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表现为拥有更高权威的长辈（父母）要求子女听话、孝顺与尊敬父母，孩子较少有独立性。类似的亲子关系不仅在中国非常普遍，而且在亚洲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也很常见，甚至在世界各地的亚裔群体中也不鲜见。
图2 中国初中学生家长的教养方式分布图
教养方式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特·拉鲁在其代表作《不平等的童年》中揭示了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教养方式差异。她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或贫困家庭的教养方式截然不同。中产阶级家长通常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他们与孩子之间存在大量讲道理和协商；而工人阶级或贫困家长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开展教养，他们与孩子之间不会像中产家庭那样存在那么多言语沟通。
在中国青少年的家庭中，教养方式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位差异呢？笔者根据家长的职业类型、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信息将样本等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从低到高的十组家庭，然后统计每组家庭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比例（图3）。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采用以“沟通频繁”为共同特征的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这两种教养方式的比例相当低，这些家长大多使用“沟通贫乏”的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
图3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的教养方式分布图
不同社会地位家长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家长教育程度是教养方式产生分化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拥有更强的语言能力，更擅长和孩子沟通（包括讲道理、表达自己的要求或回应孩子的需要）；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对教养方式比较敏感，更善于采纳合理的教养建议，并通过专业渠道（如参加家庭教育培训、查阅专业书籍和文章等）解决亲子之间或孩子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缺乏和孩子耐心沟通的能力，对教养方式的重要性也没有明确的认知。
其次，教养方式与家长的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社会学家科恩（Kohn）曾提出，职业会影响成年人的人格特质和人际交往的风格。高地位家长的工作过程通常存在大量协商与沟通，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在亲子相处过程中也会使用类似的方式；低地位家长的工作过程主要是服从管理者下达的指令，较少存在协商或沟通，因此他们也会使用类似的方式与子女相处。
第三，家长的工作时间也会影响教养方式。整体而言，大部分高地位家长的工作/休息时间与孩子的上学/休息时间较为吻合，家长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孩子相处。而部分低地位家长可能要面临长期加班、夜班或轮班，限制了与孩子共处的时间。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中存在的言语沟通需要以长时间亲子相处为基础，因而高地位家长更有条件采用这两种教养方式。
权威型教养方式具有明显优势
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面向生活和工作的教育——培养21世纪通用知识和技能》（Education for Life and Work: Developing Transferabl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21st Century）研究报告。报告提出，21世纪的人才应当具备三类基本技能：认知能力、个体内在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其中，个体内在能力包括心理健康、责任心等，人际交往能力包括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等。这些技能统称为“非认知能力”，因其对个体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而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越来越多的重视。
笔者基于数据构造了自我效能、社会行为、交往能力和集体融入等四个非认知能力指标，并且通过箱线图（图4）展示了接受不同教养方式的孩子在上述四个指标上的得分情况。由图可见，不同教养方式都可能培养出非认知能力较高的孩子，也可能培养出非认知能力一般的孩子，但接受权威型教养的孩子在整体上具有更好的表现。权威型教养可以有效地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减少孩子的偏差行为、强化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帮助孩子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
权威型教养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具优势的教养方式，是因为它很好地平衡了孩子的义务和权利。家长的严格要求能够让孩子顺利地内化社会规范、减少偏差行为，使之明确作为社会人应当履行的各种义务；而频繁沟通又为孩子营造了一种被接纳的情感氛围，体现了对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重，充分保障了孩子的权利。权威型教养的这种优势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得到了验证。
教养方式并不是家长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像是家长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无意识的呈现。对社会地位较高的家长而言，权威型教养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权威型教养具有优势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意识到不良教养方式的后果，也并非所有家长都会像高地位家长那样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因此，有意识地改变家长不良的教养行为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1）管教：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权威型教养的首要特征是家长会坚持以既定的标准和要求管教孩子，这对于减少孩子的偏差行为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在南方沿海某城男子监狱的调查中发现，在这所监狱服刑人员中，17%的人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机会”。
不仅留守儿童可能缺乏管教，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也可能缺乏管教。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09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有82.4%的受访者感觉现在“熊孩子”多，69.5%的受访者认为“熊孩子”现象应当归因于父母没原则的宽纵和溺爱。事实上，孩子好习惯的养成是家长从小严格要求的结果，宽纵和溺爱在孩子任何成长阶段都是不合理的教养。
（2）沟通：营造平等的亲子关系
权威型教养的另一个特征是家长与孩子之间存在平等沟通，这对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人格有重要意义。很多父母常常将孩子视为自己的附属，从而导致不善于耐心倾听和平等沟通，不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要。其实，每个孩子都渴望被尊重、理解、关心和信任。平等沟通是家长向孩子表达上述情感的最佳方式。
在家长制的社会传统中，把孩子视为独立个体而后平等相处是不少中国家长需要面对的挑战。不久前，南京一位33岁的年轻妈妈因孩子写作业时动作磨蹭而动怒，诱发中风，很多家长对此产生了共鸣。不可否认，当前的教育竞争体制给家长以及亲子关系带来了很大压力。但如何在压力之下控制负面情绪，好好地与孩子说话，需要家长自身进行更多心理建设。
（3）教养方式对弥合下一代社会地位差距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在其最近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通过对美国青少年的考察探讨了当代美国社会流动面临的困境。他发现，教养方式在不平等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不能被忽视。优势群体往往会采用更具优势的教养方式，从而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孩子。
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地位较高的家庭在亲子关系中更倾向于使用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接受这两种教养（尤其是权威型教养）的孩子在非认知能力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相反，地位较低的家庭则更多地使用了不利于培养孩子非认知能力的教养方式，从而造成了孩子在非认知能力方面的劣势。
笔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合理的教养方式对提高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在不同地位家庭中是相同的。换言之，优势地位出身的孩子可以因良好的教养方式而获得非认知能力的进步，劣势地位出身的孩子同样也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养而实现非认知能力的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那些劣势孩子获得更好的教养，从而帮助他们缩小与优势孩子的差距，这对切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