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力量争夺区域贸易集团主导权的中心。由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载体的多边主义贸易规则无法回应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的要求，新兴经济体与传统大国在建立多边化区域贸易规则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载体的“亚太轨道”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载体的“东亚轨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1]（P5）。但是，美国退出TPP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双轨竞争格局。虽然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方案于2014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启动，TPP也因日本接手而续命，但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和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目前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前景并不明朗。面临美国退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体系建设的席位空缺，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难得的“中国时刻”？笔者基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现实背景，首先梳理多边化区域主义的理论缘起与现实发展，进而从发展方向选择、载体选择与主导经济体选择三个角度解析中美在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之争的可能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策略选择。
一、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背景
二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发展此消彼长。理论上，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区域贸易协定（RTA）都具有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资源配置国际化的功能，两者交替主导资源的跨国配置[2]（P1451-1518）。当多边谈判的摩擦成本明显大于区域主义，经济体就越倾向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3]（P571-608）。随着多边主义的迭起兴衰，区域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和多边化区域主义三个阶段。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传统区域主义从兴盛逐步走向衰落。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高关税保护贸易政策的影响，建立国际贸易规则成为战后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诉求。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建立主要依托以GATT/WTO为载体的多边机制。这个时期美国坚持全球主义战略，推动GATT在1947–1979年间进行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较大幅度地降低了缔约方间的关税水平。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法律地位得到GATT的认可，开始在非洲与中南美洲等地区发展。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经济体通过南南型RTA实现经济上的联合自强；欧洲国家也逐步走向联合，推动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受美苏两极格局下经济体间的政治竞争影响，传统区域经济集团带有明显的区域对抗性，贸易收益是成员经济体的核心目标。传统区域主义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在石油危机打击和全球经济萧条中转向衰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于1987年2月启动并取得显著的成果，WTO的诞生极大地巩固了多边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功能，传统区域主义退出历史舞台。
传统区域主义后，新区域主义逐渐兴盛并因“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困扰而逐渐式微。WTO继承了GATT第24条中对RTA规定，因而RTA在WTO时代具有存续的法理基础，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主义再度兴盛的基石。为了避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边缘化并维系自身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主导地位，美国调整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预期并开始寻求与小型经济体建立双边RTA，由此触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多米诺效应”[4]（P18-19），大国与小国签署的双边RTA如雨后春笋。这种大国与小国签署双边RTA，而且在谈判中小国单方面对大国让步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被称为新区域主义[5]（P1149-1161）。在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经济体收益目标不再局限于贸易收益，大国与小国的收益目标差异也较大[6]（P5-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原来国内经济中的环境问题、劳工标准、竞争政策、投资政策等议题需要由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进行规范。由于表决制度等内生缺陷，WTO在规范这些新议题上有心无力[7]（P169）；而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RTA对规范这些议题非常有效，因而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开端，传统贸易议题之外的内容逐渐纳入RTA谈判，使大国的国内规则由此上升为区域规则。为了保障市场准入并抵消RTA的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在“多米诺效应”的推动下，非成员经济体纷纷加入已有RTA或签署新的RTA，新区域主义发展异常迅猛。以自由贸易区协定（FTA）为主的RTA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底，通报至GATT/WTO的RTA数量累计有541项，其中FTA数量高达437项。然而，数量激增的双边RTA催生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并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愈发复杂。面碗效应提高了经济个体利用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的成本，阻碍了跨国公司资源配置国际化的功能，也削弱了不同经济体的目标收益[8]（P75-80）。因此，经济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打破面碗效应束缚就成为区域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多边化区域主义应运而生。
多边化区域主义是区域主义演进的最新形式。多边化区域主义是指双边及区域性FTA突破自身封闭而进行对外开放与整合的机制，也是新区域主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调整与发展。多边化区域主义能够打破面碗效应对区域资源有效配置的干扰，也能维持新区域主义模式下大国与小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巨型RTA为代表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多边化区域主义实现的主要途径，并与WTO一同成为支撑未来多边主义发展的两个支柱[9]（P95-115）。RTA的发展看似在空间上分裂了多边贸易体系，但并未从机制上腐蚀多边贸易自由化框架[10]（P147）。TPP、RCEP等巨型RTA谈判重视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无法纳入多边谈判范畴的新议题。就议题领域而言，多边化区域主义是对多边主义制度缺陷的有效补充，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国际贸易新规则塑造的过渡载体。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出现终结了学界内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绊/垫脚石的著名猜想，成为连接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桥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遵循序贯谈判原则，基于开放、包容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将不同的RTA协调融合，对诸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等重叠或缺失的贸易规则进行调整，逐步实现将面碗中的意大利面条转变成“宽面条或者比萨块”[11]（P555-558），进而将融合新一代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规则向多边贸易规则扩展，有序促进跨区域贸易自由化过渡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将面碗内容物合并、拼接成“完整的比萨饼”[11]（P555-558），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
在现实中，全球范围内多边化区域主义进展迅速，以巨型RTA为代表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不断推进。美国主导TPP进程并与欧盟联合启动TTIP谈判；东盟主导中国推动RCEP谈判并取得实质性成果，APEC各成员方共同推动FTAAP建设等。多边化区域合作愈发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深度一体化特征凸显，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包括：一是美国为首的大国主导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以期将国内规则扩展为跨区域贸易规则体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不断融入和推进；二是RTA的建设重心由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亚太地区；三是RTA的成员规模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跨区域贸易协定迅猛发展；四是RTA谈判内容不断深化，第二代贸易规则越发受到成员经济体的重视。
然而，美国退出TPP进程并宣称重新协商或退出NAFTA，这一系列行动均表明现阶段美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发生了质的转变©。美国缺位的多边化区域贸易主义发展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不确定性的双重风险，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进入了相关推动力量对比变化和实现平台深化调整的阶段。在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美国政府退出TPP谈判打破了双轨竞争格局，给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和发展增加了变数，也给中国参与博弈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提供了机遇。
二、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历程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极，受惠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贸易额和吸引外资额的迅猛增长，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FTA快速扩张。
亚太地区的新区域主义起步较晚，直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图1）。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复杂的历史恩怨与现实领土纠纷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掣肘；二是亚太经济体间利益诉求大相径庭，阻碍了RTA的产生。亚太经济体分布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经济体量相差甚远。在新区域主义环境下，亚太区域贸易协定难以满足不同经济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也无法达成规范的RTA。但是，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后，亚太区域主义发展突飞猛进，迅速从新区域主义跨越到多边化区域主义阶段。自2000年以来，亚太地区FTA数量与日俱增，截至2017年底，亚太地区FTA数量总计有232项，是2000年的4.5倍。其中，已生效的FTA数量达147项，另有73项协议在谈判。
然而，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构想早已存在。1994年，APEC茂物峰会提出茂物目标，规定发达成员于2010年前和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并且在1995年APEC大阪峰会批准的《大阪行动议程》中被进一步细化为具体行动方案。茂物目标在亚太区域主义发展之初即明确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追求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这与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理念不谋而合。此外，APEC提出FTAAP构想，但囿于APEC自愿而非强制性原则，这些构想长期议而不动。快速形成且日益加剧的“亚洲面碗效应”损害了成员方利益，迫使亚太经济体不得不严肃对待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
当前亚太地区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要有三大路线，即以东盟牵头中国推动的RCEP、美国缺位日本接力的CPTPP以及APEC框架下的FTAAP。
TPP曾是美国主导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议。2016年2月，TPP12国代表正式签署TPP协议。TPP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利益的完全体现，协议条款内容包括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TRIPs外的知识产权、标准与技术壁垒、投资保护、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环境与劳动标准。美国通过TPP不仅能获得扩大出口、促进就业等多方面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阻碍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形成，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重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12]（P72-80）。但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两党均认为TPP不再契合美国的利益诉求，随后美国退出使TPP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在此困局下，TPP11国在2017年APEC岘港峰会上提出CPTPP方案，以TPP核心内容为基础再次达成协议。当前CPTPP为了实现扩员，主动降低协议条款内容标准，搁置了知识产权、投资、电信争端等条款，但保留了环境保护、国企、劳工标准等议题在内的高标准，以确保TPP协议的完整性以及总体平衡。此外，成员方为美国的回归预留了简便程序。虽然CPTPP已经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成员方对日本的领导地位存在异议，因而除非美国回归，否则对CPTPP的发展前景不宜定位过高。
RCEP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要亚太经济体参与谈判的广域自由贸易协议。RCEP由东盟在2012年11月的东盟峰会上发起，计划在2013年以后成立一个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与的FTA，以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签订的5份FTA（5个“10+1”）为基础开展谈判。随着TPP的快速发展，东盟为了维护自身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轴心地位，在弥合中日两国就东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分歧之后，于2012年11月启动RCEP谈判。东盟首先在2012年峰会中确定纳入该FTA体系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规则，并向其它6国发出邀请，计划2013年后建成自由贸易区。由于RCEP考虑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允许“部分例外”这一规则相对宽松，门槛较低，截至2018年11月，RCEP已完成22轮谈判和若干次部长级会谈，已经进入最后阶段。RCEP原计划争取在2017年底结束谈判达成协议，但谈判完成时点一再推迟，主要原因在于各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诉求差异。
2006年美国发起FTAAP提议，但长期不受APEC重视而进展缓慢。为了避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被RCEP和TPP割裂，2014年APEC北京峰会正式通过《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实现FTAAP有关问题的联合研究，务实推动FTAAP进程。事实上，FTAAP建设的客观条件已然成熟。2014年，APEC区域内部贸易额占其对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高达70%，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例的持续攀升也反映出亚太区域内各成员间紧密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关系。同时，美国对FTAAP抱有很高期望，奥巴马政府把以第二代贸易规则为主体的TPP视为未来FTAAP建设的基础和载体，以“亚太轨道”方式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但随着美国退出TPP，RCEP谈判稳步推进，FTAAP花落RCEP似乎顺理成章。
在双轨竞争格局下，RCEP和TPP在成员上有重合之处，但TPP不包括中国，RCEP不包括美国，这必然不是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最终答案（图2）。FTAAP是实现《茂物宣言》目标的重要途径，显然更适合支撑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在美国退出TPP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发展路径有待进一步分析，目前可能的轨迹包括：一是从RCEP升级到FTAAP；二是美国回归并带领CPTPP与RCEP竞争；三是美国另起炉灶组织FTAAP谈判。
三、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空间
中美竞争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三的空间，主要体现在贸易平台的方向选择、载体选择以及亚太区域贸易平台建设领导力三个方面。
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发展前景研究需要分析在当前经济保守主义肆虐的国际背景下，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是否还存在推动力。笔者主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并判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选择原地踏步还是继续推进。
1． 主要经济体平台内贸易比重与平台内RTA约束贸易比重。亚太地区可能的区域贸易平台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比重以及平台内已有RTA约束的贸易比重参差不齐（表1）。除CPTPP外，2016年主要亚太经济体在可能贸易平台中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然很高，说明亚太地区的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相当发达，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大都集中于亚太当地市场。因此，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符合亚太经济体利益。但是，这些贸易流量中受到制度性约束的却不多，日本、中国在CPTPP和RCEP中都不足25%o，美国在FTAAP和CPTPP中也仅刚超过30%。同时，这部分受约束RTA约束的贸易流量还饱受亚洲面碗困扰，实际利用率很低。
因此，由表1可得到以下几个判断。一是原TPP主要成员经济体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强，没有美国参与的TPP（CPTPP）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关联大幅下降。但是，美国退出后的TPP仍为部分成员经济体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潜在经济收益，在TPP11国的情景下，日本的区域内贸易份额由10.4%跃升至24%。故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成员经济体选择继续推进CPTPP。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回归，未来发展前景只能是一根“宽面条”。二是整体层面的制度性贸易平台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将极大地稳定亚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福利效应也将远远大于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RTA。
2．保守主义与开放地区主义。影响当前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退出TPP正是其国内经济形势低迷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上风的标志。毋庸置疑，保守主义抬头对TPP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短期内打压了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势头。就美国而言，由于两党利益差异，不同政府对贸易政策和亚太市场的重视程度差异很大。一般观点认为，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多采取保守做法，而民主党更愿意采取开放措施获得贸易与经济收益。因此，亚太地区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市场，受民主党政府的重视明显高于共和党政府。
具体而言，20世纪70–90年代初美国主要是共和党执政（民主党仅在1977–1980年当政）。期间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各届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均持相对保守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现新区域主义下的区域合作不仅能扩大收益范围，还能更好地控制其他国家以维持其霸权，于是逐渐参与并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上任后大刀阔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不仅生效了NAFTA，还抛出了“新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以谋求强化美国对亚太市场的影响力。2001年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重新奉行单边主义，消极对待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东亚峰会态度冷淡，甚至曾取消与东盟领袖的峰会。然而，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强化了克林顿时代的做法，从经济、军事、安全等方向全面重返亚洲，在区域贸易政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进TPP。但是，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使得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戛然而止，历史似乎又进入新的轮回。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各届政府的亚太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不难发现其实美国一直在相对保守主义与区域主义间徘徊。如果不考虑党派色彩，总体而言，在国内经济形势缺乏景气时美国倾向于保守政策，而当经济恢复活力时区域主义就会占据上风o。因此，特朗普政府收缩亚太战略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视为应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一种短期手段。考虑到主导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背后隐藏的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等重大收益，在长期美国不会缺席且有可能将重新争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权。
综上，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否继续推进取决于参与经济体的收益与主导经济体的战略考量等。一方面，从亚太地区可能的区域贸易平台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比重来看，亚太地区为主要经济体提供了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市场。推进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符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诉求；另一方面，美国退出TPP，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由于美国的亚太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随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因而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此外，G20汉堡峰会和越南岘港APEC峰会更是强调共建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这均说明在保守主义肆虐的当下，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仍会沿着正确轨道继续推进。
TPP与RCEP曾是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在实现路径与制度安排上的双重选择，但是美国的突然退出打破了这种格局。未来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以RCEP为载体，还是美国回归CPTPP重新与RCEP展开竞争，抑或是直接启动FTAAP的谈判，最终取决于载体RTA的协议文本内容以及经济体参与平台的成本与收益。
首先，经济体的收益是决定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载体选择的第一要素。继续分析表1数据可知：其一，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的贸易份额最高，这说明FTAAP是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终极目标。其二，除中国和美加墨三国外的其他亚太经济体与RCEP的贸易份额均远高于CPTPP+美国，其中中国与TPP的贸易额高于RCEP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很高，说明亚太经济体与RCEP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即使美国回归TPP也难以改变这种现实。其三，亚太经济体与CPTPP的贸易份额远低于RCEP，加拿大和墨西哥对CPTPP的份额甚至不足10%，因此CPTPP难以成为亚太区域贸易平台的载体。其四，从经济体与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看，FTAAP中受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均高于RECP和CPTPP+美国，但大部分亚太经济体受区域内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在FTAAP与RCEP间相差不大，除了NAFTA三国在两者间差距甚大且明显偏向于FTAAP。
其次，协议内容与性质是决定载体选择的第二个因素。RCEP倡导以渐进方式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将东盟与其他经济体间已有双边RTA进行整合、升级，谈判内容集中于传统贸易方式和第一代贸易规则；而美国主导的TPP则致力于快速实现高标准、高质量的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谈判内容更偏重于价值链贸易方式与第二代贸易规则o。CPTPP虽然较TPP的原始文本删除了约5%的文本，但谈判内容仍包含很多第二代贸易规则，涉及区域内部大量敏感行业或部门，自由化水平较RCEP高。从两代贸易规则在当前亚太地区的RTA中普及程度看，绝大多数RTA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与法律承诺度较高，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和法律承诺度就相对低很多，即使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所签署的协议，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也仅为37%[1]（P4-21）。笔者选取第二代贸易规则中七项核心WTO-X条款进一步分析亚太主要区域贸易平台对不同WTO-X条款的覆盖率差异（表2）。RCEP和CPTPP对竞争政策、投资、国内法规、环境保护、TRIPs协议之外的知识产权等第二代贸易规则覆盖率较高，在60%以上，说明上述WTO-X条款得到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认可；相反，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等条款覆盖率偏低，不到40%。其中，RCEP成员方间签订的双边及多边FTA涉及劳工标准条款的比例不到20%，明显少于CPTPP劳工标准覆盖率。这说明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对劳工标准、电子商务等敏感性条款接受度偏低。因此，亚太经济体相对更容易接受以第一代贸易规则为主的RCEP。
最后，经济体参与区域贸易平台的成本是决定载体选择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经济体参与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成本主要是摩擦成本，即经济体的贸易结构与平台贸易结构的匹配程度。如果经济体的出口/进口结构与平台的进口/出口结构匹配良好，就能减小参与平台贸易结构的调整成本；经济体的出口/进口结构与贸易平台的出口/进口结构差异越大，经济体进入贸易平台后的竞争就越小，贸易平台的吸引力也就更大。Michaely（1996）提出由四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构成的指数，度量两个经济体间生产贸易结构的匹配状态[14]（P1-20）。笔者选取Michaely指数的贸易匹配指标TD和出口模式相似程度指标EC来衡量亚太经济体与贸易平台的匹配程度（表3）。前者衡量经济体的出口与贸易平台进口结构的匹配程度，后者是在缺乏生产数据前提下，校验用贸易平台的出口来替代经济体自身生产的可能性。如果参与贸易平台后，经济体与该贸易平台间TD指数与EC指数的匹配度越高，则其参与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降低，经济体倾向于参与该贸易平台。
比较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RCEP、CPTPP三个贸易平台的TD指数可知，至少9个经济体的出口与FTAAP的进口结构匹配度相对偏高，仅6个经济体与RCEP匹配度相对偏高。说明亚太主要经济体参与FTAAP的贸易效应潜力优于RCEP，而且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出口与FTAAP的进口结构匹配度是表中经济体与所在RTA匹配最好的；从经济体进口替代生产角度看，有9个经济体和6个经济体分别与CPTPP和RCEP的出口结构相似度相对偏高，说明从生产效应来看，亚太经济体与所在RTA的匹配度优于FTAAP。综上，主要经济体对贸易平台的选择取决于进口与出口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美国等贸易逆差大的经济体倾向于选择FTAAP，中国等顺差大的经济体则倾向于选择RCEP。
由表3分析可知：其一，亚太主要经济体对FTAAP、RCEP、CPTPP等贸易平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经贸收益考量。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的贸易份额最高，FTAAP受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也相对偏高。故FTAAP对亚太主要经济体更具吸引力；其二，贸易平台协议内容与性质是载体选择的约束性因素。亚太地区以发展中经济体居多，如果选择相对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的CPTPP甚至FTAAP直接作为载体平台，将无法全面有效地协调各经济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承诺，谈判与建设进度必然缓慢。因此，短期内RCEP更易得到亚太主义经济体的认可；其三，经济体参与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载体的选择。在贸易和生产结构匹配程度综合衡量下，现阶段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亚太地区更加倾向于建设能够获取更多的潜在生产效应的RCEP。综上分析，不难发现RCEP是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目标，FTAAP是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终极载体。实现RCEP不断深化升级，稳步向FTAAP过渡是实现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主导经济体是决定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发展方向的第三因素。主导经济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经济体量；二是经济体对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整合能力；三是自身意愿与解决内部利益集团冲突的能力。一直以来美国引导着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美国退出TPP不免给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造成负面冲击。但是，基于美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轨迹，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主导。美国作为未来FTAAP的潜在领导者，中国作为当前RCEP的核心力量，未来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的主导经济体将会花落谁家？
此外，CPTPP作为当前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建设进程中屈指可数的RTA，理论上日本也具有成为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主导经济体的潜在可能性。然而，日本一贯受制于美国战略，无法在亚太地区形成经济、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地区权力基础，其主导地位难以得到亚太主要经济体认可。虽然日本签署了日欧自贸协定，并领导TPP转型为CPTPP，表现出想在全球区域合作中施展作为的雄心，但日本在CPTPP谈判中仍保留了美国提议的环境保护、国企、劳工标准等议题的高标准，这表明日本并不是想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仅作为美国在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的看门人静待美国回归。此外，日本经济实力长期下降，偏小的市场容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独自领导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可能。因此，日本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仅仅是一个跟随者而非驱动者。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的竞争日益凸显[15]（P82-90）。接下来将从经济体量、区域谈判整合能力以及协调国内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三方面分析中美双方成为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领导力量的可能性。
第一，在经济实力方面，当前的领导力量是美国而未来的领导力量是中国。供给必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区域经济合作领导力量的重要标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领域最稀缺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最终市场需求。核心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是吸引中小经济体参与RTA的重要因素，是核心经济体向RTA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分析中美两国对TPP（CPTPP+美国）、RCEP和FTAAP三大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推动力，笔者选取两国在2005年至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作为最终市场需求的衡量标准，直观显示两国对所在三大RTA的拉动作用（图3）。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规模相对RCEP及FTAAP经济总量的比值上升趋势明显，到2015年已经分别上升到54%和27%，表明中国对RCEP及FTAAP发展显示出强劲的推动力。中国如果在未来10多年能够保持目前这种发展趋势，即使是保持国内经济规模中速增长，也有望逆转美国成为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第一动力。同时，美国经济规模对TPP和FTAAP而言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要美国不主动缺席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无论是重返TPP还是重新组织FTAAP谈判，现在或是未来它都是决定性力量。
第二，在整合区域力量方面，中国对区域经济体的整合力量逐渐提升，美国依然是区域内的主要力量。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推进，中国加大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但是，中国在亚太地区除了提供市场和参与金融货币合作等，难以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此外，中国与周边经济体还存在历史问题纠葛和领土争议，中国整合亚太地区经济体建立区域性贸易平台的能力并不够强大，这也是中国推动东盟主导RCEP谈判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始终是亚太地区最为强大的力量存在，除了市场空间与经济援助，美国向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提供了包括政治、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公共产品，亚太地区的很多经济体对美国存有依赖。从美国主导高标准的TPP谈判并很快达成协议，不难发现美国在整合亚太区内经济体利益，并组织大型RTA谈判上具有强大的能力，短期内中国难以企及也无法获得这种能力。
第三，在协调国内不同集团利益方面，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由于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经济体内不同集团的利益影响各异，利益集团对参与区域性贸易平台建设的态度不一。因此，合理协调国内利益集团间的分歧也是主导区域性贸易平台建设的关键能力。对于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除了两党间的利益分歧导致两院决策过程拖沓，政府部门和行业间的利益差异也很大，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推进RTA持积极态度；代表制造业利益的商务部和代表农场主利益的农业部对敏感行业和产品的开放程度更为关切；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国务院则注重贸易平台带来的外交安全等非经济收益[12]（P76-77）。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重心是修正奥巴马政府的遗留政策，贸易政策总体采取保守主义做法，倾向于与中国、日本、德国等贸易大国单方面解决贸易问题，短期内推进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不再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政府决策方面比美国有效率，但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力量并不比美国弱。在RTA谈判中，有关国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问题、农产品等敏感行业问题等议题进展缓慢。因此，中美两国在协调国内利益集团方面都有巨大提升空间。比较而言，美国在推进贸易平台建设时谈判速度快，但批准程序慢，甚至谈判的结果会遭受国会否决，中国正好与美国相反。
综上可知：就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力优势呈相对下降趋势，但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全方位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等都决定美国是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为了不触犯敏感行业和产品贸易保护集团的利益并且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旧高度关注亚太地区的发展态势，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因而，美国将会继续扮演亚太地区的事务管理者和秩序塑造者的角色。对中国而言，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上升，国家政府认识到通过双边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逐步将周边外交战略向政治、安全合作等领域扩展。推进AIIB、“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大自身的地区辐射力和影响力，通过增强地缘依托实现从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中国方案”向“国际共识”转变。不过，当前在实现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以及提供全方位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面，中国政府的能力建设仍存在欠缺。现阶段，中国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推进中同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并且作用不断增强。对比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预期建设标准与主导力量，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在预期建设标准与力量对比上存在错位。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内的现实力量，力推面向未来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第二代贸易规则，并以此为标准建设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中国作为区域内部实力上升趋势明显的未来力量，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贸易平台的建设以获得现实目标为基础。出现这种错位的原因是美国希望通过继续把持未来贸易规则的制定来实现国家利益与维持区域主导权，而中国则是基于自身现实稳步发展。
FTAAP是实现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功能的理想载体，美国退出TPP导致路线之争悄然落幕，这也使得RCEP在短期内成为实现FTAAP的唯一可能路径。虽然CPTPP对贸易自由化和规制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远大于RCEP，不过FTAAP相对于CPTPP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未来美国对建设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热情重燃，直接启动FTAAP谈判的可能性比回归TPP更大。此外，美国不可能将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除了已经提出“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o，还会通过贸易争端等各种间接手段牵制中国在推进RCEP谈判与FTAAP建设方面的努力[16]（P91-99）。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国应积极推进RCEP谈判和FTAAP谈判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加强改革，协调不同集团利益，提高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自由化水平，并逐步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第二代高标准贸易投资协议规则，提高对外开发与合作的水平。
首先，中国需要稳步推进RCEP谈判与FTAAP的谈判准备。中国应把握当前美国暂时退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战略机遇期，推动RCEP谈判与准备FTAAP谈判。RCEP与FTAAP是未来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最可能的两个载体，中国需要把握这两个载体的发展轨迹，具体需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利用好当前中国参与的各种区域治理机制，有序推动RCEP谈判进程，争取尽早达成协议；二是要主导RCEP谈判规则的制定，努力提升RCEP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最少保证以现有各个RTA各项协议中的最高开放水平为基础谈判RCEP的具体协议内容，并尽量引入“WTO-X”第二代贸易投资规则，减少未来向高水平FTAAP升级的谈判成本；三是要建议形成RCEP的扩容机制，可借鉴TPP的“4+X”谈判模式，建立RCEP的未来扩容机制，逐步将有意于RCEP的亚太经济体纳入RCEP体系。
其次，中国应该通过国内改革更好地促进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与参加全球治理的重要契机，事关对外开放的国策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国内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一是要推进国企治理、环保规则和TRIPs之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环境、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改革[17]（P1-4），建立起与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兼容的经济发展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因参与多边化贸易平台而利益受损的产业和个体的补偿机制，减少参与多边化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三是包容理解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实质与内涵，通过参与高水平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形成深化国内制度建设和推进多边化贸易平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通过国内改革完善规则制度建设，并逐步提升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标准，使多边化贸易平台的建设标准与自身实力的提升趋势相匹配。
最后，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符合地区需求特征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美国回避国际责任，放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深度变革之中，再度引发人们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思考[18]（P4-17）。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需要将经济实力逐渐转化为区域影响力，形成协调区域事务的能力。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以填补美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空缺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随着亚投行的成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受到区域经济体的欢迎[19]（P34-39）。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实力，逐渐增加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环境保护、防病减灾、防范跨国犯罪、地区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从经济向社会领域延伸，逐渐向更高层次的安全与防务等领域拓展，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接受度，提升中国对区域事务的协调能力，并最终转化为中国在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能力。
